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由此看来，现代左翼文学叙事转入当代文学语境后，最大的挑战便是如何继续保有其抒情传统，同时又能保持新时期的革命伦理。左翼革命时期的恋爱，多少还算是革命需要。然而到了战争时期乃至战争后期，任何与性别和私人相关的感情因素都可能会陷战争于洼地。因此，战争时期的左翼抒情传统的发扬与转换，成为作家们进入当代后的首要难题。

然人孰能无情，作家更是如此。一般来说，人世间的感情无非仅有有无浓淡之分，但在宗教信仰和类宗教信仰的革命政治高度上，感情不仅有有无浓淡之分，更有纯粹驳杂之别。因此，无论是左翼革命抒情还是战争洪流叙事，考量感情的首要标准都是政治。《百合花》也不例外。革命较之于宗教而言，对感情纯洁度有着更多的要求。革命无止境，则感情提纯无限度。不管如何，感情一旦与革命相关，纯洁便是最好的颂扬，“纯洁”的定性本身也成为任何革命叙事里的最好的“护情符”。

另一方面，男女关系，在革命大业进程中固然无法避免，但可以因纯洁而转化，这个淬炼的关节便是革命本身。一旦革命，男女双方既可以是“军军关系”的革命同志，也可以是军民关系的夫妇、男女，这些都算是革命对男女关系的一种淬炼。在这个层面上，《百合花》的写作，无意中暗合了左翼文学抒情传统在当代中国语境里的变化逻辑。可以说，从左翼革命同志之间的“革命+恋爱”，到军民关系里面的“战斗+爱恋”，从《丽莎的哀怨》《青春之歌》到《洼地上的战役》《荷花淀》《百合花》，鲜明地勾勒出一条从注重革命男女恋爱关系的左翼抒情到探索军民关系伦理讴歌的演变轨迹。

有意思的是，随着历史进入后革命时期，左翼革命的恋爱男女也翕然一变，成为战争英雄里的军民夫妻。而左翼革命时期的小知识分子感情，一旦变身为“十七年”时期的英雄男女伦理，不仅身份角色变化了，连感情都日常化了。前者多是恋爱中的浪漫纠结，后者多为日常的温情暖意。《百合花》如此，孙犁的《荷花淀》更是典型。《荷花淀》里既有战斗的紧张，也有夫妻夜话的舒缓，“民兵”的身份角色，赋予了作家诉述军民关系其乐融融的叙事便利，可谓别有风情雅致在焉。那一群民兵夫妇的抗日斗争写得风光旖旎、如诗如画，除却荷花淀那里的优美景色和孙犁的特色笔致之外，“民兵”这个独特群体和称谓保护下的男女人情叙写，无疑功莫大焉。所谓民兵，顾名思义，亦民亦兵。于抗日战争而言，他们都是革命兵士；于人情世态来说，他们则皆为人间、民间男女。既然革命与恋爱不冲突，军民关系当然包含民间男女的日常情愫。从丁玲、蒋光慈乃至茅盾等人笔下的革命男女，再到孙犁、茹志鹃笔下的战争军民，其间的思路变迁多有辗转，然以男女关系的形态调适来建构革命历史，却无疑成为作家茹志鹃所做的有效而且有益的独具特色的尝试。

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的一点是，尽管表面上《百合花》的情节模式与诸多现代左翼文学如出一辙，但它毕竟已经悄悄地将革命置换成了战争，把情人间的恋爱变成了人情味十足的朦胧爱恋；这显然不仅仅是时代呼唤与小说题材的转换需要，更是与时俱进的左翼抒情逻辑的历史与政治演进。革命与恋爱的抒情是革命政治笼罩下的紧张形态，但军民鱼水情深的颂扬却旨在回归日常生活的、伦理形态的人际温情。很显然，现代左翼抒情传统演进到了《百合花》阶段，与现代革命战争时期的激情燃烧已经大不相同，日常化与生活化的温情暖意已然成为当代和平建设时期的左翼作家抒情的新质素。可以说，正是《百合花》这一抒情叙事模式的细微变动，因缘际会地应和了现代左翼文学抒情传统转向日常的当代调适与叙事变动的内在要求。《百合花》也因此似乎成为一个典型文本，既接续现代左翼文学主流，又开启了当代革命战争文学叙事的一种有效路径。

事实上，当历史进入当代，左翼革命也已经从鼓动宣传的现代时期走向战争史构建和英雄叙事的写作时期。茹志鹃只不过是通过写《百合花》，敏锐地用艺术形式呈现了这一历史变动，尤其是相应而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变动与精神渴望。可以说，这也正是《百合花》“清新、俊逸”的真正内涵与深度所在。当然，更耐人寻味的是，茹志鹃在1957年爱人被打成“右派”的情境下写成此作，并辗转发表于风雨飘摇的1958年。作家个人的精神宇宙与时代的感知内外交集，或许可以说，这也是触动她将这一时代性的情感脉动与小我的境况深度糅合的因缘吧。

总而言之，短短一篇《百合花》，“奠定了茹志鹃以细腻重现军民鱼水情见长的大作家的声誉”[48]。它以简约清新的笔法，将现代左翼文学抒情传统演进为当代“十七年”文学时期的战争英雄叙事的新境界和新形态，即将“军民鱼水情深”颂歌下的大历史建构与人世日常伦理的温暖传达相融合。因此，这篇“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49]而写成的小说，尽管世事变迁、风云变幻，但个中内蕴的历史脉动、英雄情结，以及潜在的对日常的幸福、人之日常情愫的追求与渴望，总能唤起人们平静朴素的人间温情与历史敬意，难怪它会被誉为1958年中国的“一个奇迹”、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意外的收获”[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