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一个人的生与死，在中国现代漫长而驳杂的战争视域中，的确是稀松平常的事。周扬认为丘东平“为革命牺牲是值得尊重的”，是基于革命本身的立场判断，也就是对丘东平参加战争的左翼立场的肯定，即革命与否的认定；但周扬断定丘东平“当作作家来看”则是“死了也并没有什么可惜”[84]，显然是对其文学价值和才华的蔑视。
无疑，丘东平的写作才华主要呈现在大量的战争书写上。鉴于上述讨论，我们也可以明了，丘东平战争书写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对战争立场的选择和明晰，而在于对战争与人、战争与文明之类关系的反思，对战争本身的残酷野蛮的反思。道理很简单，丘东平不仅亲身经历了太多的战争，而且他往往是沉浸于战争自身又能跳脱出战争来反思。这样一个战争的文学书写者，在讲究和率先关注立场和动机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能被施之以“人”与“文”的区别对待，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无论如何都还算得上是丘东平的幸运，当然也是周扬在文学批评上的厚道和辩证之处。这也足以表明，周扬在文艺与政治之间，在评判丘东平上面，的确充分表露了他的非凡之处。
周扬相关判断的合理与有分寸，并不表示这些判断本身在文学价值上的批评正确。周扬的判断固然表露其作为党的文艺批评家的持重，但也说明他对丘东平文学价值评定的“束手无策”。周扬可以敏锐感知作家在革命与文艺方面的“立场”，但他却没有办法判断丘东平在战争书写上的探索价值。换言之，周扬也许正是因为丘东平在战争文学上不够鲜明的写作立场和革命姿态，进而否定了其文学艺术上的成就和价值。这种先入为主的“盲视”与“洞见”，或许就是周扬这一评说的“经典”意义所在。
正如前面所论，长期以来，对丘东平文学的评价也好，对其人的判断也罢，基本上都以周扬的“话中话”为前提。至于说那部以丘东平自杀为题材的小说《东平之死》的发表引发的再讨论，根本原因就在于，这篇小说不仅否定了丘东平文学上的价值，而且还否定了其本人在实际战争中的“革命”立场，也等于彻底否认了丘东平的“人”与“文”。这显然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比周扬的判断更为决绝。
事实上，周扬对丘东平的战争书写并非毫无了解。但就是立场（政治标准）第一的文学批评前提，阻碍了他对丘东平文学艺术成就的深入探讨。也就是说，周扬根本就没有（也许是不能）用惯常的文学批评标准来讨论丘东平的战争文学。如何判断战争文学的价值？对于周扬这一类的批评家而言，只要是战争，立场是第一位的。因此，战争文学对于周扬，首先必须是战争的定性问题，其次才是文学。我们无法，也无意苛求周扬他们跳出历史局限，但随着时间流逝，或许可以提出更为丰富的看待人类战争的角度，可以有更开阔更深入的视野。毕竟，当战争的成败快感烟消云散之后，留下的是更漫长的人类文明自身的悖论与悲哀。而此时此刻，关注人的精神世界，关注人类文明的困境，往往就是文学的长处。
就此而言，丘东平战争叙述的“力、蛮、野”，从战争与人的关联之处——工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接合部——中呈现出另一现代性的审视角度：“从战士、战争和战争中的人这个真实而坚固的铁三角的视角进入战争。”[85]这也是林岗先生所论的，丘东平“不仅写得有真情实感，而且有很深刻的观察，有的还有哲学思考在里面。这一层对左翼作家来说更加难得”[86]。是故，丘东平在战争书写中“对于现实的拼命的肉搏”[87]，时刻“醉心于‘不全则无’者所共同的苦痛”[88]的思考，才因此超越了一般的猎奇炫幻的战争写作，在人性与文明的高度上开启了一扇对战争进行文学开掘的“黑暗的闸门”[89]。
丘东平是亲历并曾经书写过现代中国多“类”战争的作家，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左翼作家。丘东平战争书写的特质，不在于左翼立场本身，而在于其高密度的战争经验传达。“最讨厌庸俗的大众化论者”[90]的丘东平，是一个活跃在现代中国复杂战争语境下的革命作家。他用“自己的那种钢一样的笔锋”书写着“内容总是被战斗道德的庄严的意识贯串着”的战争文学。[91]对丘东平来说，对战争的文学关注和心灵发掘，比立场本身重要得多。丘东平的意义更在于他是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力行者和先行者，他不仅是“知道到自己的作品里头去玩耍”[92]的“中国左翼文学的新血液”[93]，更是“一个新的世代的先影”[94]。
[1]刘小中：《瞿秋白与茅盾的交往和友谊》，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5辑，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第174页。
[2]刘小中：《瞿秋白与〈子夜〉》，《扬州职业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3]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5]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0页。
[6]陈思和：《〈子夜〉：浪漫·海派·左翼》，《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7]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111页。
[8]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9]茅盾：《回忆秋白烈士》，原载《红旗》1980年第6期。引自《茅盾选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10]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2页。
[1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页。
[12]茅盾：《子夜》，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79页。
[13]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14]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
[15]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8页。
[16]鲁迅：《文人无文》，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5页。
[17]鲁迅：《致吴渤》，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6页。
[18]鲁迅：《致胡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9]鲁迅：《致胡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
[20]陈思：《评茅盾〈子夜〉》，《涛声》第2卷第6期，1933年2月18日。标题中的书名号系引用时添加，原标题为《评茅盾子夜》。旧文献中常有不加书名号或用引号表示书名号的现象，均径改，不一一说明。
[21]禾金：《读茅盾底〈子夜〉》，《中国新书月报》第3卷第2、3期合刊，1933年3月。
[22]杨邨人：《茅盾的〈子夜〉》，《时事新报·星期学灯》1933年6月18日。
[23]门言：《从〈子夜〉说起》，《清华周刊》第39卷第5、6期合刊，1933年4月19日。
[24]《中学生》第31期，1933年1月1日，扉页。
[25]余定义：《评〈子夜〉》，原载《戈壁》第1卷第3期，1933年3月10日。引自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153页。
[26]朱明：《读〈子夜〉》，《出版消息》第9期，1933年4月1日。
[27]吴宓：《茅盾著长篇小说〈子夜〉》，原载《大公报·文学副刊》1933年4月10日，署名“云”。引自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7—159页。
[28]韩侍桁：《〈子夜〉的艺术，思想及人物》，《现代》第4卷第1期，1933年11月1日，署名“侍桁”。
[29]朱自清：《〈子夜〉》，《文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34年4月1日，署名“朱佩弦”。
[30]焰生：《〈子夜〉在社会史的价值》，《新垒》第1卷第5期，1933年5月15日。
[31]冯雪峰：《〈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木屑文丛》第1辑，1935年4月20日，署名“何丹仁”。
[32]茅盾：《〈子夜〉是怎样写成的》，原载《新疆日报·绿洲》1939年6月1日。引自《茅盾选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25—326页。
[33]王若飞：《中国文化界的光荣 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先生五十寿日》，原载《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5年6月24日，又载《解放日报》1945年7月9日。引自庄钟庆编：《茅盾研究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34]陈思广：《未完成的展示——1933—1948年的〈子夜〉接受研究》，《江汉论坛》2008年第5期。
[35]关于《〈子夜〉和国货年》的创作和发表过程，丁景唐、王保林做了细致的研究，详见《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和国货年〉》（《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文后附有鲁迅的改定稿，本段引述的内容都来自这一版本，不再出注。
[36]在文艺批评中强调革命立场实质上就是审查作者的写作动机，艾晓明先生认为这是李初梨“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参见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李初梨认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查他的动机，看他是‘为文学而革命’，还是‘为革命而文学’”。参见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15日。
[37]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94页。
[38]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39]蓝棣之：《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上海文论》1989年第3期。
[40]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2—93页。
[41]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117页。
[42]刘小中：《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
[43]茅盾：《回忆秋白烈士》，原载《红旗》1980第6期。引自《茅盾选集》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44]陈思和：《〈子夜〉：浪漫·海派·左翼》，《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45]陈思和：《〈子夜〉：浪漫·海派·左翼》，《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46]陈思和：《〈子夜〉：浪漫·海派·左翼》，《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47]瞿秋白：《多余的话》，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
[48]王彬彬先生认为瞿秋白对《子夜》是出于政治目的而介入相关构思、创作和评论过程。详见王彬彬：《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王彬彬的这种说法有其合理的一面，但过于简单和片面。正如本文所言，尽管《子夜》的创作和评价过程中，瞿秋白以政治目的进行相关僭越式的叙述，但瞿秋白对《子夜》无疑存在着文学角度的认识和文艺理论角度的考量。
[49]罗飞编：《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50]庞瑞根：《东平之死》，《当代》1984年第5期。
[51]钱锺书：《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载《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408页；钱锺书：《文如其人》，载《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63—164页。
[52]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53]金钦俊：《丘东平：现代战争文学的推动者与杰出代表》，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54]舒允中：《内线号手：七月派的战时文学活动》，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7页。
[55]林岗：《论丘东平》，《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56]姜建：《士兵·战争·人——论丘东平作品的特质与文学史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7期。
[57]秦弓：《丘东平对抗战文学的独特贡献》，《东岳论丛》2011年第2期。
[58]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59]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60]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61]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页。
[62]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63]“通讯员”，今写作“通信员”，指在部队中担任递送公文等联络工作的人员。丘东平作品使用“通讯员”的写法，为避免用词不一致，下文一律不做修改，“通讯员”均指“通信员”。
[6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载《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65]石怀池：《东平小论》，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0页。
[66]刘东玲：《论丘东平的文学创作》，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1页。
[67]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9—180页。
[68]“车大炮”就是吹牛之意。不仅丘东平在小说中喜欢用这个词，郭沫若在《东平的眉目》里也用这个词来调侃丘东平。参见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
[69]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70]草明说丘东平有“多方面的丰富的生活”“闪灼的才华与豪放的热情”和“爱炫的癖好”。于逢则说丘东平“充满活力，仿佛没有一刻安静”。草明和于逢的回忆，颇可从人的角度映衬其文的风格。参见草明：《忆东平》，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于逢：《忆东平同志》，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71]刘卫国：《丘东平“战争叙事”特征新论》，《文学评论》2013年第3期。
[72]参见杨义、严家炎、王富仁、黄修己、吴福辉、刘增杰和秦弓等人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的系列论文，《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73]丘东平致胡风的信，载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7页。
[74]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75]古远清先生理解为“和当时白色恐怖环境有关”和“情节的不确定性”。参见古远清：《得模糊处且模糊——〈沉郁的梅冷城〉小识》，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8页。笔者认为“模糊”还有助于丘东平避开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战争立场选择，可以将更多笔力置于对战争本身的哲学思考和审美开掘。
[76]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页。
[77]丘东平：《丘东平作品全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05—606页。
[78]茅盾：《给予者》，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5页。
[79]张全之先生把“语言粗糙凌厉”特征解释为“不避污秽”，并认为这“使小说在感情基调上显得异常芜杂”。参见张全之：《丘东平：以五四精神之火烛照军人世界》（节选），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2页。
[80]聂绀弩：《东平琐记》，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7页。
[81]聂绀弩：《东平琐记》，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82]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页。
[83]胡风：《忆东平》，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84]罗飞编：《丘东平文存》，宁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1页。
[85]揭英丽、许翼心：《〈血潮汇刊〉述略》，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25页。
[86]林岗：《论丘东平》，《学术研究》2011年第12期。
[87]胡风、端木蕻良、鹿地亘等：《现时文艺活动与〈七月〉》（摘录），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88]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89]据乐黛云先生所论，“黑暗的闸门”典出《说唐》，后因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而广为人知。参见乐黛云：《肩起黑暗的闸门——纪念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发表90周年》，《新京报》2009年4月28日。后来，夏济安的《黑暗的闸门》（The Gate of Darknes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也为此说增色不少。
[90]聂绀弩：《东平琐记》，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91]胡风：《忆东平》，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92]聂绀弩：《东平琐记》，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93]胡从经：《东平小论》，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6页。
[94]郭沫若：《东平的眉目》，载许翼心、揭英丽主编：《丘东平研究资料》，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