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战争是文明社会的产物，但现代战争同样是野蛮的，其野蛮程度较之从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和其他许多战争文学作家一样，丘东平笔下的战争书写，有民族国家的立场，也有政治意识形态的立场，但这不是他探究的着力点，他的目标“显然高于一般的爱国宣传”[54]。丘东平是主动沉入战争当中的写作者，正如林岗所言：“革命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日常生活……革命不是一种有待深入的‘生活’，而是生活本身。”[55]倘若把“革命”换成“战争”，基本上可以概括丘东平与战争和战争文学的特殊关系。
除了“主动地选择战争，并以士兵的身份进入战争”[56]的独特姿态外，丘东平战争叙述的维度也与众不同——他特别敏锐地看到了战争本身的野蛮和反人类、反文明的荒诞，也看到了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的阳光与阴影”[57]。而关于战争的野蛮和反文明、反人类的一面，此前并非没有人发现，但在开掘现代中国战争的蛮性方面，在同代的中国作家中，丘东平实在是少见，甚至是仅见的一个。
现代中国战争的蛮性，体现为其爆发频仍，密度大、数量多、场域广。这自然是因为现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政权更迭迅速。而另一方面，现代中国的变迁则又异常沉滞与缓慢，循环往复。从地方军阀的成王败寇，到抗日战争的义旗辗转，从中国军队内部的自我倾轧，到异族铁蹄的灭绝摧残，其间所发生的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战事，年轻的丘东平大都亲身经历过。在《沉郁的梅冷城》里，克林堡与华特洛夫斯基亲兄弟之间的手足相残，导致了一百七十二个无辜的生命转瞬即逝；《麻六甲和神甫》中，地痞麻六甲和保卫队一样，肆意掠夺教堂和神甫的财产，甚至以掠夺和杀戮为人生之乐。许许多多的生命在戏弄、嘲弄和戏耍中变得毫无尊严和意义，盲目而且麻木。正如小说里写的：“人们传说着失踪的神甫已经死了，教堂里的神甫变换了一个，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了，大概他们以为失踪的事对于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上也有点儿关系的。”[58]叙述类似的惨剧连环，丘东平的笔调平稳沉郁，乃至阴冷短促，无论句式还是词句，都呈现出对战争之蛮的直截了当、深入骨髓的把握和感知。《沉郁的梅冷城》里，面对一百七十二个鲜活人命陨灭的瞬间，丘东平却仅仅用了两句话叙述，外加一句“独语”便戛然而止：
华特洛夫斯基是有着他的过人之处的，他命令保卫队驱散了群众之后，随即把克林堡捆缚了，给五个保卫队送回家里去。
因为，他说：
“克林堡今日得了疯狂的病症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保卫队便枪决了那一百七十二个。[59]
类似场景描写一再出现在丘东平小说当中。《红花地之守御》也有这种虐杀俘虏的片段，死亡场面堪比集中营：
这惊人的场面是终于痛楚地展开了！
我们，一百四十三人一齐地发射了一阵最猛烈的排枪，这排枪有着令人身心颤动的威力，黄色的俘虏崩陷的山阜似的一角一角地倒下了，——随着那数百具尸体笨重地颠仆的声音，整个底森林颤抖了似的起着摇撼，黄叶和残枝悚悚地落了下来，而我们底第二轮排枪正又发出在这当儿。
回顾我们自己底队伍，是在森林里的丛密的大树干的参合中，弯弯地展开着，作着对那黄红交映的尸堆包围的形势，像一条弧形底墙，……[60]
此类对战争蛮性的叙述，无一例外，丘东平都是在仅用几个连词的情况下，把一出出酷烈悲剧，写得像一阵风似的。杀人者和被杀者一样，麻木不仁。这一切都呈现在叙述者刻意装出来的冷漠中。热铁与热血，刹那间凝聚在生冷的死水中，令人感到寂灭与痛楚。想必这就是丘东平战争蛮性写作的魅力与张力之所在。倘若抛开诸多因素，就战争本身而言，无非就是你死我活的生命搏击、野蛮厮杀。其手段和惨烈程度，并不会因为战争双方是文明国家就变得文明起来。丘东平的战争书写，敢于直视战争朴素的缘起与本质，不回避也不止步于此，这就是他对战争之“蛮”的体味与传达，也正是他战争书写的平实有力、震撼人心的地方。
此外，丘东平对战争的蛮性体味，还在于他对战云逼迫下脆弱人性的揭示。这不仅表现为作品中大量出现神经质式的人物、语言和故事，也呈现为一种狰狞可怖的、抑郁阴冷的文本叙述风格。兹举一例：《十支手枪的故事》中，瞎子赵妈的女儿小玛利，偶然瞥见绅士藏在放香糖的木盒里的十支手枪，从此就被编织进了一张不可摆脱的死亡之网。而绅士掩藏十支手枪，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的接待，原因是他“一向便喜欢接待这一类的人物，有权威，有势力，只要他们肯在他的门口出入”[61]。最后，绅士扼死了小玛利，绅士杀人逃逸又被夜巡的哨兵抓住了。十支手枪也阴差阳错地由绅士的妻子缴到法庭，尽管绅士并没有供出关于手枪的秘密，一切不过是因为他的妻——“她是希望着能够减轻她的丈夫的罪状”[62]而已。类似吊诡的悲剧，与《一个孩子的教养》如出一辙。当然，就阴冷酷烈的战争蛮性书写而言，《通讯员》[63]更为出色。战友纷纷战死，通讯员林吉必须时时面对回忆的刺激和他人的不信任。最终，他陷入生不如死的困境，在邻人诘问下愤而开枪自杀。
发掘并大量书写着战争的“蛮”，这不是丘东平写作的独到开拓。可放眼中国现代文学的战争叙述，却极少有像他这样深入骨髓地了解、体验着战争的蛮性的。这自然是因为他是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敢于正视战争的小说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从战争起点开始体验、观察和书写战争的，是一个眼睛向下和向前的参战者、观察者，而不是单靠着想象和文字阅读的后设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