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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鲁迅与梁实秋论战文选》一书的编者璧华先生的梳理和理解，鲁迅和梁实秋的一系列论战，有其明晰的历史和问题发展脉络，本质问题是文艺观的差别与对立。璧华先生认为，梁实秋和鲁迅之间的论战，按论战文章的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或者四组论战，分别为：一、围绕着《卢梭论女子教育》的论争；二、围绕着“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论争；三、围绕着“好政府主义”的论争；四、围绕着“资本家的走狗”的论争。[35]

璧华先生的上述概括其实并不完全。在此之前，鲁迅和梁实秋其实已经有纠葛了。在1927年6月4日的《时事新报》上，梁实秋署名“徐丹甫”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1927年2月18日，鲁迅赴香港讲演，20日回广州。1927年8月13日，鲁迅的《略谈香港》发表于《语丝》周刊第144期，里面提及看到香港《循环日报》1927年6月10日、11日对梁实秋署名“徐丹甫”发表的《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的转载。在鲁迅与他人的论战史上，因为门户问题而起的文字论战其实不少。梁实秋的这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恰恰又牵涉到鲁迅所敏感的门户之见。高旭东先生认为：“这可能是梁实秋一生中写过的唯一的一篇播弄是非的文章。”[36]

为了在更长的时段观察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论战，我们不妨尽可能罗列一下两人的论战往复的文章刊发动态，当然，有些当时没发表而直接收文入集中的文字也不错过。大致如下：

1926年12月15日，梁实秋在《晨报副刊》发表了被认为是“揭开了鲁迅和梁实秋论战的序幕”[37]的《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1927年12月21日鲁迅写了《卢梭和胃口》。此文于1928年1月7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卷第4期。1927年12月23日，鲁迅又写了《文学和出汗》，1928年1月14日发表于《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3月25日，梁实秋在《时事新报》发表《关于卢骚——答郁达夫先生》一文再次回应。1928年4月10日鲁迅写了《头》，于4月23日发表于《语丝》第4卷第17期。

1928年6月10日，在《新月》月刊第1卷第4期中，梁实秋发表了《文学与革命》。1929年9月10日（此为封面印刷的出版时间，实际出版时间应在1930年1月）《新月》第2卷第6—7期（编辑者为梁实秋）同时刊载了梁实秋的两篇文章——《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和《论鲁迅先生的“硬译”》。随后，鲁迅写《“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1930年3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鲁迅的《文艺的大众化》1930年3月1日发表在《大众文艺》第2卷第3期。

在1929年10月10日（实际在1930年2月）[38]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8期中，梁实秋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在1929年11月10日（实际应是1930年3月后）出版的《新月》第2卷第9期（编辑者为梁实秋）中，梁实秋发表《答鲁迅先生》和《无产阶级文学》。1930年1月10日（实际在5月1日后），在《新月》第2卷第11期中，梁实秋发表《“普罗文学”一斑》。1930年2月（实际应在1930年6月中下旬）[39]的《新月》第2卷第12期中，梁实秋发表《造谣的艺术》。

1929年10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鲁迅翻译的《文艺与批评》[40]。1929年鲁迅写《新月批评家的任务》，1930年1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17日鲁迅写《“好政府主义”》，1930年5月发表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

1930年鲁迅写《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发表于1930年3月1日《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文章写道“《申报》的批评家对于《小小十年》虽然要求彻底的革命的主角，但于社会科学的翻译，是加以刻毒的冷嘲的，所以那灵魂是后一流，而略带一些颓废者的对于人生的无聊，想吃些辣椒来开开胃的气味。”

1930年3月，梁实秋的《“资本家的走狗”》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9期。1930年4月19日鲁迅写《“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30年5月发表于《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梁实秋的《鲁迅与牛》发表于《新月》第2卷第11期。

1930年5月8日夜，鲁迅校毕《〈艺术论〉译序》，后发表于1930年6月《新地月刊》（即《萌芽月刊》第1卷第6期）。

1931年，鲁迅写《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1931年4月25日刊于《前哨》，署名L.S.。1931年3至4月间，鲁迅写《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该篇是作者应当时在中国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之约，为美国《新群众》杂志而作，当时未在国内刊物上发表过。

1931年3月，赵景深在《读书月刊》第1卷第6期发表《论翻译》。文中为误译辩解说：“我以为译书应为读者打算；换一句话说，首先我们应该注重于读者方面。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倘若译得一点也不错，而文字格里格达，吉里吉八，拖拖拉拉一长串，要折断人家的嗓子，其害处当甚于误译。……所以严复的‘信’‘达’‘雅’三个条件，我以为其次序应该是‘达’‘信’‘雅’。”

1931年9月，杨晋豪在《社会与教育》第2卷第20期发表《从“翻译论战”说开去》一文，攻击当时马列主义著作和“普罗”文学理论的译文“生硬”，“为许多人所不满，看了喊头痛，嘲之为天书”。又说：“翻译要‘信’是不成为问题的，而第一要件却是要‘达’！”

1931年9月后，鲁迅写《几条“顺”的翻译》。1931年12月20日刊于《北斗》第1卷第4期，署名“长庚”。文中指出：“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拚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给鲁迅去了一封长达七千余言的信，后以《论翻译》（署名“J.K.”）为题连载于1931年12月11日《十字街头》第1期、1931年12月25日《十字街头》第2期。1931年12月28日，鲁迅回信答复瞿秋白，复信则以《论翻译——答J.K.论翻译》为题发表于1932年6月《文学月报》第1卷第1号。

1931年11月后，鲁迅写《风马牛》，发表于1931年12月20日《北斗》第1卷第4期，署名“长庚”。1932年4月26日，鲁迅写《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此文在收入《二心集》前未在报刊上发表过。文中写道：“自然，请高等批评家梁实秋先生来说，恐怕是不通的，但我是就世俗一般而言，所以也姑且从俗。”[41]此后，鲁迅写《再来一条“顺”的翻译》，发表于1932年1月20日《北斗》第2卷第1期，署名“长庚”。

1932年6月20、28日，瞿秋白再次去信给鲁迅，后以《再论翻译答鲁迅》为题刊于1932年7月10日《文学月报》第1卷第2期。

关于翻译的讨论，在1933年达到顶点。除了上述文字，1933年前后，报刊和书籍中还出现了一系列以“论翻译”为题的理论文章，如胡适的《论翻译：寄梁实秋，评张友松先生徐志摩的曼殊斐儿小说集》、陈西滢的《论翻译》、赵景深的《论翻译》、国熙的《论翻译》、张伯燕的《论翻译》、曾觉之的《论翻译》、梁实秋的《论翻译的一封信》、林语堂的《论翻译》、叶公超的《论翻译与文字的改造——答梁实秋论翻译的一封信》、张梦麟的《翻译论》、李子温的《论翻译》、林翼之的《“翻译”与“编述”》、大圣的《关于翻译的话》等。

鲁迅说1933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1933年也是梁实秋攻击鲁迅“硬译”最激烈的时候。1933年8月14日鲁迅仍作《为翻译辩护》，1933年8月20日刊于《申报·自由谈》。直到1935年3月16日，鲁迅还写了一篇《非有复译不可》，刊于上海《文学》月刊第4卷第4号。该杂志第4卷第1号的《文学论坛》栏载有《今年该是什么年》一文，其中说：“过去的一年是‘杂志年’，这好像大家都已承认了。今年该是什么年呢？记得也早已有人预测过——不，祝愿过——该是‘翻译年’。”

回溯一下上述这些最先因论北京文艺界的门户现象，后又因论卢梭而引发的往来论战文字，鲁迅和梁实秋的“论的”所在，其实就是对于人的普遍理解问题，连带有对文学艺术的普遍性的理解。如何看待人的普遍性，自然也就涉及如何理解革命人、人的文学、革命人的文学、革命人的翻译工作和翻译观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璧华先生把它概括为文艺观的分歧和对立，只是看到就文艺而论文艺。事情的真相远非文艺可以概括，用通俗的话来说，其实还是鲁迅和梁实秋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根本差异。只不过有意思的是，人与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差异，如果没有一些具体而微的人事的介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和表现出来的那么大，仿佛判若鸿沟。最大的差异当然就是阶级分别了，不过，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制造并人为划分出来的。况且，一旦相关因素发生变化和转移，阶级的差异也是变化的。

历史不能假设。梁实秋引起鲁迅注意的，一开始并不是文艺观和翻译观的差别，而是梁实秋关于北京文艺界的门户问题的私见。因为梁实秋有了门户之见以及关于这个门户之见的论列，鲁迅自然也就以门户之见待之和论之。这并非鲁迅的小气和梁实秋的不谨慎，而是自然之理与人之常情。联系梁实秋的那篇《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再联想到1928年3月10日《新月》月刊上徐志摩发表的《“新月”的态度》，“卢梭、翻译、硬译、文学与革命、大众化、阶级性、好政府主义、资本家的走狗、造谣”等论战中的语汇，纷纷出现在鲁迅与梁实秋的论战之中，其实是理之必然。论题的变迁和往复推移，其前因后果也就比较了然了。

而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论战关键词中，关于“翻译”的论争最为引人注目。原因其实也很清楚：因为翻译问题不仅涉及政治、人事、公私，而且还兼及学术、时尚和思想；不仅事关前面的民族主义文学论战，而且也与后面的文艺大众化论战有关；不仅关涉“新月派”和“语丝派”的恩怨，而且也与“某地某籍”的门户之争有所关联。1932年鲁迅编好《二心集》，同年10月初版。《二心集》收录了鲁迅在1930年至1931年间所写的杂文37篇，其中至少有8篇涉及翻译论战。翻译论战之于鲁迅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兼及上述所言的翻译论战问题的横生枝节的复杂性，想必这就是翻译论战会成为三十年代文坛轰动一时、持续较为久远的一次论战的背景和原因吧。1933年8月14日，鲁迅作《为翻译辩护》。文中说1933年是“围剿翻译的年头”。鲁迅用了“围剿”二字，联系1933年的中央苏区的战事背景，应该可以理解鲁迅身陷翻译论战中的愤慨心态，乃至于鲁迅会说：“指摘坏翻译，对于无拳无勇的译者是不要紧的，倘若触犯了别有来历的人，他就会给你带上一顶红帽子，简直要你的性命。这现象，就使批评家也不得不含胡了。”[42]翻译与“红帽子”相关，尽管鲁迅是出于讽刺，但也点出了翻译论战本身的政治性、时尚性、思想性和非私人性绞缠的特殊意味。

1933年之后鲁迅和梁实秋的互相攻击少了，“大概是在国民党政府真正对‘左翼’文学家实行暴力镇压的时候，梁实秋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反过来替‘左翼’文学说话而谴责政府的缘故，而且梁实秋的翻译莎士比亚肯定获得了鲁迅内心的认同，因为鲁迅曾劝林语堂翻译莎士比亚，可是却被林语堂拒绝了”[43]。

综观翻译论战，事实上，与梁实秋在文学翻译观点上究竟有多大分歧，深谙艺术的鲁迅自己应该是非常清楚的。说白了，更多是因为文艺观上的门户分野而导致的翻译观上的立场差别。相反，就翻译艺术而言，瞿秋白侧重现实革命生力军培育和政治动员的翻译观（不仅仅是文学翻译），较之梁实秋侧重艺术审美上的翻译观，反倒是与鲁迅相隔一层。可是，尽管瞿秋白与鲁迅的翻译观同中有异[44]，但由于一开始二者的互相尊重而带来的情感与论战立场认同，又因为论战立场的互相认同而促使论战观点趋同，反而使得鲁迅对瞿秋白的翻译才能[45]和立场产生了更大认同和更高赞赏。

因此，瞿秋白和鲁迅尽管翻译观点不同（和梁实秋倒是相近），但最终却因翻译论战成了战友、知己与同怀，而梁实秋则与鲁迅成为终身译敌。这当然并非说鲁迅在事关翻译的真理探求上存在偏差，但客观上说，从事翻译不仅仅是才华问题，更是一项涉及人事的功业。于是，关于翻译的论战，本来不过是语言艺术的文类转换，但就梁实秋与鲁迅、瞿秋白三人而言，却翻转出了一段对感情与人事交会时旁逸斜出的思想史理解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