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说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时候，瞿秋白的旨趣仅仅是检讨近三十年的文学史，并不专于文学史写作本身，而是为了寻找新文学的革命任务和开辟战线；那么，瞿秋白给鲁迅写信讨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52]，无论就行为发生而言，还是信件内容本身的讨论，都堪称瞿秋白建构革命文学史观的典型事件。
姑且不论鲁迅收到这封信后的回应。在瞿秋白看来，他写信给鲁迅去讨论文学史的整理问题，其实也就是申述文学史观的“政治正确与否”的问题。瞿秋白主要目的之一，无疑是以此呈现自己对文学史体系建构的看法。瞿秋白的文学史观意图，在给鲁迅的这封信中，虽说是因一本书的读后感而起，但表达的目的却很明确，抱负也很阔大，因为事关意识形态建构。
《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是一封瞿秋白1932年10月6日写给鲁迅的信[53]。“一九五〇年上海鲁迅纪念馆于整理鲁迅藏书时发现此手稿。一九五三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三卷，题目系该《文集》编者所加。”[54]鲁迅收藏却没有发表瞿秋白这封信，也许是因为这是一封私信，未征得来信者的同意不便发表。但事实上，这封信的内容属于私人的成分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没有；而且此前瞿秋白与鲁迅关于翻译问题讨论的信，当时是公开发表的，所以鲁迅发表此类信件也并非没有先例。还有另一种解释，也许是鲁迅未必完全同意瞿秋白的意见，但因两人歧见并不属于学术讨论范畴，或者说并不属于鲁迅所认为的文学问题，所以鲁迅并没有选择公开回应。
瞿秋白写信给鲁迅谈文学史写作的起因，是鲁迅送给了瞿秋白一本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55]。查鲁迅当天的日记及当年的书帐[56]，可知鲁迅于1932年9月24日购入此书一本，同日还购进马叙伦的《六书解例》、石一参（广权）的《说文匡鄦》、金受申的《稷下派之研究》各一本。1932年10月6日，瞿秋白读完此书并写了读后感——《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这封信。
那么，鲁迅为什么要送《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这本书？鲁迅深谙中国社会历史，且对此往往颇有洞幽烛微的自得。送这样的一本书给瞿秋白，鲁迅当然不是没有选择和鉴别。
众所周知，创设于曹魏而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度，历来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1930年1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是研究这一制度的第一本专著，当时对这本书的评价甚高。因此，实事求是地说，关于门阀制度方面的学问，鲁迅和瞿秋白应该都不会在杨筠如之上。
杨筠如是谁？1925年7月，清华研究院录取了首届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杨筠如名列第11位，后师从王国维。1926年，杨筠如完成《尚书核诂》初稿并得到导师王国维的高度赞赏，修改后王国维还给他写了序，谓“博采诸家，文约义尽，亦时出己见，不愧作者。其于近三百年之说，亦如汉魏诸家之有《孔传》，宋人之有《蔡传》，其优于《蔡传》，亦犹《蔡传》之优于《孔传》，皆时为之也”。[57]无疑，王国维对弟子的评价和期许是相当高的。作序的时间为丁卯年的农历四月，离王国维去世没几天。杨筠如后来以甲等第一名最优成绩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作为荀子研究和魏晋南北朝史专家，杨筠如著述不少，曾留学日本，又在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湖南大学、暨南大学、青岛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担任教职。[58]
由此可见，基于对作者的学养和专业地位的了解，鲁迅购入此书，当是出于对此书在专业知识和学问探究上的认可，买来此书纯粹是为了送给瞿秋白阅读。一般说来，买别人著述的书来送人，其目的无非有几点：或是求其友声，进而引发与对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对话；或是公诸同好，表明自己对此书的激赏；或许也为了补对方在这方面的知识或思考之不足。鲁迅送《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给信仰共产主义的瞿秋白阅读，一望即知，无疑是希望瞿秋白可以进一步了解或者区分门阀制度和阶级。鲁迅这种与友人问学间的相互砥砺及其风度，足以让后世的读书人振衣长叹，难怪二人会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59]的感慨。
聪慧过人的瞿秋白不会洞察不到鲁迅的良苦用心，包括鲁迅的一腔赤诚。不过，瞿秋白毕竟曾经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领导者，是从俄苏接受过共产国际精神洗礼的革命者，鲁迅的纯问学入思取径，显然不能与其革命化的中国社会历史思考无缝对接。因此，毫无疑问，鲁迅这次是小叩而大鸣，引发了瞿秋白以文学史问题为出口的井喷式革命反思。
瞿秋白看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从书中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析发现作者历史写作方法本身存在问题，从而借题发挥，进而重点讨论历史写作的方法问题，实质上就是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由于鲁迅是文学家，而且也是文学界有相当代表性的文学史家，瞿秋白便以中国文学的历史叙述为例，有感而发地写信给鲁迅，信中当然有和鲁迅商榷乃至说服的意味。显然，鲁迅会特意选择这本专门的学术书送给瞿秋白，或是觉得这本书写得好，或是觉得这本书论得坏。然而无论好或者坏，鲁迅都认为其观点有相当的代表性。而这本书之所以能激起瞿秋白写信申述文学史问题的欲望，无非因为两点：一是这本书的观点的代表性，二是鲁迅对此书认同本身这一问题的代表性和严重性。再者，写这封信给鲁迅，这也算是瞿秋白与赠书人交流读书心得，以表谢忱或惺惺相惜之意。总而言之，这封信的写作，既有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痛快，又含有友朋问答交流的情谊。
诚如所述，《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所论的，显然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史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的‘社会的历史’”该如何写的问题。用瞿秋白自己最喜欢的词语来说，就是要如何“整理”的问题。“整理”一词，可谓精当的革命者词语，甚至可以说就是革命的代名词。瞿秋白看完《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后，觉得该书“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的情形底描写”。但该书引起瞿秋白的深思，却还在于“单是看看这书上引证的一些古书的名称”就使得瞿秋白“想起十五六岁时候的景象”。此书触发了他青少年时代的记忆，瞿秋白于是有感而发地说：“什么《廿二史札记》等等的书，我还是在那时候翻过的——十几年来简直忘掉了它们的存在。整理这‘乙部’的国故，其实是很重要的工作。中国的历史还只是一大堆‘档案’，其中关于经济条件的材料又是非常之少。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真不容易写。因此文学史的根据也就难于把握。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60]
瞿秋白从该书对政治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发现作者在历史写作方法上存在问题，也就是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因而才会借题发挥，并给鲁迅写了这封信。由于鲁迅首先是文学家，于是转而重点讨论文学史写作的方法。关键问题是，正是鲁迅而不是别人送给瞿秋白这本书。想必瞿秋白因此认为，和杨筠如一样，鲁迅在中国的“历史”该怎么写的问题上，也属于需要被“整理”的范畴。因此，和鲁迅讨论文学史的整理，不仅意义重大，而且抓住了典型，实质还是在探讨关于历史叙述的指导思想问题。事实上，讨论文学和文学史，实在是聊胜于无的事情。此后因现实政治曲折，瞿秋白只能在思想政治和文艺战线上发挥作用了，这与葛兰西有点类似。因此，真正让瞿秋白振奋的，并非这本书及其作者如何重要，也并非文学史写作本身有多重要，而是因为文学史写作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它关系着对中国社会的历史的解释权。五四是什么？文学是什么？鲁迅是谁？这些无疑都是革命者（尤其是从五四走过来的革命者）书写文学史和中国社会发展史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对于身为革命筹划者和领导者的瞿秋白来说，个中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酒杯和块垒的所指亦一目了然。这不仅事关瞿秋白本人革命事业的突围，也是革命事业发展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首要问题。
有鉴于此，瞿秋白采用了列宁把等级问题转化为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思路，把中国封建社会制度里的门阀制度一概抽象为“中国的等级制度”进行讨论，实质上就是将其转化为中国社会历史中的阶级斗争问题。尽管瞿秋白明明知道并指出，“‘门阀’——我们现在翻译外国文的时候，通常总译做等级，这是和阶级不同的”，但为了论述需要，为了让材料服从观点，瞿秋白在论证思路上还是将二者混用了。要之，这毕竟不是在写论文，而是在写政论文。不仅如此，为了寻找中国封建制度的思想主线，瞿秋白把中国贵族的“文士道”对应为欧洲贵族的“武士道”。瞿秋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相信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能动关系，想当然地认为“中国的等级制度既然有这样长期的历史和转变，有这样复杂的变动的过程，它在文学上是不会没有反映的”。既然“文士道”是中国封建制度的贵族思想，那么“文士道”的变迁便是中国文学史的发展线索。瞿秋白于是自然而然地得出自己论述文学史和论述门阀史的逻辑关系所在：“封建制度的崩坏和复活，复活和崩坏的‘循环’的过程”往往造成社会阶层的流动，“文学上的贵族和市侩的‘矛盾’或者冲突，混合或者搀杂各种各式的‘风雅’，‘俗物’的概念，以及你（指鲁迅——引者注）说过的‘帮忙’和‘帮闲’的问题，都和这门阀史有密切的关系”。[61]
瞿秋白同样以阶级斗争思想来看待文学思想的发展，进而来理解文学史并提出整理中国文学史的五条原则。五原则的核心，就是首先把五四之前的文学史定性为“贵族文学史”，认定它是属于“封建时代”的“古代文化”。因此，整理这段文学史必须有四大注意：“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映”；“注意它受着平民生活和口头文学的影响”；“注意它企图影响平民，客观上的宣传作用，安慰，欺骗，挑拨，离间的手段”；“注意它每一时期的衰落，堕落，甚至于几乎根本消灭的过程……以及它跟新贵族的形成而又复活起来，适应着当时许多特殊条件而发生‘形态上的变化’”。乃至于在选取文学史整理的重点上，瞿秋白也尤为看重“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以前”这一段，因为它反映了阶级差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方面的内容。[62]瞿秋白对民间文学和白话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瞿秋白把阶级分化与文类变迁结合起来论述，把文学史理解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把古代社会发展史置于世界视野并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演述了一遍，形成了自己颇有特色的关注阶级斗争、强调社会历史和时代的决定性作用的文学史叙述。此后，瞿秋白对《子夜》和创造社的论述中，也都一再强调“文学是时代的反映”[63] ，以及“时代的电流是最强烈的力量”[64] 。
在这封所谓谈文学史的信里，瞿秋白简直把文学史的整理当作一次严阵以待的敌我双方的政治斗争，警惕性之高溢于言表，其背后的阶级斗争思维相当明显。一言以蔽之，对瞿秋白而言，文学史和社会史是相辅相成的，二者的内爆动力都源于革命。因此，他认为整理文学史的目的，其实是整理社会斗争史。瞿秋白尤为强调地指出：“我们的文学史必须注重在内容方面：每一个时代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各种等级，各种阶层，各种‘职业’或者‘集团’的人生观的变更，冲突。”[65]一方面，瞿秋白整理文学史只是他整理社会阶级斗争史时借重的外壳；另一方面，瞿秋白注重的只是文学史“在内容方面”的整理，认为“贵族文学之中的纯粹文学部分”，“并没有多少足以做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属于应当注重的文学史“内容方面”。[66]
如此说来，瞿秋白给鲁迅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的信，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迟早而已。特殊之处就在于，他给鲁迅而不是别人写这封信。从时间跨度说，瞿秋白这一次是基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的时间线往上说，时间下限是五四时期，重点是从元曲到五四前，着眼整个中国文学史，更明确地以阶级斗争的社会历史观笼罩全盘，是革命者对意识形态的历史重构的尝试。瞿秋白写《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这封信，目的是建构心中的文学史体系，也是对中国社会历史革命叙述进行初步演练。选择鲁迅来谈实践这个思想演练，当然也充分说明了鲁迅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的代表地位，也表明了鲁迅在瞿秋白心目中的分量。然而随着时势变化，瞿秋白此后没有机缘再对此进行深化和细化。对此，瞿秋白不无遗憾：这只是“最初的工程，恐怕也只能限于一个大体的轮廓”[67]。在瞿秋白看来，文学史不过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一部分而已，写信无非以文学史为例，告知鲁迅必须在革命思想指导下进行文学史观的“整理”。当然需要整理的，事实上并非仅仅是“文学史”，也不仅仅是“整理”鲁迅一个人的文学史观，瞿秋白要重新叙述的，是鲁迅送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这本书所指涉的“中国的‘社会的历史’”。[68]
也许鲁迅收到这封以读后感为名的信会颇感意外。然而，送一本《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给正在从事社会改造和现实政治的革命者，饱经世事磨炼的鲁迅不会没有自己的考量。鲁迅不会随便拿一本书就一送了之，他想必也期待着瞿秋白做出某种具有当时内涵的回应。当然，政治敏锐的瞿秋白也不会不知道这里隐含着某种意味，但瞿秋白似乎更多地想到了某种事关革命历史叙述权威的挑战，用瞿秋白的话说就是“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69]。通过写这封《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毫无疑问，瞿秋白不仅回答了自己，也回答了鲁迅的探问，更回答了关于中国大革命史应当怎么写的问题。文学史整理的讨论和申述，显然不过是一种转喻。
瞿秋白这次整理文学史的举例和试演，以阶级斗争为关注点重写了现代乃至古代的中国文学史，对中国文学史进行了全面的革命内爆。瞿秋白对中国文学史进行的整理尝试和相关意见，也在无形中完成了一次革命意识形态下的中国文学史重构工程的粗放勾勒。无论是对于瞿秋白还是对于中国革命事业而言，这尽管都只是“最初的工程”[70]，却成为日后人们评述作家作品和文学史现象的根本思想，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着新文学史的写作模式和叙述思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此文的重要之处，诚然也并非仅仅是瞿秋白的思考方式、论述策略的超前性和时代的局限性，而是其令人惊诧的延展性、时滞性与在当下的绵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