一

早在1924年冬，瞿秋白曾与茅盾比邻而居，那时候两人交往就比较频繁。茅盾当时是商务印书馆党支部书记，在其家开党内会议时，瞿秋白曾常代表党中央出席。此前，瞿秋白就曾经通过郑振铎给茅盾留下了印象。[1]公事上和私下的往来，使瞿秋白和茅盾的友情逐渐加深，而两人的分歧则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论战。论战中两人互相阅读对方的文章、互相辩驳。因此，瞿秋白与茅盾的文学交往主要集中在1930—1934年。其间瞿秋白不仅对茅盾的《路》《三人行》提出批评，而且还对《子夜》创作产生重大影响。瞿秋白对《子夜》的修改和批评，是革命改变文学的最具体而典型的例子。刘小中甚至认为“瞿秋白对茅盾《子夜》创作的帮助，是瞿秋白从政治战线转向文学战线后所办的第一件实事”[2]。的确，瞿秋白的修改和评价不仅影响了《子夜》的文学史评价[3]，也影响了茅盾的文学史地位。瞿秋白与茅盾的特殊关系，提供文学交往与文艺思想互动的考察入口的同时，也让后人得以更好地理解革命时代里文学与政治的独特交缠。

瞿秋白夫妇结束第二次赴苏行程回到上海后，曾见过当时已经脱党的从日本回来不久的茅盾。[4]由于瞿秋白稍后即陷入政治命运转折期，而茅盾也于此前脱党，两人一度失去联络。后来茅盾才从弟弟沈泽民口中得知瞿秋白的境况和地址，第二天便前往探访并请瞿秋白审阅《子夜》原稿及写作大纲。两天后当茅盾再访时，因情况紧急，瞿秋白夫妇临时在茅盾家避难，其间两人天天谈《子夜》。[5]因此，瞿秋白不仅得以在《子夜》创作过程中发表不少意见，对作品实际创作产生较大影响，而且当作品完成后瞿秋白也能较早进行评论。更重要的是，瞿秋白的评论对《子夜》的文学地位和历史地位都产生了影响。从这两方面来看，瞿秋白与《子夜》互动就不仅是读者与作品（作者）的关系，而是独特的指导者、作者和批评者与作品（作者）的关系。这类关系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并不多见，而且也只有在左翼革命时期和思想组织化的情境下才有可能发生。瞿秋白与《子夜》的关系，因此最终成为革命与文学互动的象征。

当初茅盾构思《子夜》时，只是准备写“都市——农村交响曲”。按原设想，都市方面设计有三部曲：《棉纱》《证券》《标金》。陈思和认为：“《子夜》这个故事，是写一个二十世纪现代的王子、骑士、英雄，一个工业界的神话人物，以及这个人物在上海的传奇故事。所以，这样的故事和写作动机，很难说它是写实主义的，我们过去都说茅盾是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写这个故事的，从茅盾个人的阐述和作品表面来看，这当然是对的，但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有谁写出过这么栩栩如生的资本家？”[6]然而，在瞿秋白强化革命意识的介入下，《子夜》从小说情节设计构想到人物细节表现都发生了许多变化。

茅盾曾回忆瞿秋白介入《子夜》的缘起。[7]从茅盾对创作过程的回忆看，瞿秋白介入过程可谓相当深入具体。瞿秋白对《子夜》在情节结构设置、人物刻画、小说细节上都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对于这些意见，茅盾或是照单全收或是稍微做些调整。其中，茅盾照单全收瞿秋白意见的有：

1.《子夜》最初结局设想是，吴荪甫跟赵伯韬两人斗到最后，由于工农红军打到长沙，两派资本家握手言和，他们联手起来跑到庐山去狂欢，在豪华别墅里互相交换情人纵淫。这种结局在瞿秋白看来当然不合乎革命前途的必然逻辑，也不合阶级分析的结果。因此瞿秋白建议“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尾，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能强烈地突出工业资本家斗不过金融买办资本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没有出路的”[8]。现在的《子夜》结局正是吴荪甫失败想自杀却没有成功。可见《子夜》里失败结局并非茅盾最初的构想。

2.茅盾回忆：“秋白说：‘福特’轿车是普通轿车，吴荪甫那样的资本家该坐‘雪铁龙’。又说：大资本家到愤怒极顶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这两点，我都照改，照加。”[9]现在的《子夜》里，茅盾就增添这些细节——奸淫送燕窝粥的保姆，坐雪铁龙轿车——来表现所谓的资本家骄奢淫逸的特性。

3.瞿秋白曾建议茅盾“作为‘左联’行政书记先写一两篇文章来带个头”，“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以及一九二八年以来的普罗文学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10]茅盾“遵照秋白的建议”写了《“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中国苏维埃革命与普罗文学之建设》等，这是茅盾回国后写的最初一批文艺论文。文章中许多重要内容在写作前曾与瞿秋白交换过意见，“其中有的观点也就是他的观点，例如对‘五四’文学运动的评价”。[11]

茅盾只是部分吸收瞿秋白意见，而在小说中稍微调整的有：

1.瞿秋白在工人斗争和农民暴动方面给茅盾讲了许多政策和场景，但茅盾却因不能深入体验具体生活，又不愿意做概念化描写，于是割舍正面写农村场景的计划，突出写城市，尤其写资本家之间相互争斗的情景。茅盾说《子夜》中对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刻画是“仅凭‘第二手’的材料”[12]，就是指瞿秋白等革命政治实践者提供的材料。

2.茅盾虽没听从瞿秋白写农村生活的建议，但当时已完成的正面描写农村的第四章还是保留下来了。因此这部分与全书显得有些游离。

3.茅盾回忆《子夜》里“关于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我没有按照他的意见继续写下去，因为我发觉，仅仅根据这方面的一些耳食的材料，是写不好的，而当时我又不可能实地去体验这些生活，与其写成概念化的东西，不如割爱”[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