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瞿秋白不自觉地介入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文学翻译论战，此事正是在革命统战层面具备了文艺思想史的独特意义。

瞿秋白在看了鲁迅翻译的《毁灭》后，高度赞扬鲁迅翻译的认真精神，而且批评了“二十世纪的才子和欧化名士”（暗指梁实秋等人），并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翻译中存在一些问题。而此时，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才刚刚告一段落。同时，梁实秋对鲁迅“硬译”批评也着实揭出了鲁迅的短处。恰好在此刻，身为翻译家和革命家的瞿秋白及时地以“亲爱的同志”“亲密的人”的身份给鲁迅译作以高度的赞扬，率先肯定了鲁迅对待翻译事业的热情和认真。更关键的是，瞿秋白还迅速对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战进行了政治定性，率先断言鲁迅从事的是革命文学翻译事业。瞿秋白鲜明的政治表态和论战立场选择，无疑在革命道义和革命态度上对鲁迅从事翻译事业进行了双重肯定。而在实际上，因为自己翻译能力有限而一再受到梁实秋在专业能力上贬损之苦的鲁迅，现在突然得到瞿秋白富有革命道义的支持和专业水准的推崇，无疑深受感动。

于是，鲁迅写了一封同样长度的复信给瞿秋白表示自己对个中深情厚谊的心领神会。在文学翻译问题上的往复通信中，瞿秋白和鲁迅开始坦诚讨论翻译标准、翻译和汉语发展关系等问题，并进而达成了论战同盟式的共识。此后，瞿秋白和鲁迅不仅联手对梁实秋及其弟子赵景深提出尖锐批判，而且对汉民族语言的生命力进行大胆贬斥。瞿秋白和鲁迅的《论翻译》《论翻译——答J.K.论翻译》这两封信不仅迅速被鲁迅公开发表，最后还被鲁迅合并收入了《二心集》，可见鲁迅对这次通信的珍视程度。但鲁迅为何又将这两封私人论学书信公开发表呢？刘全福推测是“鲁迅想必认为两人之间的讨论有益于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发展”[24]。其实，除了翻译事业上的考虑外，鲁迅更多是以此举再次表明“吾道不孤”。

实事求是地说，瞿秋白对翻译问题的理论思考并不算多，更没有材料表明他对鲁迅和梁实秋的翻译论战此前有过多少关注。但在《论翻译》中瞿秋白却一再强调翻译问题革命立场的重要性。因此，与其说瞿鲁结盟是缘于翻译论战，倒不如说是因为共同的左联。正是在接触左联和参加左翼文学战线系列斗争中，瞿秋白才和鲁迅产生了相关的信息交流。1931年10月，瞿秋白再度接受鲁迅的委托，重译《解放了的董·吉诃德》。后来，又受鲁迅委托翻译《铁流》序言。交付译稿时，瞿秋白曾附短柬说《铁流》序言“简直是一篇很好的论普洛创作的论文”[25]。可翻译《铁流》序言的时候，瞿鲁两人“不但还没有见过面，并且也没有什么通信”[26]。而瞿鲁两人的最初见面，还是在《毁灭》译本出版之后。所以，瞿秋白是读完《毁灭》后才就小说出版意义和翻译问题写信给鲁迅的。可见，瞿秋白从来都以革命立场看待文学翻译事业。瞿秋白给鲁迅写信谈翻译问题，同样出于这一立场。尽管写这封论翻译问题的信，瞿秋白开始并没有介入鲁迅和梁实秋翻译论战的考虑。但是，瞿秋白谈翻译的去信和鲁迅复信的发表，却事实上成为梁鲁翻译论战再起高潮的导火线。故瞿秋白写这封信，一方面不自觉介入并且再次激发了梁、鲁翻译论战，另一方面也在关键时候给鲁迅以莫大的来自左翼革命阵营的支持。鲁迅此前看重瞿秋白更多是出于对瞿秋白中俄文翻译才能的欣赏，但瞿秋白这封关键时候写的翻译讨论来信，却让鲁迅获得了革命同志和战友般的支援。尽管瞿鲁翻译观同中有异，但因论战而趋同的策略，反而使鲁迅对瞿秋白的翻译才能和立场有了更大程度的认同和更高力度的赞赏。至此，“战友”不再仅仅是瞿秋白单方面对鲁迅的认同性称呼，而且也是瞿鲁之间完成统战的同盟共识。而瞿秋白和鲁迅之间异乎寻常的亲密友谊也基本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