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丘东平的战争叙述的特别，还在于它的“野”。语言上有海陆丰地区（今属汕尾市）的方言夹杂，战争体验则新鲜迅变，常有时地差异，还有那些在战争中人的神经质的反应，以及他们时时刻刻处于生死关头的幻觉，加上对新文学语言的运用不够熟练造成的陌生化效果，一切都足以令丘东平的小说显得面目别致，“野性”十足。
平心而论，阅读丘东平的小说，那些非常个人化的战争观察和体验，那些极具现场神经质感的紧张，总是在不断地打断纯粹的文学欣赏。疙疙瘩瘩的文本，神经兮兮的体验，倏忽即逝的情绪转换，变化无常的生与死，灼目的粗暴，硬朗的爱憎，自嘲的勇毅，阴冷的抒情……一切都显得与众不同，确实“野”得可以。[70]正因为如此，对战争感受特殊性的留意和对其复杂性的聚焦，已是研究者对丘东平战争叙述特征的基本认同。有论者因此认为，这恰恰是丘东平小说在战争叙事中“注意防备‘单纯化’”的特殊追求，“其作品主题不是鲜明的而是含混的，其人物形象不是单面的而是多面的，其修辞色彩不是纯洁的而是暧昧的”。[71]
然而，一旦论及战争叙述的纯与不纯，就必然会生发“什么是战争文学”的讨论，也就必然要涉及思考革命文学的同质化问题。[72]事实上，战争文学也好，革命文学也罢，不过都是文学大观园的一部分，充其量只是题材和文学体验书写的差异，并不存在审美标准上的隔阂。丰富、生动、细腻、深入应该是文学的普遍追求。丘东平对此亦有着先见之明，他说：“战争使我们的生活单纯了，仿佛再没有多余的东西了，我不时的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以为最标本的战士应该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所谓战士就是意志与铁的坚凝的结合体。这显然是一种畸形的有缺憾的感觉，而我自己正在防备着这生命的单纯化，这过分的单纯化无疑的是从战争中传染到的疾病。”[73]可见，“纯”与“不纯”的问题，就丘东平而言，是对战争必然导致的简约划一与文学感受的多元复杂之间的张力与矛盾的警惕。以后设视野来看，就是对丘东平的战争叙述（更广泛说，就是革命文学叙述）方式正当与否的判断。对丘东平的战争体验是否同质化的思考，其实也就是对他的战争文学叙述的野味道、野路子、野风格如何评价的问题。的确，战争和革命都是足以洗刷一切的洪流，对彻底性与集约化的要求是共同的。但并不等于战争文学必然是同质化和单一的——因为人是复杂的，更何况是战争情境中的人呢？
丘东平是个很好的革命战士，也是勇敢积极的直面拥抱战争的战士，但他更是一个坚持真切细腻地观察人、体察人与战争的纠葛的作家。他始终立足于以“复眼”来叙述表面上似乎整齐划一的战争，甚至强制自己以近乎热得发冷的激情来审视战争中的人情世态。丘东平这一点，与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对战争与爱情之间苍凉而荒诞的体验的叙述，就“直追人物的心理性格”[74]的力度和宽广度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世悲凉并非只有张爱玲式的挥手，还有丘东平这种贴着战争世态娓娓道来的沧桑。举例而言，他人写战争都强调正邪之别，立场鲜明，但丘东平不少小说偏偏看不出明晰划分，反而模糊处理，更多是反思战争本身。[75]比如在《中校副官》中就出现了对内战与抗战之间多线纠葛的思考。在寓言性的《骡子》一篇中，又有对“中国军”“日本军”以及战争本身的朴素而深刻的思考。《白马的骑者》重心在于铺叙马夫谢金星人不如马的经历，足以尽显乱世凉薄。小说所表现的繁华落尽、循环往复，使人不由得感叹：幸亏谢金星他就是一个马夫。至于《运转所小景》里“百姓的无知和卑怯”与“兵队的残暴”；《正确》的连长刻意用杀死“受处分的兵士”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尊贵的行为》写骄横的旅长让马夫去街上抢夺商家的豆子喂马，事后却又以枪毙马夫的行为给自己增添“行高德厚”的美名……如此这些，都切切实实把庸众、弱者的“凶顽”镂刻得入木三分。
相对于许多战争文学书写中四处洋溢着的令人乏味的政治正确的标举而言，丘东平“野”得别有滋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写作都是从战争情势中起步。他的体验和观察，大多源于亲身所历和所见的战争情态。现场观感和亲历体验，与其新文学写作实践一起成长，共同生成别有风味的丘东平式的、原生态的“野”味十足的战争文学文本。例如，《寂寞的兵站》为了表现兵士们“毫无意义的狂暴而放任的性格”和“毫无凭借的空虚”[76]，丘东平随兴就大胆纳入了一首鄙俚的“酸曲”：
莲角开花
满天青——啰，
妹你生好（美）
兼后生（年轻）——啰；
春水人情
你要做——啰，
唔比春草
年年有——啰！
莲角开花
满天青——啰，
妹你偷睇
假唔知——啰；
我要睇妹
你个屄——啰，假在路上
拾个钱——啰！[77]
丘东平的“防备‘单纯化’”，实际上并非仅仅因为他对“单纯化”的有意识的防备和理论明晰，而且源于他对驳杂、复色的战争现实、生活情境与个人体验的深刻感受，也源于他有限的新文学表达语汇、文字能力与充沛的战争实感传达之间的矛盾。“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苏轼是一种气势如虹的文才自信，在丘东平则更多是表达的焦灼与憋闷。有鉴于此，当读到丘东平战争小说文本中的被认为“颇多不大修洁”[78]的粗话糙话[79]、方言俚语，除了说只有这样才能传达出人物身份与情感处境的生动一致，亦即丘东平所说的“没办法，不像这样，不过瘾，他妈的，简直不过瘾”[80]之外，也反映出丘东平的某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野”路子和歪打正着。他自己说：“我最初写文章是用土话构思好了，再翻成普通话的。”[81]
显然，无论是书写战争的“蛮”，还是镂刻“力”与“野”，对于战争的文学书写，丘东平都是有着自己的“格调”（丘东平语）追求的。他也是矢志追求这个境界的。丘东平曾说：“我的作品中应包含着尼采的强者，马克思的辩证，托尔斯泰和《圣经》的宗教，高尔基的正确沉着的描写，鲍德莱尔的暧昧，而最重要的是巴比塞的又正确、又英勇的格调。”[82]较之郭沫若对丘东平这些自我期许的记忆犹新，胡风也注意到了丘东平的战争叙述“格调”的重要意义。不过，急于求其友声的胡风，迅速把丘东平的“格调”定格在“革命文学运动”。胡风说：“在革命文学运动里面，只有很少的人理解到我们的思想要求最终地要归结到内容的力学的表现，也就是整个艺术构成的美学特质上面。东平是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他是把他的要求、他的努力用‘格调’这个说法来表现的。”[83]
可是，事实并非如胡风所说的那样简单和直接。丘东平不仅仅是革命文学运动里的作家，他的战争书写“格调”的真正所在，是对中国现代文学里开掘得非常有限的战争题材的探索，即人性在战争的极端情境下的文学呈现。作为那个时代屈指可数的本色军旅作家，丘东平的战争书写特质是高密度、原生态的战争经验传达。他那朴素战争情感的全面抒写、他的“奇诡狞美”的战争叙事风格、他基于人类立场的战争反思，不仅凸显出现代战争中的人欲与人情，也曝出人性的凶顽与愚陋。丘东平以自己的勇敢和执着，以战争亲历者的真实和鲜活，以新文学习作者的坦诚与朴素，真切镂刻出了中国大地浸泡于现代战争中的苦难酸楚与悲欢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