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瞿秋白何时介入、如何介入、为什么要介入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呢？介入效果又如何呢？

1931年9月3日，瞿秋白写了《苦力的翻译》，指出了翻译问题上革命立场的重要性。同时期，瞿秋白接受鲁迅委托，重译俄国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解放了的董·吉诃德》[46]和《铁流》的序言[47]。据相关回忆，“这时候，两人不但还没有见过面，并且也没有什么通信”[48]。此时此刻两人在翻译观上并无交流，瞿秋白对鲁迅与梁实秋已经持续了一年的翻译论战也没有公开的发言。

瞿秋白和鲁迅“两人最初的见面”，根据冯雪峰的回忆是“大概就在《毁灭》译本出版的时候”[49]，可见，瞿秋白和鲁迅的直接交往，最早也应该在大江书铺版的《毁灭》[50]出版之后，即1931年10月前后。另有一说，是1932年夏末。[51]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读完了鲁迅送给他的、由鲁迅亲自翻译的小说《毁灭》。瞿秋白随即就小说出版意义和翻译问题，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余言的信。1931年12月28日，鲁迅回信答复瞿秋白。瞿秋白的这封信，后来以《论翻译》（署名“J.K.”）发表在《十字街头》第1—2期（1931年12月11日、25日出版）。鲁迅的答复信则以《论翻译——答J.K.论翻译》为题，发表在《文学月报》第1卷第1期。在瞿秋白写于1931年12月5日的《论翻译——给鲁迅的信》中，瞿秋白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据此可知，1931年末前两人没见过面。再者，1932年6月20、28日，瞿秋白还再次去信和鲁迅讨论翻译问题，并以《再论翻译答鲁迅》刊于《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1932年7月10日出版）。信中两人的讨论仍旧未表露出二人有过会面，由此推论，见面大概也就是1932年夏末，瞿秋白由冯雪峰陪同，与鲁迅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始他们的并肩战斗。

可见，瞿秋白和鲁迅在翻译问题上的联系，最初只是缘于一些翻译任务的委托，渐渐地瞿秋白才有机会与鲁迅讨论翻译的问题。鲁迅对瞿秋白中俄翻译才华的赏识，当然使得瞿秋白有胆量和自信主动与鲁迅讨论翻译问题，甚至敢于纠正鲁迅的一些观点。而且，也正因为在翻译问题上两人存在分歧，所以才会有此后的一论再论。显然，瞿秋白和鲁迅之间关于翻译问题的三封通信的发表，是瞿秋白和鲁迅关于翻译问题的一次公开互动，个中有辩驳也有潜在的质疑和回应，但体现出来的两人的情感趋近和思想遇合是毫无疑问的。

瞿秋白与鲁迅在情感上的相互趋近，除了三封翻译通信的发表，也存在外在因素的推动。其中，鲁迅和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文学的论战，就在这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推动的作用。当然，与其说是因为翻译论战让瞿秋白和鲁迅相互靠近，不如说是瞿秋白和鲁迅因为翻译任务而牵合的翻译观的讨论，使得瞿秋白注意到了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也使得瞿秋白从更高、更严的要求介入了这场从艺术的翻译观滑入翻译观的立场之争的论战。所以事实上，正是瞿秋白与鲁迅的这些翻译通信的发表，成为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再起高潮的“导火线”[52]。

一般来说，主动介入某种纠葛，即便是学术论战，无非两个理由：一是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二是相信自己可以抗衡对方。瞿秋白主动介入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战，也同样如此。除了瞿秋白对自己的翻译才华有着相当自信之外，还因为翻译论战对瞿秋白而言有着相当的利害关系，只不过这种利害源于“非私人”的考虑，因为瞿秋白首先是个政治革命家，而且是个负有领导责任的革命政治家——尽管彼时已经大不如前。

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是鲁迅在上海靠写作为生的时期，也是鲁迅思想日益走向革命的阶段。此刻的鲁迅，刚刚经受了太阳社和创造社等团体的围攻，又纠缠于梁实秋漫长的翻译论战。瞿秋白此时此刻写的这封信，一方面，不自觉地介入了并且再次激发了梁实秋和鲁迅的翻译论战；另一方面，也在关键时候给了鲁迅莫大的来自革命阵营的道义支持。瞿秋白说：“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评的精神，我们应当开始一个新的斗争。你以为怎么样？”[53]“《毁灭》的出版，始终是值得纪念的。我庆祝你。希望你考虑我的意见，而对于翻译问题，对于一般的言语革命问题，开始一个新的斗争。”[54]瞿秋白希望把鲁迅的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他明确地指出：

你的努力——我以及大家都希望这种努力变成团体的，——应当继续，应当扩大，应当加深。所以我也许和你自己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象爱自己的儿女一样。咱们的这种爱，一定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精力增加起来，使我们的小小的事业扩大起来。[55]

反过来，鲁迅之前是出于对瞿秋白的中俄文之间的翻译才能的欣赏，才与瞿秋白有翻译事务上的交流。但这封关键时候的正儿八经的关于翻译问题的来信，却让鲁迅感觉获得了“同志”和“朋友”的理论支援，尽管瞿秋白对鲁迅的翻译观更多是出于革命立场上的赞同。但在革命角力氛围笼罩的年代（事实上，在讲求成者为王败者寇的中国式人事与功业逻辑的语境下，大多数的学术讨论都是如此），学术观点上的正确与否，远不如讨论立场上的一致与否重要。尽管就语言翻译才华而言，梁实秋并不逊于瞿秋白，但瞿秋白郑重而稳健的革命化的翻译理论支持，却使得鲁迅因此对瞿秋白的翻译才能和翻译立场产生了更大的认同和更高的赞赏。

毋庸讳言，瞿秋白对自己的俄文的翻译才华和中文的文学修养有着相当的自信，甚至是自负。如果不是因缘际会进入革命政治，瞿秋白肯定会喜欢当一个新旧兼容的过渡时代的知识分子，这也是可以想见的。实事求是地说，当一个知识分子、文人或者现代作家，一直是瞿秋白心中的梦想。因此，在与鲁迅相遇的路上恰逢“翻译问题论战”这一盛事，瞿秋白此时此刻选择介入翻译问题的论战，绝对不是一个率性的轻易之举。

显而易见的理由，起码有三点：第一，这是一个可以让瞿秋白找到自己与鲁迅、梁实秋等学术思想知识精英们进行对话、切磋的机缘。当然，瞿秋白肯定也认为，除了文艺战线上的政治谋划外，这更是他为自己开辟学术政治战线的一个大好时机。因为翻译论战不仅仅涉及语言文学的才华，更关系到对现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逻辑的发言权、领导权的掌控。第二，更有意思的是，瞿秋白介入翻译论战，并非只是纯粹地帮鲁迅站台和助阵，他是左右开弓——既有在内部的对鲁迅的说服，也有在外部的与梁实秋等人的斗争。第三，论争双方对瞿秋白而言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就鲁迅而言，是战斗中的统合；就梁实秋而言，是阶级斗争（或言“阶级性”的论争）在翻译场域中的开展。正是基于以上考量，瞿秋白介入这场翻译论战就有着多重面相，这不仅让瞿秋白与鲁迅的关系讨论有了更丰富的思想空间，也使得这场翻译论战变得更有学术和历史的张力。怪不得瞿秋白会说：“可是，谁能够说：这是私人的事情？！谁？！”[56]的确，这场翻译论战无论对哪一方而言，都不会仅仅是“私人的事情”，但也并非与“私人的事情”无关。

于是，学术论战迅速与立场结盟，二者难解难分，论辩中的人的力量的分化组合也在同步完成。在鲁迅与梁实秋二者论战最艰难的时刻，瞿秋白因缘际会地支援了鲁迅；而在三次与左联关系密切的文艺论战里，鲁迅也以左联盟员的身份发出了自己的“战叫”。至此，“战友”就不再是瞿秋白单方面的认同性称呼，而已经是一种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共识”。可见，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异乎寻常的亲密友谊”[57]，乃是在现实社会斗争、思想归化与日常交往的互动中形成的。这当然是基于左联这一个平台，尽管鲁迅在台前，瞿秋白在幕后。现在，因翻译论战二者深度结缘，从论战同音变成立场同盟，当然也形成了力量共同体。

瞿秋白和鲁迅的交往，自此从思想幕后走向了现实政治角力的前台，形成了文化政治意义上的合力与交集。随后，事实上起码要等到1931年的9月份之后，瞿秋白才开始和鲁迅展开一系列的文学合作，有文学论战的调度、编书（集子）、合写杂文、评鉴欣赏等等。当然，文学合作而双美的事情，综观历史可谓稀少，但二人政治的文学合作却是佳话连连，从闻名到见面，从见面到抱团，从谈文学到论翻译，从翻译论战到文学政治的合作。此时此刻，瞿秋白眼中的鲁迅，当然不仅仅是那个孤独呐喊的作家，也不再是单纯的“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58]了，他是“敬爱”“亲爱”的“同志”。对于瞿秋白而言，鲁迅已经是“我们”——“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