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瞿秋白转向关注鲁迅的杂文，是在他们合作写杂文之后。在转向对鲁迅杂文的关注后，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突变。这种突变与他们交谊的飞跃和革命情势的紧迫度密切关联。

据鲁迅书信记载，1933年3月20日，鲁迅主动向北新书局李小峰推荐由瞿秋白编选的自己的杂感选集。[12]同年4月8日，瞿秋白编就《鲁迅杂感选集》[13]并“花了四夜功夫”[14]写成长篇序言《〈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为迷惑敌人，瞿秋白化名“何凝”并故意在序言末署“一九三三·四·八·北平”的字样。而为了《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鲁迅亲自批划了该书的编排格式：与《毁灭》《两地书》相同，23开、横排、天地宽大、毛边本。[15]扉页上，还选用了鲁迅喜欢的司徒乔为其作的炭画像。不仅如此，鲁迅还亲任该书的校对，亲自为瞿秋白支付了编辑费。

可见，《鲁迅杂感选集》的出版，不仅“可以说是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产物，是他们友谊的结晶”[16]，也是鲁迅研究史和瞿秋白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起点。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此后则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解释鲁迅的范式文本。[17]尤其是由于在“研究态度和方法论，被认为具有示范的意义”[18]，此序文更因此而成为鲁迅红色经典化进程的开端。与此同时，这篇长篇序言也是瞿秋白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并将其本土化的重大突破，是其文艺思想实践成就的重大体现。

《鲁迅杂感选集》首先体现的是瞿秋白作为“选家”的眼光。由于瞿秋白与鲁迅在人生经历上的相似因素，所以选本的编纂和序言写作，也部分出于瞿秋白的夫子自道。[19]瞿秋白的编选范围，是鲁迅已亲自编辑出版的杂文集[20]。纳入瞿秋白编选范围的杂文，基本涵盖鲁迅自1918年至1931年底这十四年间创作的杂文，总量大约占鲁迅自编杂文集的三分之一。当中对鲁迅杂文写作年份的注重情况也各不相同。从入选杂文思想内容看，瞿秋白主要以强调鲁迅反封建、反国民党政府和趋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进程（包括与反动文艺思潮论战[21]）为编选标准。[22]对于那些文学性和学术性较强的杂文则一般不收入。[23]对鲁迅反击太阳社和创造社围攻的文章，也多采取规避或淡化论战色彩的处理方式。[24]

在整部选集的正文部分，更是明显贯穿着瞿秋白注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文艺思想。《鲁迅杂感选集》以选家瞿秋白长篇序言为开篇，以被选者鲁迅的《〈二心集〉的序言》为收束，将选家评述和被选者自评完美统一了起来。可见，在编选时，瞿秋白先入为主地对鲁迅杂感的历史发展确立了认识标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革命生长。瞿秋白继而以此为编选的思想准绳，裁定、删削和截取入选篇目的范围和内容。因此，瞿秋白特别看重鲁迅在1921年《新青年》分化时期的杂感，也尤其关注鲁迅在1925—1928年大革命转折时期的杂感。至于瞿秋白选择鲁迅《〈二心集〉序言》为选集收束的重要原因，则是它展现了鲁迅思想无产阶级化的发展进程。因为鲁迅自己曾写道：

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25]

与此同时，在编选《鲁迅杂感选集》过程中，瞿秋白一方面按历史时序、根据鲁迅杂感文字本身来择取篇目，从而对鲁迅进行革命化叙事和整理；另一方面，瞿秋白也根据鲁迅本人皈依革命进程的自我梳理来塑造其经典形象。于是，在编选过程中，作为选家的瞿秋白，以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的方式，不仅完成鲁迅和自己在革命文艺统一战线上的会师，也促成鲁迅以杂感写作方式进行革命的思想上的转变。这既是瞿秋白编选工作上的革命行动，也是瞿秋白文艺思想在编辑工作上的体现。

而当编选工作和革命策略完美会师后，瞿秋白接下来便要对全书的编辑工作进行总结，做一场关于鲁迅杂文选编的革命经验总结报告和文学战线上的革命总动员。相对于瞿秋白译介、编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述的成功而言，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的意义更为重大。因为这项工作，瞿秋白不仅在中国本土革命语境内成功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学创作实践结合的典范，而且还打造出一个红色鲁迅的形象，塑造了一个革命文艺上的红色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