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事实上，因为倘若把《百合花》置于现代左翼文学传统朝向当代的演绎与变迁的链条上，茅盾当年评论中论及的《百合花》的新质素，近年来的原创说争议和性吸引说的洞见与盲视，都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和融合。这正如文本中的核心意象“百合花”一样，《百合花》的叙事本身就是多元的。作家正是以此为基点，从技巧、情节、结构、观念、内容、叙述等诸方面对故事展开描绘，以女作家小清新的笔法构建大历史主题，将战争宏大叙事与日常情感伦理融合，其间既有革命政治，也有人性人情，既有现代的光泽与智慧，更有传统的光辉与温暖。

毋庸讳言，革命中的恋爱与战争中的爱恋，无论是军民之间，还是左翼革命同志之间，在性别意味上都包含了男女关系。因此，无论是茅盾当初的“军民关系说”，以及近年来的“性心理叙述说”，二者完全可以并存于对小说内容的解释。《百合花》妙处之一，也就在于其内容喻指的丰富性，即军民之间、男女之间在相互融洽和相互依存的关系比喻上的有机统一。而正是这种立足于男女情愫上的人物观照和抒情微调，才使得《百合花》的当代战争叙述探究与现代左翼文学抒情传统接上了头，延续并变化着。当然，男女情感的确赋予了《百合花》丰富的叙事延展性，但这显然并非仅仅是“性”的丰富，更是一种历史性的丰富，它包容了从左翼革命时代到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性变动与人情更迭。

细读文本，可以发现《百合花》的叙事正呼应着左翼抒情传统的当代演绎与变迁：从恋爱到爱恋，从革命到战争，从左翼革命的非正规军到解放战争的正规军，从左翼革命叙述的“潜民”到解放战争中的军民。一言以蔽之，从红色恋人到鱼水军民，一个置身于边缘的前革命时期的左翼文学天地，一个则处于主流战争英雄史的回顾与建构时期（后革命时期）的当代写作新语境。为此，与现代左翼文学注重的革命夫妻或者红色恋人模式不同，《百合花》的叙事在战争环境下、在随时都可能全民皆兵的情况下，其人物关系也依据历史新语境迅速被简化整合成军军（军民）关系。换而言之，小说《百合花》既然本意要写战争，自然突出的应该是军民关系。

按理说，小说《百合花》里的“我”（女文工团员）、年轻媳妇和通讯员、团长等都是军民关系。男女关系不是重点，也不能成为重点。可是，一方面，军民有界限，但战争时期的政治需要的却是模糊界限，因为这有利于战争动员和政治思想上的统战。另一方面，左翼战争叙事继承的是左翼革命文学的抒情传统，军民关系如果按职业或社会角色看待，二者又的确并无交集，不会有太多的抒情关联。那么，如何既能叙写好政治统战性质的军民关系，又能继续保有左翼小说光荣的抒情传统，这就成为当代作家试图继续在新时期进行左翼化抒情时遭遇的写作难题。

显然，无论从政治思维上还是艺术逻辑上，军民关系的融通都是当务之急。而把军与民的社会角色界限模糊化的最好办法，自然就是上升为比喻意义。而在比喻意义上的军民共存，甚至还可以带来更高层面的比喻汇通——男女相依。茹志鹃显然从军民鱼水情深的中国式比喻中，觅到了当代战争叙事接通现代左翼抒情传统的关键。于是，《百合花》在文本表面上是结构军民关系的故事，内在感情上则在诉说着军民之间朦胧美好的情愫。表里的错位和有机统一，使得《百合花》既可以叙写好政治统战性质的军民关系，又能继续保有左翼小说光荣的抒情传统，所谓合则双美。“百合花”因此成了这篇小说里一切情感勾连与故事汇通的乡土中国情感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