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几乎已经是所有现代文学史著述的通识。但事实上两个“革命”不但文武有别，而且在入思理路和论述逻辑、理论旨趣上都有着千差万别。尽管基于现代性的多面相，革命也被视为一种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40]，然而注意到现代文学的革命一贯性，又提出过三次文学革命论并系统论述过三次文学革命论之间的因由曲折的，却只有瞿秋白。可以说，瞿秋白是从事现代文学史革命演义的第一人，代表作之一就是他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41]。
其实，《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并不是瞿秋白最早以“革命”论现代文学成败的论文。早在1923年10月，瞿秋白就已经带着俄国考察期间习得的革命思维，尝试运用现代革命的文学史观写下《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文章劈头就说“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相信“东方的日始终是要出的”，到时候就“大家走向普遍的光明”，文学世界要有“劳作之声”。[42]《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是瞿秋白运用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尝试之作，思维逻辑之简单也显而易见，主义“帽子”满篇飞。但这种以革命起点切割文学史的思路却从此兴起，不仅越来越成为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论的基本招式，而且成为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思路模式，甚至是唯一模式。
任何模式的生成都离不开系统化的理论阐述工作。1927年1月，瞿秋白翻译了《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发展确立两大理论武器：唯物世界观和方法论。1927年2月17日，瞿秋白在其论文集自序里强调“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43]。因此，如果说此前瞿秋白专注于“革命实际工作”[44]的理论，那么1931年后的瞿秋白，他能且只能关注文艺战线理论，其中就包括文学革命史的演义工作。
1931年5月30日，瞿秋白刚从革命实际工作转到左翼文学战线。结合长期对汉字拉丁化工作的思考和当时文坛现状的观察，为发动被瞿秋白自己称作“第三次的文学革命”一部分的“文腔革命”[45]，瞿秋白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首次以革命化的思路系统演述了彼时近三十年的中国近现代文学发展，其入思理论和论述逻辑极为典型，影响深远。
从论述前提、论述进程、论述结论和论述旨趣来看，瞿秋白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始终是在宣写一篇檄文，目的是论战，而并非仅仅写学术论文。事实上，瞿秋白在那个时代语境和情势下写的文字，几乎也不可能有过多的学术考虑，他最初和最后之目的都是政治斗争。《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可谓是二十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上极具典范性的文字。解析其通篇文字入思的轨迹，当可发现其在后世“振臂一呼应者云集”[46]般的巨大回响。瞿秋白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目的就是发动“第三次的文学革命”。
瞿秋白认为，“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新言语”，所以要用胡适提出的“文学的国语”和“国语的文学”的观点来考察近现代文学三十年发展史中的“三次文学革命”：第一次是梁启超等人在小说界、诗界、文界的“三界革命”，第二次是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第三次是瞿秋白倡导的“文腔革命”。
从“新言语”（“国语”“现代的普通话”）的角度看，“第一次的文学革命，始终只能算是流产了”，“根本算不得革命”，只形成了“旧式白话小说”，因此“建立了相当意义之中的‘新的文学’，但是并非国语的文学”。“第二次文学革命才是真正的文学革命”，但“只建立新式白话的‘新的文学’，而还不是国语的文学。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
于是，结论就自然得出了，“国语的文学至今还没有建立”，必须展开“第三次的文学革命”，展开“文腔革命”。第三次文学革命是文学革命的新阶段，目标是“新的文学”的产生、“新的言语”的产生、“现代普通话”的建设三合一。
具体而言，瞿秋白的第三次文学革命，其要素有四个方面：
文艺内容上“不但要反对个人主义，不但要反对新文学内部的种种倾向，而且要认清现在总的责任还有推翻已经取得三四十年前《史记》《汉书》等等地位的旧式白话的文学”。
文腔改革上“不但要更彻底的反对古文和文言，而且要反对旧式白话的威权，而建立真正白话的现代中国文”。
革命的对象是“现在的旧文学——旧式白话的文艺，以及高级的和低级的新式礼拜六派，当然，这个革命运动同时能够开展‘新文学界’内部的一种极重要的斗争”。
革命的目的是“必须包含继续第二次文学革命的任务——建立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所谓‘文学的国语’）”，“必须要有他自己的‘新的言语’——真正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是必须建立的，这是文学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先决条件”。[47]
纵观《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行文思路和论争逻辑，一切皆围绕革命需要而动，主旨就是要发动一场从语言到文学乃至文化的革命。当然，这不只是一场文史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革命，也是一场共产国际主义视域下民族文化的内爆式革命。
显而易见，瞿秋白梳理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史，真正目的并不在于文学史本身，而在于通过对文学史在革命思路下的重新叙述，获得文腔革命和建立现代普通话的历史合理性。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瞿秋白叙述近三十年的文学革命史，不过是服务于他在文学战线上新政治任务的提出与推演，给自己也给处于低潮的左翼革命事业寻找一个继续革命、继续高潮的领域和理由。倘若结合“盲动主义”的相关历史背景和瞿秋白的个人遭际，这场革命的发动就变得意味深长。然而，就瞿秋白本人而言，它既是瞿秋白刚刚从政治斗争回返的现实需要，也是共产国际强势语境下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全面发展的需要。
根据革命需要而重构历史，一直是瞿秋白非常关注和热心的事情。瞿秋白以文学史为中心的中国社会史思考其实也早已展开。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认为“俄国文学史向来不能与革命思想史分开，正因为他不论是颓废是进取，无不与实际社会生活相的某部分相响应。俄国文学的伟大，俄国文学的‘艺术的真实’，亦正在此”[48]。
除了试图在文学史到思想史领域夺得革命话语权之外，巧合的是，瞿秋白还对自己领导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其他范畴的历史写作也极为关切，甚至每每情绪激动。1931年，《布尔塞维克》[49]的第4卷第3期发表了华岗写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此时的瞿秋白已经离开政治旋涡的中心了。当瞿秋白看到这篇大革命史论后，激愤之余，他在1932年5月8日写下了长文《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50]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此时此刻的瞿秋白，以其身份和地位都没有必要去关心此事了。但瞿秋白之所以对1925—1927年的大革命史异常关注，与他那时的思想倾向有关。当然，从另一个侧面，这也体现了瞿秋白对革命历史叙述本身的高度重视。
有鉴于此，回首瞿秋白基于三次文学革命论而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其文字情怀和革命热情无疑就更为可亲可解。虽然瞿秋白已经从政治斗争的中心转移到文学战线上，但出于个人革命活动的历史延续要求，从革命任务的口号提出的合理性论证出发，瞿秋白仍然以强烈的使命感，结合个人体验，投入了对三十年近现代文学史的革命“演义”事业，于是才有了这篇堪称促成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观革命兴起的檄文——《鬼门关以外的战争》。
有意思的是，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瞿秋白将文艺和革命政治两条战线并驾齐驱的论列模式，以及对二者进行相互呼应的意识形态建构的做法、动机和实践逻辑，尽管对于其本人而言是情之所至理之必然，但无形之中却为此后的文学史叙述开了革命演义路数的先河。可是，放观后世诸多红色文学史写作，因为大多属于抽离了具体当事人的历史体验而将论述普遍化，此一“反现代”[51] 的现代文学史论述模式便很容易由洞见变成偏见与盲视。而把文学与政治实践相提并论、互相映射，甚至以文学发展史类比社会革命史、军事斗争发展史，这种做法也轻易地把艺术史堕落为社会革命的譬喻史。
问题显然还不只如此。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中所呈现的论述模式，那种基于政治需要而采取先破后立的斗争史观，那种长江后浪拍前浪的革命进化史观，其影响所及，并非仅仅波及红色文学史，它甚至影响着一个乃至几个时代中国人的衡文、入世与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