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冯雪峰说，瞿秋白与鲁迅接近是从1931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以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们的相互认识和接近，是因为有一个左联”[31]。

1931年5月初，冯雪峰将4月25日刚出版的《前哨》创刊号，即《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送给茅盾，在茅盾家中遇见瞿秋白。瞿秋白读了鲁迅在上面刊载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一文，连声赞叹“写得好，究竟是鲁迅”[32]。看到瞿秋白的热情反应，出于对曾经的领导者的尊敬，冯雪峰就势请教，瞿秋白也乘便对左翼文化工作发表了一些意见。几天后，冯雪峰再去茅盾家，瞿秋白请冯雪峰找一个能比较长时间居住的地方，冯雪峰找到的就是瞿秋白后来入住的谢澹如家。暂时的安居以及与党的文化战线接上关系的喜悦，使瞿秋白顺利完成了从政治革命战线到文学革命战线的转换——尽管是身不由己。而对鲁迅“向左转”写作的赞誉，以及瞿秋白完成的从政治革命战线到文学革命的战线的转换，则无疑是瞿秋白与鲁迅两人最终可以抱团的重要前提。

左联与《前哨》、茅盾和冯雪峰的撮合，不过让瞿秋白与鲁迅有抱团的可能。而真正推动鲁迅与瞿秋白抱团的，当然是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个中奥妙，从冯雪峰的相关回忆文字中，可以看得更明白：

这个共产党的著名人物，鲁迅先生当然是早已知道的。他是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是一个有天才的作家，鲁迅先生也当然知道的。所以，鲁迅先生从最初在我口里知道了秋白同志从事文艺的著译并愿意与闻和领导左联的活动的时候，就和我们青年人一样，很看重秋白同志的意见，并且马上把秋白同志当作一支很重要的生力军了，虽然那时他们还没有见过面。例如，最初我把秋白同志对于鲁迅先生从日本文译本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的意见，转达给鲁迅先生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先回答和解释，而是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鲁迅先生说这话时的兴奋和天真的情态，我实在无法形容，但总之我以为这正足以说明鲁迅先生的精神。接着，又平静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了对于国内的创作，因为他认为只有这样的介绍和翻译，才能帮助我们的创作和批评的成长。

鲁迅先生当时是特别看重秋白同志的翻译的，只要有俄文的可介绍的或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我去时就交给我说：“你去时带给他罢。”[33]

鲁迅对瞿秋白的欣赏和心动，是因为瞿秋白在俄文和中文方面的语言和文学的“原文”才华。而瞿秋白之于鲁迅，恰似如渴得饮，想睡遇上枕头，瞿秋白的才华恰好满足了鲁迅当时的文学需求，正如冯雪峰所说的，“那时候，鲁迅先生看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的介绍和好的翻译 （主要的是苏联作品，包括理论与创作），确实甚至超过了对于国内的创作”。不仅如此，鲁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能够译得精确流畅，现在是最要紧的了”。正因为如此，鲁迅“当时是特别看重秋白同志的翻译”。鲁迅突出表达的是对原汁原味的渴望，无论是理论还是作品。而这一切的久远的期待和焦灼的紧张，都因为瞿秋白的出现，而让鲁迅对瞿秋白产生了“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的欣慰感叹。在《多余的话》中，让瞿秋白颇为自得而且自信的，恰恰也是这一点。瞿秋白说：“假使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在汉字方面每字每句的斟酌着也许不会‘误人子弟’的。这一个最愉快的梦想，也比在创作和评论方面再来开始求得什么成就，要实际得多。”[34]

由此可见，瞿秋白与鲁迅实质上的思想结缘，深度契合之处在于“原文”的魅力和能力。事实上，也正是瞿秋白在“原文”上的能力，让他在稍后的翻译论战上大显神通，功莫大焉。因此，如果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已经是气氛紧张的巴尔干半岛，那么瞿秋白的介入，就是点燃了这个促使战局扩大化和白热化的火药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