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不管赵树理的五四经验与革命叙事存在着多少纠结，有意味的是，这一问题纠结的焦点，《小二黑结婚》，却机巧地在这两个悖论点——革命叙事与乡土经验的耦合书写——上取得了和谐。
《小二黑结婚》有什么好？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忠实实践了毛泽东的文艺运动方针而获得成功[144]。因为即便抛开故事题材的时代背景和情节结局的政治先在预设，也应该承认《小二黑结婚》是一篇至今脍炙人口、很有中国民族乡土风味的现代小说，“农民们欢迎它的那种激动情绪，就象一个女人在电视中看到了自己的丈夫一样……他们被带进对他们来说全都很熟悉的情节中”[145]、它“用质朴的描述，成为一篇令人满意的坦率的小说”[146]。
其实，上述理由都不重要。《小二黑结婚》的“有什么好”[147]，根本上在于其虚无暧昧的现代追求与迷离的传统趣味关怀之间生成的艺术张力。这不仅使它成为经典小说并保存了诸多艺术生命力，更留下并非仅仅事关小说的思考空间。
回溯《小二黑结婚》接受史，它的暴得大名似乎是传播学和信息学角度的政治文化霸权式的结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信息流通的前提是被允许；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信息被接收并继续传播的前提是接收者有再传播的冲动或渴望。基于这两点，《小二黑结婚》可谓获得了三方面优势的集合：“天时”，即抗战敌后根据地的婚姻法宣传；“地利”，即故事的真人真事版的背景、语言形式与故事讲述方式的地域化；“人和”，即彭德怀等高级军政要员的支持、赵树理的乡村代言人社会身份的被认同。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在封闭的军事地域环境下，由于作为媒介的人是完全可控的，那么传播与接受对于《小二黑结婚》也是完全可控的。这样一来，似乎确能解释其历史性的成功。
可是，纵观1949年至今的中国历史，除个别阶段有市场消费因素大力介入外，当下中国的可控程度可谓前所未有，但六十多年来并没有再次出现相类似的作品。所以，单纯把《小二黑结婚》的经典魅力归于时代、历史乃至政治推手，并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因为按此双面胶逻辑，人们不但可解释它为什么好，也能解释它为何不好。
既然如此，不妨先做宽泛些的追问：赵树理小说有什么好？关于这一点，日本的两位研究者倒是曾以旁观者姿态说出了些许端倪。洲之内彻说：
或许是赵树理证明了中国还缺少现代的个人主义等等。对于这类有碍于革命的东西不能不有所打击。而所谓新文学的文学概念之所以暧昧，其原因就在于此。即：一方面想从封建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同时另一方面又企图否定个人主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他是不觉得受约束的。他没有机会感受到人和社会的对立，这对他来说是缺少的。但是，这是现代人面临的巨大苦恼之一。
这种情况说明他的文学是正数还是负数呢？这恐怕因论者的立场不同而不同吧！而且，他的乐观主义中潜在着他不曾意识到的虚无主义。这对他来说，包含着一个是否有自知之明的觉悟问题。[148]
另一位是竹内好。他对赵树理小说为何能同样能吸引日本青年的疑问解释，亦殊堪玩味：
要找出其共同之点（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共同点——引者注），也未必容易，勉强地说，这一共同点是：整体中个人的自由问题。
……如果不用某种方法来调和与整体的关系的话，就很难完成自我。这一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由此，一方面产生了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的倾向。……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是西欧个性解放过程中的产物，所以，在以表面的现代化还未成熟的个体为条件建立起来的日本社会里，想要诚实地生存下去、诚实地思考的人，是不能长期停留在虚无主义和存在主义之上的，这是不言而喻的。[149]
基于这种判断，竹内好断定中国现代“人民文学”对应的代表作家是赵树理，甚至认为“赵树理以中世纪文学为媒介，但并未返回到现代之前，只是利用了中世纪从西欧的现代中超脱出来这一点。赵树理文学之新颖，并非是异教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的文学观本身是新颖的”[150]。
上述二者皆以赵树理的酒杯浇自己块垒，但他们毕竟深刻地打开了问题的可能思路——以赵树理为端绪的延安新文学，赋予了中国现代文学前所未有的“现代性”。这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在赵树理的文学中，既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至少是有这种可能性。这也就是赵树理的新颖性。”[151]换言之，赵树理写作的现代意味，并非单一的革命政治思想的启蒙，而在于其写出了身处于“夹生”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思想悲剧，以及此中个体难免走向虚无的没落与哀婉结局。
然而，倘若结合形式要求的考察，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结论却存在疑义。为此，今村与志雄再次生发出新一层的“现代”拷问：“赵树理文学果真就是这种仅仅是过渡性的文学吗？”[152]有意思的是，他最后还是在形式的现代意味上肯定了赵树理对“板话”等文体形式运用的思想内涵，认为“他的语言极其生活化、形象化，同时又简单化、纯粹化，达到了非常富于思想性的语言高度”，“文体通俗化的任务终于由赵树理完成了”[153]。这显然有些曲为之辞，不如董之林先生具体而微的讨论令人信服[154]。但如今村与志雄所言，大众化问题的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革命是现代，那么大众化的形式自然就是革命的，也是现代的[155]。
可是，赵树理小说的“现代”并不必然等于《小二黑结婚》的“现代”。当然，如果把革命宏大叙事当成现代的一种，《小二黑结婚》的“现代性”和“人民性”就是必然的。可是，除了以革命的神圣获得现代内涵外，《小二黑结婚》还可能有哪些现代性呢？
显然，洲之内彻认为的个体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困境的思考，对赵树理本人或有粘连，对《小二黑结婚》则几乎毫不相关，因为《小二黑结婚》的文学世界是中国农村。中国农村在整个二十世纪面临的最大困境，恰恰不是人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的困境，而是与古代社会的关系的困境。对于北方农村的农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围绕他们日常生活的压迫，恰恰不是现代社会的逼仄紧张和异化，而是古代社会的停滞、凝重、崩坏和挣扎。这和茅盾的《春蚕》里受到小火轮和洋布洋纱冲击的江浙农村大不相同。《小二黑结婚》的“现代”当别有怀抱。
小二黑的生活原型是岳冬至，据赵树理了解，他被村干部和民兵连长打死。当现实案情大白后，村民们的真实反应却是：岳冬至本不应该有了童养媳又去追求别的姑娘，教训教训他是应该的。村干部和民兵连长把人打死是过火了点，但出发点并没有错。赵树理创作正是基于对这一点的震撼，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当地人对旧婚姻制度的观念，配合彼时婚姻法的宣传。其实，根据地的婚姻法宣传其实也并非如今天所理解的全是为了婚姻自由，还有政治军事动员和战斗力解放之目的[156]。这里姑且不论。但就此而言，赵树理把一起刑事案件，写成了革命宣传动员和现代思想启蒙“双肩挑”的小说，其所呈现的人与社会的关系则显然不那么现代。反封建的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在革命看来是一回事。但在农民看来，包含在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的，如日常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又绝非“封建”一词那么简单。在女性资源极度不均衡的北方农村，岳冬至的“反封建”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个人思想感情和观念追求，它同时也挑战了区域性别资源的平衡体系。合理和不合理、合法与不合法，共时性地被交织进了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和感情中。这件事情的内部纠葛，甚至让费德林认为“作者探讨了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妇女问题。赵树理选择这个题材是不难解释的，这是由现实生活决定的。封建宗法传统遗毒在妇女婚姻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烈”[157]。
毫无疑问，能够这么写小说，起码表明赵树理深刻了解北方的乡村世界在这方面的难言之隐。常年扎根、混迹于中国北方农村下层社会的赵树理，对那个世界“食”与“色”的贫乏与无奈，及由此衍生而来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精神情感、日常生活、思想趣味，了如指掌。譬如《小二黑结婚》中对三仙姑风流韵事的叙述，虽笔墨简单却富有韵味，这恐怕也只有赵树理笔下的那些农民朋友才能意会；二诸葛这个人物，尽管饱受读者的讪笑，但只要有点中国农村底层生活体验，谁都会对他抱以理解的同情。“恩典恩典”不是封建、懦弱就能一言蔽之，里面蕴藏了太多中国普通民众生存的艰辛和苦难深重的历史体验。也恰恰是二诸葛，比谁都了解中国民众几千年来的生存状态和民间疾苦。至于小二黑，他是受新思想、新启蒙滋养成长的农村新一代。与赵树理一样，其遭遇的不再是以往封建时代循环的改朝换代的历史，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崛起的时代，是有现代思想体系支撑、有现代政党组织、现代政治军事动员的大革命时代。小二黑的思想情感、行事为人，不光在小说中生硬抽象，而且简直就是小说内外的中国乡土世界的“空降兵”和“方外来客”，一如那场红光满面的革命在当初与中国乡村世界的相遇。
《小二黑结婚》的耐人寻味，恰恰是它生动彰显了现代与前现代中国的两代人在对待人生命运的抗争与对时代大流在迎拒方面的差异。时至今日，一个因简单的自由爱情追求而引发的血案，已经很难引发如此多重面向的思考。可如果考虑到故事所处的历史语境，一切都理所当然。这就是乡土中国。理解《小二黑结婚》的小说内外，才能真正理解赵树理，才能真正理解其心向往之的延安理想，也才能真正理解从乡土中国与俄共革命组织形态共同孳乳出来的当代中国。为此，西里尔·贝契评价赵树理说：“他的大量的素材取自旧时代。他永恒的主题是谴责旧制度。”[158]旧时代和旧制度，既是赵树理艺术写作的始基，更是他呼吸与共的情感生命、书写世界。
遗憾的是，《小二黑结婚》之后，赵树理习惯成自然，“给自己的作品提出了崇高的教育使命，处处用中国农村及其变革中发生的真实而常常又很复杂的问题，来努力教育读者”[159]。以写小说来教育人的热望，这一悠久的本土文学大传统在赵树理心中是如此坚定、僵硬而执着，甚而成为他现代革命政治热情的释放路径。由此看来，写作理念和文体实验的偏执，不仅让赵树理一度得以被追认性地进入了历史风云[160]，也使他迅速在现代小说的艺术勘探中陷于自我迷失与现代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