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讨论赵树理小说现代意味的同时，几乎所有研究者也都承认，赵树理对中国民间文艺的熟悉与运用无人比肩。的确，民间趣味是赵树理的文学立场，《小二黑结婚》也不例外[161]。而一般说来，持这种文化教养和文化趣味立场者的写作，都必须服膺民间信息交流的本质：投其所好，沁人心脾。赵树理对此洞若观火：
我写的东西，大部分是想写给农村中的识字人读，并且想通过他们介绍给不识字人听的，所以在写法上对传统的那一套照顾得多一些。但是照顾传统的目的仍是为了使我所希望的读者层乐于读我写的东西，并非要继承传统上哪一种形式。……我究竟继承了什么呢？我以为我都照顾到了，什么也继承了，但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继承，而只是和他们一道儿在这种自在的文艺生活中活惯了，知道他们的嗜好，也知道这种自在文艺的优缺点，然后根据这种了解，造成一种什么形式的成分对我也有点感染、但什么传统也不是的写法来给他们写东西。同时我这种写法也并不能和大多数作家的写法截然分开，因为我虽出身于农村，但究竟还不是农业生产者而是知识分子，我在文艺方面所学习和继承的也还有非中国民间传统而属于世界进步文学影响的一面，而且使我能够成为职业写作者的条件主要还得自这一面——中国民间传统文艺的缺陷是要靠这一面来补充的。[162]
此番逻辑严密、转折甚多的大段“谈艺录”，在赵树理的文字中实属罕见，更因为充满着特定时代氛围下的紧张气息而尤其意味深长。这段话表明，赵树理对民间文化趣味和旧传统的热心，其实并非为了复古，而是为了收纳迷离于旧传统的人们，进而为其写作理念和文体实验撑腰张本。克里夫佐夫说“赵树理并不热心于旧传统，而是一位创新者”[163]，有深意在焉。
在正常经济秩序下，制造吸引无非为了得到关注，继而转为名利。对于早早从事革命工作的赵树理而言，这绝非主要考虑，“文摊说”[164]就是证据。“文坛”与“文摊”一字之差，区别所在是各自要影响的人。赵树理谙熟“兴观群怨”，并在群体动员机制层面上达到了中国文学“群”传统与现代革命呼告、群众动员机制的奇特契合[165]。这也正是其文学观的现代独创性和新颖性所在之一。《小二黑结婚》不过是赵树理在无意识中进行两结合创作的经典文本而已。为此，它不仅被最频繁地改编成各类地方通俗曲艺，也最为各类文学史著述看好。
可是，对于文化水平低下的革命根据地民众而言，现代小说何以能继承和发扬“群”传统呢？必须靠趣味民间化，这就是赵树理方向对民众的实质意义，也是《小二黑结婚》会被改编成大量地方民间曲艺作品的奥秘。诚然，趣味民间化绝不等同于文艺大众化。因为无论是哪一种大众化，实际上都与真正的大众没多少必然关系[166]。所谓趣味民间化，在中国底层民众看来，一是要包含他们对中国俗世经验和感情的基本传统理解，二是能激发他们对俗世经验的现世感知。
对于俗世经验和感情的基本传统理解，中国老百姓常常靠将心比心式的体验来领悟普世情怀。以“大团圆问题”为例。对于物质贫乏、资讯封闭的中国农村来说，“大团圆”无非温饱和传承问题，即“食色”之“性”。这两项如能同时满足，常常就可称为“大团圆”。赵树理对此有入木三分的辩护：“有人说中国人不懂悲剧，我说中国人也许是不懂悲剧，可是外国人也不懂得团圆，假如团圆是中国的规律的话，为什么外国人不来懂懂团圆？我们应该懂得悲剧，我们也应该懂得团圆。”[167]周扬也曾就此发有宏论：“五四时代反对过中国旧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主义，那是正确的，因为旧小说戏剧中的团圆不过是解脱不合理的，建立在封建制度和秩序之上的社会的一个幻想的出路，它是粉饰现实的。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团圆就是实际和可能的事情了，它是生活中的矛盾的合理圆满的解决。”[168]尽管周扬倾向于强调“新的社会制度”之于大团圆的意义，赵树理则注重大团圆是“中国的规律”，但两人都高度认同了经验性的“大团圆”对中国民众审美的根基意味。
因于此，《小二黑结婚》大团圆模式是显而易见的，故事模式也极为古典。任何一个稍有文学修养的中国人都会发觉，《孔雀东南飞》《西厢记》《红楼梦》的趣味不时在里头频频再现。三仙姑与老夫人、红娘与村长（区委书记）……故事情境与人物虽说有时代差异，但基本故事功能皆异曲同工。故事情境与人物形象的时代感产生了故事现实感，基本故事功能则激发出故事的历史感。在现实与历史的缠绕中，《小二黑结婚》成为“深通世故的老农讲故事”，是“使农民自己不能不对自身的事情发生兴趣的作品”[169]。鹿地亘更是把它理解为赵树理“独特风趣”与“民间故事风格”的“天衣无缝的结合”，“再现的是最典型的中国的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活生生的再现”[170]。尽管鹿地亘的判断有他者眼光，但这并不妨碍他瞬间敏锐地看到赵树理小说中最富有中国传统民间文学趣味特质的基因：以“食色”之“性”为始基的大团圆。真理往往是朴素的，事实就是这样：有史以来的中国民众对自身发生兴趣和投入热血的理由，无非都是因为他们最原始的生存成了渴望，遭受了压迫。无论是多么摩登的自由、启蒙、革命和幸福，都务必以此为起点。
如何才能激发底层者对俗世经验的现世感知呢？对乡民而言，他们接受讯息的主通道并非纸本阅读，而是依赖“看”和“听”：看得懂，是指看懂相关图符；听得懂，是指听懂他人言语。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就强调“听得懂”的重要性[171]，堪称现代革命领袖之洞见。赵树理曾长期出入乡野，“听得懂”的力量于他更是念兹在兹：他不仅有五四新文学无法进入农村民众生活的亲身经历，更有浸淫于地方曲艺表演多年的体验。故而竹内好认为：“赵树理周围的环境中不存在作者与读者隔离的条件。因此，使他能够不断加深对现代文学的怀疑。他有意识地试图从现代文学中超脱出来。这种方法就是以回到中世纪文学作为媒介。”[172]此论相当尖锐地点出了赵树理小说与传统趣味的对接与接榫之处。
竹内好进而指出：“就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而言，中世纪文学是处于未分化的状态。由于这种未分化的状态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所以，他就能以此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现代文学。”[173]那么，赵树理沉湎于“中世纪”的“未分化”的“作者与读者的关系”，究竟又是为什么呢？难不成正是“有意识地造成”的“意识”在作祟？显然，此意识亦非赵树理的个人意识，而是他所服膺和信仰的“红光一线”。不过，仍然需要肯定，赵树理小说的传统魅力，很大程度上正是缘于他执着于传统的读者与作者的关系。因为宗教教义的日常普及与俗世感化，正是赵树理对此关系在中国乡土生活经验里的根本理解。既然赵树理有这种理解，那他的写作就不能完全算是现代思想启蒙者的写作，也不可能全是“振木铎”式的采风。此暧昧的情感底蕴和迷离的身份认同，贴切而同步地传达出了赵树理艺术世界的思想境界追求与现实力量依托。这也正是延安《讲话》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近七十年来的光荣与梦想。
如此说来，《小二黑结婚》对于五四文学与延安文学之间的艺术模式转折的意义之重大，它为当代文学创辟的写作契机和文学空间之巨大，无论就文学意味还是思想史当量，都是相当惊人的。回望赵树理缠绕于乡土经验与革命叙事的写作身影，无论站在现代或传统的哪一个立场上，都有些无间道式的悲悯与苍凉。
综上所述，赵树理小说的文学思想史意味超过了文学史贡献。《小二黑结婚》的写作与成名，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艺术行为，更不是单纯的现代传播与接受。这是一场交织着革命与传统、民众与战斗力、艺术与宣传的现实事件，也是缠绕着古典与现代、封建专制与革命专政的思想史议题。作为《讲话》倡导的新文学的开篇，《小二黑结婚》不但为后人探究赵树理的意义留下了传奇生动的思想史写照，而且给中国当代文学史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意义空间。它以暧昧的传统趣味点燃了北方农民的革命激动，更以特异的现代情绪成为革命历史叙事的开创者。
[1]本节初发表时陈华积同志为第二作者。
[2]鲁迅文中常用“战叫”表明其独特的人生与社会态度，最早出于《野草·这样的战士》。参见鲁迅：《这样的战士》，载《鲁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0页。
[3]瞿秋白到中央苏区后，不仅鲁迅的学生冯雪峰成了“和他谈得来的人”，而且“谈鲁迅”也是他和冯雪峰闲谈时的主要话题。可见瞿秋白和鲁迅的交谊之深。参见庄东晓：《瞿秋白同志在中央苏区》，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7页；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页。
[4]关于瞿秋白与鲁迅合作的杂文数目曾有多种说法，现择其要者分列如下：
《鲁迅回忆录》记录了瞿秋白、鲁迅合作的杂文10篇，系二人交流后写出，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分别为《伸冤》《曲的解放》《迎头经》《出卖灵魂的秘诀》《最艺术的国家》《关于女人》《真假堂·吉诃德》《内外》《透底》《大观园的人才》。参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27—128页。
《鲁迅全集》认为共12篇，在上述10篇以外补充了《王道诗话》和《中国文与中国人》。参见《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页注释。
唐弢在鲁迅的文集外发现，《“儿时”》与《〈子夜〉和国货年》也是瞿秋白用鲁迅的笔名发表的杂文，曾依据鲁迅日记将《“儿时”》收入《鲁迅全集补遗》，后参照瞿秋白遗稿，认为《“儿时”》与《〈子夜〉和国货年》“仅仅是借用鲁迅的笔名，在自由谈上公开发表而已”。参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申报·自由谈〉目录》，1981年版，唐弢序第7页。
丁景唐、王保林有专著详细分析了上述14篇文章，认为《“儿时”》与《〈子夜〉和国货年》应视为二人合作，只是鲁迅对瞿秋白原稿的改动幅度有大小之别。参见丁景唐、王保林：《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杂文及其它》，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叶楠认为有15篇：《瞿秋白文集》中的《〈大晚报〉的不凡和难堪》与鲁迅《伪自由书》中的《颂萧》相吻合，也是二人合作的文章。参见叶楠：《论秋白与鲁迅合作的杂文》，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3辑，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154页。
本书采用14篇的说法。1933年瞿秋白和鲁迅合作在《申报·自由谈》等刊物发表的系列杂文，不仅“出色地表现了他们两人之间不分尔我，一体战斗的千古不灭的友谊——这是革命的战斗的友谊”（《〈申报·自由谈〉目录》，唐弢序第6页），而且也是瞿秋白在文艺战线上重要的文艺思想实践。
[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28页。
[6]关于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修改前后文体风格差异比较，参见李国涛：《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147页。
[7]杨尚昆：《在瞿秋白同志就义五十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5年6月19日。
[8]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9]瞿秋白：《学阀万岁！》，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
[10]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11]瞿秋白：《狗样的英雄》，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12]初始，鲁迅信中明确说“我们有几个人在选我的随笔”。后来才渐渐明确说是“编者”“选者”，是单数的“他”。参见鲁迅：《致李小峰》，载《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83、387页。
[13]据杨之华说瞿秋白编选《鲁迅杂感选集》目的有二：一是秋白自愧将鲁迅赠予的书籍散失零落，一是为“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参见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第1期。
[14]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15]鲁迅自印的《毁灭》和北新书局（化名“青光书局”）出版的《两地书》为23开横排毛边本。在1933年4月20日给李小峰的信中，鲁迅曾提议《鲁迅杂感选集》“格式全照《两地书》”，但据上海鲁迅纪念馆资料，实际印刷的为25开横排毛边本。参见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纪念馆藏品选》，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1页。
[16]丁景唐：《鲁迅和瞿秋白友谊的丰碑——鲁迅帮助出版瞿秋白著译的经过》，《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1期。
[17]曹靖华1941年和周恩来说：“我所看过的论鲁迅先生的文章，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能赶上瞿秋白同志写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还没有。”周恩来说：“我有同感。”参见曹靖华：《往事漫忆——鲁迅与秋白》，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3月26日。引自《鲁迅研究年刊》1980年号。1941年11月16日，周恩来在庆祝郭沫若五十生辰暨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而发表的讲演《我要说的话》里三次引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包括瞿秋白对鲁迅著名的“四点概括”。参见周恩来：《我要说的话》，《新华日报》1941年11月16日。
[18]王铁仙：《关于科学评价鲁迅的若干思考——重读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11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9—210页。
[19]瞿秋白和鲁迅的相似，参见刘福勤：《瞿秋白与鲁迅文学传统》，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11辑，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37页。对瞿秋白与鲁迅文学思想上的承续讨论，韩斌生先生有较好的讨论。参见韩斌生：《世纪之交论秋白——瞿秋白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及其当代启示》，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8辑，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397—409页；韩斌生：《世纪之交论秋白（二）——瞿秋白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鲁迅传统》，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10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94—106页。
[20]1933年4月8日前，鲁迅出版了7部杂文集，分别是《热风》（1925）、《华盖集》（1926）、《坟》（1927）、《华盖集续编》（1927）、《而已集》（1928）、《三闲集》（1932）、《二心集》（1932）。
[21]例如瞿秋白对《二心集》篇目的编选，入选（除了《〈二心集〉序言》外）的9篇杂感中：《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是鲁迅对左翼文学的意见，其中《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是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演讲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刊于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此文还是瞿秋白刚从政治斗争转向文艺战线时异常赏识鲁迅的媒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是和梁实秋的论战；《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上海文艺之一瞥》《“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批判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友邦惊诧”论》则驳斥对“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侮蔑。
[22]这一点在那些截取的篇目上体现非常明显，例如：鲁迅自编杂文集《华盖集》之第三篇《忽然想到》（一至四），瞿秋白编入时只保留了第三、四节，因为这两节是感慨国民革命失败的，而前两节则是讽刺中国人糊涂陋习。由此可见瞿秋白编选的标准。
[23]例如，《而已集》中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就没有收入。
[24]瞿秋白选入的鲁迅论革命文学的文章有：《而已集》中的《革命时代的文学》《革命文学》《文艺和革命》，《三闲集》中的《文艺与革命》《扁》《路》。但却没有收入《三闲集》中的反击名篇，如《“醉眼”中的朦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革命军马前卒”与“落伍者”》等。
[25]鲁迅：《〈二心集〉序言》，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26]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萌芽月刊》第1卷第4期，1930年4月1日。
[27]杨之华：《回忆秋白》，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28]瞿秋白不仅类比卢那察尔斯基评价高尔基的论说思路，据K.B.舍维廖夫考察，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不仅引用了列宁的文艺思想，而且还采用了列宁《纪念赫尔岑》一文的写法”。参见K.B.舍维廖夫：《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瞿秋白》，马贵凡译，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6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页。瞿秋白对卢那察尔斯基是熟悉的，《赤都心史·兵燹与弦歌》中记载了他采访时任苏俄人民教育委员会主席的卢那察尔斯基的经历。“卢那察尔斯基的著作是鲁迅的首选内容并因此而上溯到了普列汉诺夫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经典认识。1931年瞿秋白被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整肃而‘回归（文艺）家园’后，对于卢氏文艺理论和创作显然也是与鲁迅热议的内容。”参见王观泉：《兵燹与弦歌》，载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编：《瞿秋白研究文丛》第1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页。
[29]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1页。
[30]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1—2页。
[31]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页。
[32]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页。
[33]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3页。
[34]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0页。
[35]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0—21页。
[36]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1页。
[37]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1—22页。
[38]丁言模：《瞿秋白等人评价鲁迅的现实主义标准——兼论冯雪峰、周扬、巴人的鲁迅观》，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3辑，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39]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2页。
[40]鲁迅：《鲁迅杂感选集》，青光书局1933年版，序言第25页。
[41]杨之华说瞿秋白编《鲁迅杂感选集》目的是为给鲁迅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参见杨之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语文学习》1958年第1期。
[42]鲁迅说：“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之手，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参见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9页。
[43]瞿秋白：《多余的话》，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3页。关于《阿Q正传》，杨之华说瞿秋白“经常读它，重复读它，也经常介绍给当时青年。他说读一次二次是不够的，要细读，要重复的读”。参见陈梦熊：《瞿秋白对鲁迅创作长篇小说的关注和期待——杨之华两封遗札所示的一段史实》，《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唐天然曾披露瞿秋白用大小十个“Q”字组成阿Q像漫画。参见唐天然：《战友情深——有关瞿秋白和鲁迅的三件新史料》，《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4期。
[44]黎活仁先生在《鹿地亘与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日译》（香港《抖擞》第33期，1979年5月）中对“文革”时以质疑《〈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等来离间瞿鲁关系的论点进行讨论。原因是鲁研专家陈漱渝在《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附录《携手共艰危》中写道：“据周海婴先生回忆，……在逝世前的一个星期，许广平同志完成了一万多字的论文，揭发批判瞿秋白贬低鲁迅的种种谬论。”参见陈漱渝：《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37页。
[45]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448页。
[46]郭绍棠：《回忆瞿秋白》，路远译，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6辑，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把瞿秋白评价为“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说法不仅来自苏联研究者，美国的保罗·皮科威兹也持这观点。把瞿秋白类比成卢那察尔斯基，我的理解是指二者在各自国家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发展的作用和思路的相似。Paul Pickowicz，Marxist Literary Thought and China：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erkeley， C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pp.47-54.
[47]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几乎都是重写，只不过重写时各自所本的主义、思想不同而已。参见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载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5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80—202页。
[48]鲁迅：《致曹白》，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
[49]唐弢：《革命的感情》，载《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5页。据唐弢所论，鲁迅编定的书有两部最为精美考究：一是《海上述林》，纪念瞿秋白的；一是《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纪念柔石的，也是鲁迅印行的画册中最精美的一种。
[50]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版，第158页。
[51]鲁迅：《致曹白》，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页。
[52]鲁迅：《致台静农》，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页。
[53]鲁迅：《〈海上述林〉下卷序言》，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5页。
[54]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486页。
[55]鲁迅：《致黄源》，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517页。
[56]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57]鲁迅：《致黄源》，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6页。
[58]鲁迅：《致黄源》，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8页。
[59]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5页。
[60]刘小中、丁言模编著：《瞿秋白年谱详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64—465页。
[61]鲁迅：《致杨之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62]瞿秋白被捕后的化名，不同文献中的记载不尽相同，主要有“林祺祥”“林其祥”“何其祥”几种。
[63]鲁迅：《〈海上述林〉上卷序言》，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3页。
[64]鲁迅：《〈海上述林〉上卷序言》，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5页。
[65]鲁迅：《绍介〈海上述林〉上卷》，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66]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67]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7页。
[68]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65页。
[69]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2页。
[70]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8页。
[71]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72]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5页。
[73]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7页。
[74]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页。
[75]鲁迅：《绍介〈海上述林〉上卷》，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76]鲁迅：《〈海上述林〉上卷插图正误》，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页。
[77]克莱夫·贝尔：《艺术》，周金环、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78]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2页。
[79]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7页。
[80]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16页。
[81]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3页。
[82]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页。
[83]鲁迅：《致沈雁冰》，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9—140页。
[84]鲁迅：《致沈雁冰》，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85]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
[86]黄源：《鲁迅先生》，载《黄源文集》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87]鲁迅：《致黄源》，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5页。
[88]孙克悠：《聆听陆老谈瞿秋白——访陆定一同志》，载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252—253页。
[89]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90]鲁迅：《致杨之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91]笔者所见的初版本为蓝绒布面本，现藏中山大学南校区图书馆。
[92]瞿秋白译，鲁迅编：《海上述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版。
[93]谢骏：《论瞿秋白评价的合理性》，《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94]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95]鲁迅：《致沈雁冰》，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96]鲁迅：《致沈雁冰》，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97]鲁迅：《致郑振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98]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32页。
[99]鲁迅：《致郑振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页。
[100]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61年版，第132页。
[101]杨志华：《绍介〈海上述林〉广告考》，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与研究》第4辑，上海鲁迅纪念馆1982年版，第171页。
[102]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宇宙风》第50期，1937年11月1日。
[103]鲁迅：《“这也是生活”……》，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24页。
[104]鲁迅：《绍介〈海上述林〉上卷》，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9页。
[105]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106]冯雪峰：《关于鲁迅和瞿秋白同志的友谊》，载《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107]鲁迅：《致郑振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41—542页。
[108]鲁迅：《致曹白》，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09]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页。
[110]鲁迅：《致郑振铎》，载《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75页。
[111]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112]鲁迅：《致曹靖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页。
[113]鲁迅：《致杨之华》，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
[114]鲁迅：《〈海上述林〉下卷序言》，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5页。
[115]周国伟：《鲁迅与〈海上述林〉》，载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纪念与研究》第4辑，上海鲁迅纪念馆1982年版，第151页。
[116]瞿秋白等：《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页。
[117]唐弢：《革命的感情》，载《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85页。
[118]李又然：《毛主席——回忆录之一》，《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119]余华：《现实一种》，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
[120]李洱：《花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121]详喻晓薇：《永不凋谢的山花——〈小二黑结婚〉创作、影响史话》，载樊星主编：《永远的红色经典》，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1—41页。
[122]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67页。
[123]《小二黑结婚》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而且被译为多国文字，多次在海外出版。详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655—662页。
[124]参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董大中：《赵树理评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黄修己：《赵树理评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25]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26]袁国兴：《中国现代文学初期女性作家“自叙传”小说的“少女情怀”和“病情叙事”》，《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27]赵树理说：“我写的小说，都是我下乡工作时在工作中所碰到的问题。感到那个问题不解决会妨碍我们工作的进展，应该把它提出来。”参见赵树理：《当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火花》1959年第6期。而《小二黑结婚》出版伊始，有些太行山新文艺的同行对此无动于衷，有人甚至认为赵树理是“海派”。然时隔不久，赵树理却被确立为延安新文艺的方向作家。趋于雅俗两端的评价，说明他当年曾不入时流。参见杨献珍：《从太行文化人座谈会到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出版》，《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3期。
[128]彭德怀为《小二黑结婚》的出版题词，不仅是对赵树理的革命历史叙述理念和写作信念的精当概括，更是他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共振。事后赵树理被追认为《讲话》文艺方向的实践者，逻辑奥秘即在于此。
[129]驹田信二认为：“在赵树理的作品里，解决问题的人几乎都是人民政府的代表。”转引自林千野：《赵树理作品在日本》，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289页。
[130]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页。
[13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13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133]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06页。
[134]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96页。
[135]谢泳：《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136]这种事情不是绝无仅有，《白毛女》的创作和传播也是如此，乃至多年后还有白毛女原型人物去世的假新闻。参见陈新平：《她是喜儿原型吗》，《新闻战线》2003年第4期。
[137]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07—508页。
[138]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03页。
[139]谢泳：《百年中国文学中的“赵树理悲剧”——从〈小二黑结婚〉的一个细节说起》，《开放时代》2008年第6期。
[140]按舆情写作对新文学作家影响深远。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就依托《人民日报》和《参考消息》。参见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41]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23页。
[142]欧克肖特：《政治中的理性主义》，张汝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143]钱钟书：《评周作人的新文学源流》，《新月》第4卷第4期，1932年11月1日，署名“中书君”。
[144]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92页。
[145]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67页。
[146]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69页。
[147]关于小说应该“有什么好”，参见杨绛：《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文学评论》1982年第3期。
[148]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05—406页。
[149]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27—428页。
[150]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31页。
[151]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28页。
[152]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13页。
[153]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21—422页。
[154]董之林先生说：“赵树理热衷于对传统戏剧，以及传统评书、鼓词等曲艺形式加以利用和改造，努力在自己小说中实现传统因素和启蒙精神结合。这种体现了五四传统、以平等自由态度对待小说艺术的作家情怀，却往往遭到新文化人的误解和打击。但在激进、专断、容不得不同艺术见解的时代潮流中，赵树理韧性的坚守，却是对启蒙精神能够在本土获得接受最有力的证明。”参见董之林：《韧性坚守与“小调”介入——赵树理小说再分析》，《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155]今村与志雄将“大众化问题”理解为“文体通俗化”，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同时，他将《李有才板话》的快板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合唱团》说唱比照论述，认为是文本表达了“集体的感情”。参见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09页、第416页。
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政治实质，李广田先生说：“《李有才板话》中的快板部分，其地位，其作用，适如希腊悲剧中的‘歌队’（Chorus），快板中所说的，和歌队所唱的，都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参见李广田：《一种剧》，《文讯》第9卷第5期，1948年12月5日。
[156]苏区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往往与“扩红”紧密相关。参见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朱晓东：《通过婚姻的治理》，载《北大法律评论》第4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383—401页。
[157]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38页。
[158]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73页。
[159]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页。
[160]王瑶先生回忆：“50年代初，我讲赵树理的作品和大家一样，毛主席的《讲话》开辟了新时代，赵树理就是杰出的代表。当时北大有许多留学生，他们一下课就去访问赵树理，问他的经历，问他是怎样贯彻《讲话》的。赵树理说，他写小说根本还没有看到《讲话》，以后才看到。留学生们便吵了起来，说我简直是条条。当时留学生有意见一般不直接向老师提，而是先给大使馆提，大使馆给外交部，外交部给教育部，教育部给北大党委，最后再捅到我身上，结果弄得我很狼狈。”（转引自张香琪：《现代文学史研究中赵树理研究的误区》，《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事实也是如此。赵树理1943年底回机关参加整风运动时才看到《讲话》，这时《小二黑结婚》已完成。当然，没看到《讲话》也并非就能说明他没受到相关思想的影响。
[161]《小二黑结婚》出版伊始，太行文艺界有人认为是“低级的通俗故事”，有人认为是“海派”。这两种意见乍看风马牛不相及，却都点出赵树理文学的民间趣味本质。在民间趣味的意义上，宣传和消费未尝不是一回事。
[162]赵树理：《〈三里湾〉写作前后》，《文艺报》1955年第19期。
[163]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54页。
[164]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15页。
[165]参见古斯塔夫·勒庞：《革命心理学》，佟德志、刘训练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埃利亚斯·卡内提：《群众与权力》，冯文光、刘敏、张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66]何其芳：《何其芳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1—54页。
[167]赵树理：《从曲艺中吸取养料》，《人民文学》1958年第10期。
[168]周扬：《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169]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97页。
[170]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397—398页。
[17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59—360页。
[172]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30页。
[173]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4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