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历史的因缘际会，使得瞿秋白注定成为鲁迅评价史上的关键人物。因为在回顾与创造社、太阳社论争时，鲁迅曾说：“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26]近三年过去了，鲁迅终于等到这个“狙击手”，正是瞿秋白。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可谓一击而中、应声而立。在读《〈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时，鲁迅竟然“看了很久，显露出感动和满意的神情，香烟头快烧着他的手指头了，他也没有感觉到”[27]。因此，在鲁迅评价和研究史上，《〈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本身也成为经典，它既是红色鲁迅隆重推出的宣言，更是空前绝后的能打动鲁迅本人的鲁迅研究论作。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洋洋一万五千余言，瞿秋白将全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论。开篇引用鲁迅在杂文集《坟》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名言，把鲁迅当成革命殉道者的象征。接着，瞿秋白引用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的表述，构成中苏文艺对称结构[28]：
俄苏 卢那察尔斯基——高尔基——《〈高尔基作品选集〉序》
中国 瞿秋白——鲁 迅——《〈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瞿秋白的序言仿照卢那察尔斯基对高尔基的评价，并进而指出鲁迅和高尔基的共同之处，即“革命的作家总是公开地表示他们和社会斗争的联系”[29]。瞿秋白把鲁迅类此为中国的高尔基：
高尔基在小说戏剧之外，写了很多的公开书信和“社会论文”（publicist articles），尤其在最近几年——社会的政治的斗争十分紧张的时期。也有人笑他做不成艺术家了，因为“他只会写些社会论文”。但是，谁都知道这些讥笑高尔基的，是些什么样的蚊子和苍蝇！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30]
在汲取苏俄革命话语权威完成对鲁迅“中国的高尔基”定性与定位后，瞿秋白继续对鲁迅和其杂感文体的“中国的高尔基”身份，进行本土化因果定性与定位：
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31]
系列类比和因果分析后，瞿秋白迅捷地给鲁迅、杂感文体和鲁迅杂感编选三者都打上鲜明的红色革命色彩，将鲁迅杂感写作史与中国社会斗争史、中国思想斗争史密切对应和联系了起来，简明扼要地勾勒出了“红色”鲁迅，完成了对鲁迅进行革命经典化塑造的主体工程。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瞿秋白明确指出编选鲁迅杂感工作的革命思想底蕴——“现在选集鲁迅的杂感，不但因为这里有中国思想斗争史上的宝贵的成绩，而且也为着现时的战斗”[32]。
第二部分是过渡部分。瞿秋白以“亚尔霸·龙迦的公主莱亚·西尔维亚被战神马尔斯强奸了，生下一胎双生儿子：一个是罗谟鲁斯，一个是莱谟斯”的一通神话比喻式论述，把鲁迅“革命”思想的逻辑起点确定为鲁迅的家庭出身，从而自然过渡到以阶级论阐释鲁迅的基本思路。“是的，鲁迅是莱谟斯，是野兽的奶汁所喂养大的，是封建宗法社会的逆子，是绅士阶级的贰臣，而同时也是一些浪漫谛克的革命家的诤友！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33]
树立了鲁迅的国际身份和国内身份后，瞿秋白更鲜明地确立了阐释鲁迅的“阶级论”革命思路。从第三部分到第七部分，瞿秋白娴熟地根据革命进化论逻辑，在历史性叙述中按照“辛亥革命——五四前——五四时期——大革命时期——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进程，对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革命思想生长进行梳理和总结。
第八部分是瞿秋白的结论归纳，根据“阶级论”叙述模式，鲁迅杂感写作史于是自然而然成为“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34]的历史。而在此过程中，鲁迅社会身份发生相应变化——“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35]。因此，“最近期间，九一八以后的杂感”，瞿秋白认定鲁迅已“站在战斗的前线，站在自己的哨位上”。[36]瞿秋白回顾鲁迅杂感里战斗的光辉历程，目的在于总结鲁迅革命传统，他说：“然而鲁迅杂感的价值决不止此。……历年的战斗和剧烈的转变给他许多经验和感觉，经过精炼和融化之后，流露在他的笔端。这些革命传统（revolutionary traditions）对于我们是非常之宝贵的，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37]可见，瞿秋白以阶级论完成对鲁迅杂感写作的革命史梳理，“是以一个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气魄和眼光来评价鲁迅的”[38]。
在“集体主义的照耀之下”，瞿秋白坚信自己发现了鲁迅的“革命传统”[39]。在红光照耀下，鲁迅自然也被证明的确有红色革命的传统。瞿秋白以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的方式，编辑出了自己想塑造的、革命也需要的红色鲁迅。鲁迅的革命经典化塑造已完成，从此，鲁迅成为革命前驱和“听将令”的代表者。瞿秋白再次重申：
自然，鲁迅的杂感的意义，不是这些简单的叙述所能够完全包括得了的。我们不过为着文艺战线的新的任务，特别指出杂感的价值和鲁迅在思想斗争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应当向他学习，我们应当同着他前进。[40]
一切为了现实革命与斗争需要。在革命斗争异常紧张和激烈的年代，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线的领导者，瞿秋白的所作所为，无疑是历史必然和个人本然、应然的统一。因此，当选家和作长序，都是瞿秋白服从于革命斗争需要的实践。尽管行动中也不排除有瞿秋白对鲁迅的感恩心理[41]和经济利益因素[42]的驱动，但这应该以并不与革命功利需要相矛盾为前提。况且，瞿秋白无论在编选标准确立还是序言论述思想上，也都与其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相融合。因此，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并作序这一文学史的事实，无疑也是瞿秋白文艺思想一次成功的实践。
然而，必须指出，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编选和《〈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体现出的鲁迅观，并不完全等同于瞿秋白个人的鲁迅观。因为瞿秋白不仅没有否定钱杏邨等对鲁迅的批评攻击，而且在《多余的话》中提及的“可以再读一读”的文艺著作中，也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43]，并没提及鲁迅的杂感。这似乎也能说明，瞿秋白编选和序论鲁迅杂感的真正意图和思想内核，其实并不在于文学价值，而在于革命思想价值。那么，难道瞿秋白和鲁迅的确是处于隔膜和相知并存的复杂状态么？[44]
这一切，也许是因为立场的不同产生的不同的阐释结果。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同年问世的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认为“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而且把鲁迅和徐志摩混在一起判为“新文艺之右倾者”。[45]但瞿秋白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做出的鲁迅阐释，却实实在在地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艺思想战线树立起一面红色旗帜。
此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不仅成为革命阵营研究和评说鲁迅杂感和思想的范式，还被确立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作家作品研究的基本范式。而当初瞿秋白针对鲁迅杂感做出的评说结论，甚至被放大为此后鲁迅研究的基本前提。瞿秋白的鲁迅阐释，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新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革命化叙述的起点。与此同时，在鲁迅被塑造成“中国的高尔基”的同时，瞿秋白也同步奠定了他自己作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46]的历史角色。
当然，除了开启鲁迅经典化的历史进程外，瞿秋白还曾对五四文学革命史进行梳理，并以革命领导权争夺为主线重新进行叙述。这既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构建确立了光辉起点，又凿定了现代革命文学史的思想界碑。因此，重塑鲁迅和整理五四文学革命史这两项意识形态构建的重大工程，不仅足以让瞿秋白在中国文艺思想史有一席之地，也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史留下宝贵的革命书写传统：一是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传统，一是文学史按革命思维整理的传统。于是，许多文学史的重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