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陈映真文学的左翼进程[106]，存在着来自诸多不同渠道的思想资源的影响：不仅有众人耳熟能详的五四新文学整体思潮传统的承续，也有基督教的宗教激情和责任感刺激产生的坚忍精神；既有来自文学写作伦理探索的动力，也有源于现实社会人生改造的革命道义担当；不但有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殖民主义思潮的乡土民族立场的反拨，也有对抗现实政治生态恶化的统筹运作。然在这种情势下，多数论者不是把陈映真左翼文学完全政治化，就是片面将其文学化。事实上，陈映真不同阶段的文学左翼逻辑各不相同，现实意义和文学价值也同中有异。这才是这个有着较为执着的政治理念、社会蓝图构想的“差异性”作家的独特文学品格。
概而言之，陈映真文学左翼的思路逻辑，是从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承续，进而自觉向往“鲁迅左翼”[107]的思想追求，最后在特定政治情势和历史地理叙述的葛藤中，走向文化政治和泛政治写作的再度左翼。
1.承续五四新文学传统
陈映真曾阅读过不少五四时期的新文学作品。他谈及对鲁迅《呐喊》的阅读时说：“随着年岁的增长，这本破旧的小说集，终于成了我最亲切、最深刻的教师。”[108]不管从何种角度解读这段回忆，陈映真深受五四新文学传统影响是确实的。五四文学对弱小者发声的道义、对黑暗势力的鞭挞、对社会不公的悲愤抑郁、对社会变革的探求热情、对彷徨不前的燥热与烦闷……都在陈映真早期小说中有所体现，如《面摊》《乡村的教师》，乃至1967年发表的《唐倩的喜剧》仍不乏五四新文学探索者对社会发出的冷嘲热讽与愤激沉思。
五四新文学时期借助宗教热情展开对新社会思索的路径，同样呈现在陈映真的文学写作中。如黑格尔所说：“宗教不仅只是历史性的或者理性化的知识，而乃是一种令我们的心灵感兴趣，并深深地影响我们的情感，和决定我们意志的东西。”[109]在陈映真早期创作中，源于家庭背景和童年成长经验而来的基督教意识一直弥漫其间，甚而成为作品人物命运、故事氛围的基本元素，特出者如短篇小说《我的弟弟康雄》。
其实，不仅仅是思想情绪和题材受到影响，就连陈映真早期的文体探索也和五四新文学探求者异曲同工，如《面摊》的场景片断连缀呈现、《我的弟弟康雄》的日记体写作，都是五四时期新文学写作者常用的文体实验形式。
在现代主义文风盛行的六十年代的台湾，陈映真作品闪耀出浓厚的个人主义迷梦光泽，呈现出“忧悒、感伤、苍白而生苦闷”[110]的五四知识分子风貌。与此同时，虚幻的新社会想象及对现代中国的缥缈想象，也使陈映真的现代主义有了明确的政治情怀寄寓。这种夹杂现代主义思索的个人感伤主义，也使其早期文学写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接上了脉络[111]。那因“有特殊的台湾问题在”[112]而与时俱来的家国政治情怀，则为他再次与大陆三十年代的左翼的合辙埋下了伏笔。
2.“鲁迅左翼”的追求
陈映真深受鲁迅的影响。[113]陈映真说：“鲁迅给了我一个祖国。他影响着一个隔着海峡、隔着政治，偷偷地阅读他著作的一个人。”[114]但钱理群认为，陈映真的鲁迅认同“不是偶然的”，他“把鲁迅看作是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特别是现代中国的左翼传统的载体，所感受到的，所认同的是鲁迅背后的‘中国’”。[115]钱理群的立论颇有以陈映真酒杯浇大陆鲁迅研究块垒的意味。他是将陈映真作为“台湾的鲁迅”或“鲁迅在台湾”进行历史论说的。为此，他才将陈映真定性为在台湾发扬“独立于党派外、体制外的批判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鲁迅左翼”传统的知识分子，甚至指出“陈映真正是这样的批判知识分子传统在台湾的最重要的传人和代表，陈映真也因此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史上获得了自己的特殊地位”。[116]
无论把哪个台湾作家当作鲁迅精神传承象征，其根本问题都是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有鉴于此，才会出现把不同的台湾作家当作“台湾的鲁迅”的命名战。把陈映真当作“台湾的鲁迅”[117]，在哪一点上有意味呢？我认为，是他们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18]命题上的左翼思索与实践。当然，二者历史情境不同，尽管有钱理群所概括的三个相同点[119]，但其现实选择与政治旨趣大相径庭。最大的差异，恰恰是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时的选择和实现方式。与鲁迅在1927年后疏离与间性的思想文化批判立场不一样，1958年后的陈映真的左翼转折越来越从文学贴向了现实政治，即便是其中的文化政治。
陈映真文学的左翼转折，逐渐走向文学政治化的探求。1958年后，陈映真曾说：“在文学上，他（即陈映真自己——引者注）开始把省吃俭用的钱拿到台北市牯岭街这条旧书店街，去换取鲁迅、巴金、老舍、茅盾的书，耽读竟日终夜。［……］在他不知不觉中，开始把他求知的目光移向社会科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在这文学青年的生命深处点燃了激动的火炬。从此，《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教程》、斯诺《中国的红星》（日译本）、莫斯科外语出版社《马列选集》第一册（英语）、出版于抗日战争时期，纸质粗粝的毛泽东写的小册子……一寸寸改变和塑造着他。”[120]
思想资源的改变，很快在陈映真的文学写作上得到体现。1964年陈映真的代表作《将军族》发表，抒写两位社会弱小者从隔膜、理解到相爱的凄美人生，在悲悯的温暖中谱写人性尊严的凯歌。实事求是地说，如果不是特别在意作者和小说题材的台湾情境，其实大可不必有本省、外省人之流的解读，小说不过传达了一个信念——“被压迫的人们，背负伤痛的人们，是可以、应当相互理解和关怀的”[121]。这种情感，也是陈映真所说的“要永远以弱者，小者的立场去凝视人、生活和劳动”[122]。按钱理群的论说，这是“一条左翼知识分子的原则”[123]。张梦阳先生则申述更详：“左翼中的‘左’字，并不是‘左’倾或者激进之意，而是一种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平民意识，一种眼睛向下看、同情和支持弱势群众的精神。”[124]
如果说《将军族》的写作大致和鲁迅《故乡》相类，那么《一绿色之候鸟》则以一只绿鸟引出对三位六十年代台湾知识分子（赵公、陈老师以及季公）生存状态的探索。这篇有点象征主义神秘趣味的小说，被认为是陈映真作品“高度难解的一篇”[125]。其实它与《唐倩的喜剧》异曲同工，无非表达陈映真对战后台湾文化环境的独特感受和洞察而已。只不过，前者还带有点感伤主义光泽，后者则“呈现出一种比较明快的、理智的和嘲讽的色彩”[126]而已。而从《将军族》对底层弱小者的关注，到《一绿色之候鸟》《唐倩的喜剧》对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批判，陈映真的文学左翼变得日益理性化和理念化，而且与历史语境紧密结合，呈现出理念化的文学品格、抽象化的政治色彩。而当陈映真开始用“理智的凝视”进一步完成文学左翼转折时，他不仅穿越了当时流行的现代主义迷思，也显现了“抵抗体制的知识份子”[127]的左翼本色。
可见，陈映真“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128]的知识分子基质，在其执着的文学左翼进程中，接续着他对左翼社科书籍的阅读，使他自然而然地越过文学边界转入了实际政治中。1968年陈映真因“民主台湾同盟”案遭遇了七年牢灾，以政治转入与文学淡出的方式为其文学左翼添了一段现实人生版的从文学到政治的“歧途”，实现其“在一个历史的转形期，市镇小知识分子的唯一救赎之道，便是在介入的实践行程中，艰苦地做自我的革新，同他们无限依恋的旧世界作毅然的诀绝，从而投入一个更新的时代”[129]的自我期许。
3.走向文化政治的再度左翼
1968年到1975年间，因文学左翼而介入实际政治的陈映真，阴差阳错地在牢狱中见证了前辈左翼革命政治家的鲜活史。他“亲身感受到历史的发生：整个世界的变化，都对里面产生影响”[130]。前辈政治家的确给了陈映真一点力量，使他坚信自己的抉择是合乎历史的。庆幸的是，时过境迁的思索与对照，让陈映真多少有点倒错版的葛兰西意味，他回转到文化政治领域开始了左翼之旅的再出发。
陈映真再度被文坛关注，是因为1977年的乡土文学论战。作为“乡土派”论战一员，陈映真一面著文批判西化派丧失民族立场，一面指斥“扣帽派”文人的政治伎俩，体现出了鲜明的国族情感以及反抗体制的左翼品格。乡土文学论争的介入和参与，成为陈映真从单一现实政治转入以文学政治诉求为旨趣的再度左翼旅程的转折点，政治意识与文学探索的结合，成为陈映真后期文学的鲜明表征，从《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到《铃铛花》《山路》《赵南栋》，从商业社会批判小说到政治小说，无不如此。
面对台湾的政治处境和岛内社会情势变动局面，在牢狱生活中反思了左翼革命史进程的陈映真，对自己左翼旅程开始了再出发。一方面，缘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陈映真举起批判大旗揭露美日跨国资本对人的异化、对人性的压抑扭曲。如在《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中，陈映真就以文学漫想录式的写作，形象展现了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残酷事实，对消费时代下的人性困境进行了追问。在《云》《万商帝君》中，陈映真不仅延续着对跨国企业的批判，还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温情面纱下的虚伪民主以及剥削事实。陈映真因此成了“在文学上深刻反省台湾资本主义化之下，社会制度与人性冲突的第一人”[131]。1979年，陈映真再次因为左翼批判激情而遭到短暂拘捕，后因时局变迁、四方声援而免遭劫难。[132]
在审视资本对人的异化的同时，陈映真还以台湾地下党员为题材，通过政治的文学书写还原台湾五十年代历史真相。这类政治小说的写作，成为陈映真八十年代文学写作主题，希望通过对历史的发掘、族群记忆的召唤，记录台湾被遗忘的左翼社会运动史。狱中七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也唤起了陈映真再度左翼的热情；回转到文学写作的现实抉择，则成为他倾诉政治理想的通道。终于，《铃铛花》《山路》和《赵南栋》等作品以更冷静、稳健的心态，传达出陈映真历久弥坚的左翼力量。《铃铛花》以儿童视角勾勒台湾左翼革命者的悲情命运，在山野清新的记忆里，还原台湾左翼社会运动的斑斓。《山路》借助柔情辗转而又刚毅坚强的女主人公千惠，讲述台湾左翼革命党人的悲壮历史，在家国呵护中展开对左翼理想者的歌颂，传达出对现实商品资本社会磨灭人性与历史的讽喻。《赵南栋》则透过左翼革命者与其后代的命运与精神对比，批判了弃置理想、无视历史、消解信念的台湾社会。正是在深沉的悲哀与思索中，陈映真审视着台湾资本主义社会畸形繁华梦下的虚无、空洞与苍白，对台湾社会历史开展了一次左翼革命者的精神漫游与想象救赎。
有意思的是，陈映真的再度左翼之旅，已不再是文学道路上的一马平川。对这个心中充满着难以平抑的社会改造热情、有着异常浓厚的政治意识的左翼写作者而言，溢出文学边界的力量寻求，总是难以忘怀、挥之不去的魅影。走向泛政治因此成为陈映真再度左翼的深入。1985年11月，陈映真伙同他人创办了《人间》杂志，希望以报告文学与刊物政治相结合的行动方式，通过对变革中的台湾社会议题的实际介入和参与发言，在社会文化思想政治运动中实践自己的左翼理想。不仅如此，踏上泛政治征程的陈映真，再次朝着更为政治化的方向前行。1987年后，他“由于全力投入政治实践终止了小说创作12年”[133]。1988年陈映真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政治角色的参与，成为陈映真再度深入左翼的乌托邦热情的政治表达。自此，整个九十年代，陈映真几乎都在两岸奔走，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南方朔曾说：“在世变日亟，倒错、淆乱、残暴等充斥的这个时代，具有乌托邦信念的人已成了空谷跫音。”[134]
与其奔走于两岸一样，在左翼转折的文学进程上，陈映真同样往复在文学左翼与实际政治之间。作为小说家沉寂了十二年后，两岸社会政治风云人物陈映真，在1999年以崭新姿态回归文学，一如既往地对台湾社会历史发言[135]。其后三年连续发表了他的三篇小说：《归乡》《夜雾》和《忠孝公园》。《归乡》以两个台湾国民党老兵的身心纠结，思索中华民族大认同的历史内涵和情感意蕴。《夜雾》和《忠孝公园》大胆突进日据时期和大戒严时代的台湾史，探究现实台湾政治生态的前世今生，批判人们功利短视的历史遗忘症，反思政治投机面具下的台湾民众的精神危机。显然，陈映真的发言，面对九十年代以来台湾政治生态的恶化，对于台湾社会精神的荒废与空洞趋势，对种种无视日据时期和大戒严时期台湾史实的政治投机，无论于公于私、于文学于政治、于乡土还是于民族，都包含着左翼激情和梦想。日据时期和大戒严和解严时期的台湾史，恰恰是海峡分离史。破解这两段历史的现实心结，正是祖国统一大业中最有说服力和最有亲和力的难题。陈映真文学再度“左翼的深入”与“文学回归”，由此实现了涵盖民族与政党、省籍与国籍、民族与国族等诸多议题的泛政治的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