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总是由点到面地构建起来的，瞿秋白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建构同样如此。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到《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从现代文学发展史的革命演义，到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内爆，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革命叙述，瞿秋白已经有了清晰的线上的逻辑贯穿和面上的宏观把握，那就是从五四到“新的文化革命”[71]，倡导“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即“无产阶级的‘五四’”[72]，从语言到文学，从政治到社会历史，全面建构中国现代文学的革命史叙述。然而，就文学史观的建构而言，除却理论架构之外，还要有思潮运动史和作家作品史的点状个案来支撑。瞿秋白的思考与实践同样建基于此。
以左翼革命为现代性依归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作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反现代”文学史观，应该如何建构与叙述呢？瞿秋白把目光停在了五四和鲁迅这两个经典的“点”上。毕竟，从五四到1933年，要在这么短的历史时段中寻找符合叙述要求的点，而且是已经可以进行相对历史化评说的，但又必须是瞿秋白自己熟悉的，当然也只有五四和鲁迅。有意思的是，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和鲁迅观逐渐定型，二者相互依存，互为表里，但原点仍是五四。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讨论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根本问题是讨论瞿秋白的五四文学革命史观的普遍兴起。
瞿秋白的五四文学观是怎样生成的呢？
五四运动“陡然”爆发时，瞿秋白说自己是“卷入旋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对自己参与后世仰之弥高的五四，瞿秋白的动机描述非常朴素，呈现出穷学生在大时代中更为常态的被动和激情。五四落潮，带着“要求社会问题唯心的解决”的“内的要求”，“秉着刻苦的人生观”，瞿秋白奔赴“饿乡”苏俄进行实地考察。[73]可见，直到写《饿乡纪程》时，瞿秋白对五四思潮仍只有总体感受和观察，没有具体研究，对五四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也没有深入思考。耐人寻味的是，瞿秋白日后对中国文化的讨论却常以五四为起点。
1922年3月20日和24日，瞿秋白写下《赤都心史》的最后两篇：《新的现实》《生活》。这是瞿秋白思想飞跃的记录，他从此要以“现代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方法”来解释和解决中国的“社会现象”，觉得“真正浸身于赤色的俄罗斯，才见现实的世界涌现”，要把“保持发展人类文化”作为自己寻求“现实世界中‘奋斗之乐’”的目标。[74]1931年6月10日，瞿秋白作《学阀万岁！》，再次详细地讨论了五四运动“光荣”的主要所在。但瞿秋白反语式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差不多”白费，并做出特异的结论：“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象马和驴子交媾，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75]在此期间，瞿秋白作《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转向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他说：“‘五四’的白话运动当然有它的功绩。它打倒了文言的威权。但是，它的使命已经完结，再顺着它的路线发展下去，就是——用改良主义的假面具，掩护事实上的反动，扛着‘白话文’的招牌，偷卖新文言的私货，维持汉字和文言的威权，巩固它们的统治地位。”[76]
最能体现瞿秋白五四文学史观革命转折的，是他在1932年5月18日写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原和〈文化评论〉》，其中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继承问题的争论。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这是双方争论的中心。对此，瞿秋白理解的“问题的中心”是：胡秋原“认为现在要‘自由人’的‘智识阶级’，负起文化运动的特殊使命’，来‘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而《文艺新闻》却“认为‘当前的文化运动是大众的——是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认为脱离大众而自由的‘自由人’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遗业’；他们的道路只有两条——或者来为着大众服务，或者去为着大众的仇敌服务；前一条路是‘脱下五四的衣衫’，后一条路是把‘五四’变成自己的连肉带骨的皮”。显然，争论双方（瞿秋白与胡秋原）之间的分歧，归根到底只有一个，即阶级立场的问题。瞿秋白很清楚这个底线，他明确指出：“‘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五四’的民权革命的任务是应当澈底完成的，而‘五四’的自由主义的遗毒却应当肃清！”此时此刻的瞿秋白，已经把五四分成“民权革命”和“自由主义”两块。前者“应当澈底完成”，但领导权应该而且已经发生转移；而作为五四文学革命中的自由主义精神，却被比作“衣衫”和“皮”，是“应当肃清”的“遗毒”。[77]
任何比喻性论述，都必然会带上结论的跛脚病。瞿秋白大胆而激进的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历史切割，显然是以背弃自由知识阶级立场为前提。然而，曾经亲历过五四的瞿秋白，应该能感觉到自己论争逻辑有其尴尬和牵强之处，事实上也的确经不起学理上的严密推敲。不过，在政治和学术之间，瞿秋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政治，他牢牢坚守住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阐释权，经受住了政治斗争和阶级立场的底线考验。毕竟，他属于那个革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大时代，而革命立场是彼时所有问题中最后和唯一的标杆。事实上，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的相关问题，如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是什么、谁是合法的继承人等，不仍然还是百折不挠地占据着论述的中心么？显然，不是问题本身说不清，而是说不清本身就是“五四未竟之遗业”[78]，其间恰恰就存在着一个政治正确与否的立场问题。
瞿秋白深知，作为革命文学史观的原点和起点，五四文学史观建构是争夺历史叙述合理性的重要资源。1932年5月，瞿秋白写《“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标志着其五四文学史观的正式生成。《“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同时被收入《瞿秋白文集》的文学编第3卷和政治理论编第7卷[79]，这也说明了其意义非同寻常，既有文艺思想价值，也有政治思想地位。
在《“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里，瞿秋白把五四时期和俄国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相类比，认为二者是“相像的新文化运动”，“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强调“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80]而在不断强调五四遗产继承权合理合法的同时，瞿秋白对五四文学史观的革命论列更是毫不含糊，乃至于后人无法分清他究竟是在论说五四文学史，还是申述政治思想斗争史：
中国五四时期的思想的代表，至少有一部分是当时的真心的民权主义者——自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者。中国的文化生活在五四之后，的确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五四式的新文艺总算多少克服了所谓林琴南主义。当时最初发现的一篇鲁迅的《狂人日记》，——不管它是多么幼稚，多么情感主义，——可的确充满着痛恨封建残余的火焰。［……］然而新文艺的革命反抗的精神，还在小资产阶级的青年群众之中发展着。跟着，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自己的斗争爆发起来，所谓文化运动之中自然反映着阶级分化的过程，而表现着许多方面的斗争……直到“科学”、“民权”之类的旗帜完全落到了无产阶级的手里。[81]
瞿秋白这篇雄文中的一句话，清清楚楚地指出了他的旨趣：要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82]，亦即瞿秋白所谓的“新的文化革命”。言下之意，五四还不够无产阶级、不够革命。既然如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自然就只能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史观的开端，而五四文学也不过是一个必然且只能由无产阶级来继承的开端。至此，瞿秋白的五四文学史观基本定型。在“新的文化革命”宏伟蓝图的观照下，瞿秋白确定了五四在革命历史叙述中不彻底、不成熟的起点地位和原初意义。此后，五四一直都是以这种面目成为瞿秋白的话语资源。至于新的文化革命的具体革命目标，自然就是瞿秋白所说的现代普通话的建立与文艺大众化的实现。
论及瞿秋白现代文学史观的革命兴起，当然不能不提到他对鲁迅的评介与榜样塑造。如前所述，鲁迅观与五四文学史观，是瞿秋白现代革命文学史观的两个基本点。而瞿秋白的鲁迅观形塑，毫无疑问是基于《鲁迅杂感选集》的编纂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篇“皇皇大论”[83]。关于鲁迅与五四，瞿秋白论述道：“‘五四’之后不久，《新青年》之中的胡适之派，也就投降了；反动派说一味理想不行，胡适之也赶着大叫‘少研究主义，多研究问题’。这种美国市侩式的实际主义，是要预防新兴阶级的伟大理想取得思想界的威权。而鲁迅对于这个问题——革命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分水岭的问题，——是站在革命主义方面的。”[84]瞿秋白进而认为鲁迅的杂感“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85]。在瞿秋白看来，有革命的五四才有革命的鲁迅。一系列的论证和塑造过程，无不以此为前提展开。自此，一个矗立在从五四到现代的革命斗争洪流里的红色鲁迅，通过一本杂感选集的编纂和一篇瞿秋白风格的作家论撰述，被迅速而有点机械地构建起来。[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