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通过翻译问题论战，瞿秋白在不经意间完成了思想上统战鲁迅的第一步。这是鲁迅靠近革命阵营的一小步，却是瞿秋白“在文艺界上革命统一战线的执行”[27]的一大步。尽管其间也体现了左翼在文艺统战中少有的“更多的细心，忍耐，解释，甚至‘谦恭’与‘礼貌’”[28]。

对瞿秋白而言，翻译论战本身并不是革命者看重的事情。但考虑到瞿秋白当时正急遽滑向中国共产主义革命领导层边缘的处境，他如果想要继续主持革命斗争，除了凭借自己著书作文的专长参与文艺圈的政治立场论战，并以自己的文艺优长争夺各种论战的政治权威之外，也实在没有其他更自然而顺当的通道了。出于这种对待文艺论战的手段而非目的的参与意识，瞿秋白比任何人都要清楚各种文艺论战所蕴含的政治契机。因此，在论战中瞿秋白总是能极为理性地认识到翻译论战整个过程的演变玄机，也相当成功地利用了翻译论战从文艺论战滑向政治立场较量这一转折的势能，并主动推进了翻译论战与左翼革命政治在文化战线上的迅速结合。

而在鲁迅看来，他未尝不清楚翻译论战与政治论战的边界所在。然而当写出《“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的时候，无疑也表明将翻译论战转变为政治立场规约已经是鲁迅自己的主动选择。其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一选择能够给鲁迅带来多少政治威权，因为这在当时几乎不可能。但主动选择时人趋避的阶级性作为自己翻译主张的论说基点，则表明鲁迅在学理论争层面的无奈和左翼政治选择在道义上能够带来的论战优势，也表明鲁迅在主流政治情态上的弱势。然而当时势更易之后，曾经的道义同情与政治弱势已经结合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于是历史叙事便自然遮蔽了翻译论战最初作为文艺论战的学术真相，正如翻译论战本来只是源于对翻译文艺质量的追求本身。

如前所论，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其实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频频爆发。但只有瞿秋白介入的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不仅对中国的文学翻译思想影响深远，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左翼文学）影响甚巨。这场以翻译艺术质量为发端的论战，本该发展为关涉中国现代文艺转折路向、翻译艺术进向与现代汉语的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学术争鸣和学理反思；然而在瞿秋白再三强调政治立场规约和论战导向的前提下，论战被简化为阶级性之争，重心词也从“文艺”位移为“论战”。这一方面迅速助长了左翼文艺作为政治机体组织的意识，另一方面也大大损伤了左翼文艺的艺术审美价值和现代文艺论战本身的学理色彩。因此，中国现代文艺论战往往禁不起形式逻辑的推敲，更禁不起现代学术的追问。瞿秋白和鲁迅以私人友谊为基础在翻译问题的论战中结盟，其本来旨趣不是学术共识，更不是翻译思想的趋同，更多是革命道义的同情和对左翼政治氛围的契同与理解。“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这句鲁迅书赠给瞿秋白的共勉语，字里行间没有丝毫与政治和学术相关，言说的只是乱世相逢里惺惺相惜的沧桑和感慨。与其说是心神契合，倒不如说是两个同样孤独的人诉说永世的忧伤。

由此可见，翻译论战中瞿秋白和鲁迅之间的友谊交往是一次左翼革命史上文艺与政治之间美丽而双赢的邂逅，它“促进”了左翼革命在文学战线上的独辟蹊径与意外成功，也“促退”了翻译论战本身良性发展的学术进程和学理价值。当然，在革命历史洪流中，学术是非与政治抉择本身就不是平衡的两极。同理，在这次翻译论战中，尽管在私人友谊交往中瞿秋白和鲁迅才情契合，但在革命政治层面和学术共识层面上，瞿秋白和鲁迅却有点不够知己。因此，翻译论战最终仍不可阻遏地远离翻译质量问题而走向了政治立场争夺。这就表明：瞿秋白和鲁迅的私谊交往，的确微妙地左右和催化了鲁迅和梁实秋之间的翻译论战。鲁迅和梁实秋的争论本来与政治立场无关，却因瞿秋白的私谊的介入而对文艺论战进行主动的政治转化。这种情形在现代文学史上其实并不罕见。而在学术共识和革命政治进程的交错中，私谊的介入、意气的促使、道义情感以及政治功利的趋避，各种因素彼此互动与纠缠，都曾经细微地影响了许多在后世看来是那么纯粹的论战和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