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可是，对于《百合花》抒情关系问题进行模糊化处理，并不代表问题被真正解决。在六十多年的评论史里，人们仍旧一再困惑于《百合花》好在何处。无论如何，大凡对此过于遥远的追溯或者是源于古典层面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37]，和绝对的性叙述概括一样，都不具有强说服力，如有的学者所说：“费尽周折讲过之后，仍旧有人在摇头质疑。”[38]

质疑也许是追问和发现的开始。作为一篇写作、发表于当代“十七年”间的小说，《百合花》并非横空出世，于是衍生出了《百合花》的原创性问题，并且在2009年引起了有关论者的辩驳，并由此牵涉到了孙犁的小说《红棉袄》。争论的双方中，有研究者认为，茹志鹃“将《红棉袄》的故事素材，巧妙地移植到了她自己所熟悉的时空背景，这才使《百合花》以其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产生了震撼读者心灵的轰动效应”，这是“十七年”文学以“模仿”代替“创新”的表现之一。[39]而有研究者则认为，“写作《百合花》的茹志鹃是从《红楼梦》里获得了文学的真传，领悟了小说的神髓”，“茹志鹃的《百合花》远比孙犁的《红棉袄》写得好”。[40]《红楼梦》的影响姑且不说，但《百合花》与《红棉袄》的差别是明显的。

孙犁的《红棉袄》写的是一个小姑娘脱下贴身红棉袄给病后初愈的小战士御寒的故事。比较两篇小说，除了人物身份在外在符号方面大体相当外（如都是小战士，都是女性，都写了军民感情），二者差异很明显。除了故事丰富性和人物关系差异（《红棉袄》是两男一女，《百合花》是两女一男），最重要的是两个故事意象内涵相差显著：红棉袄当然是重要的意象，但红棉袄本身并没有多少文化内涵和传统审美上的固定意蕴。尽管为了突出“红棉袄”与小姑娘在性别上的联系，孙犁在有限的篇幅里，特意补充了小姑娘脱下红棉袄后到暗角处整理贴身小衣的细节，然即便如此，那也属于人之常情。这与“百合花”在小说《百合花》里面，乃至在中西文化传统的内涵和独特意味，有着天差地别。更何况，“百合花”还是新媳妇“枣红底”被子上“洒满”的“百合花”呢。

除了原创性问题外，近年来人们对《百合花》的重读中，性叙述与独特处置也成为焦点。事实上《百合花》文本叙述里的“性”多是暗示、朦胧、隐喻化的表述。但重读这一脉的研究者，却越来越倾向于将其坐实和明确化。早期的研究者还只是倾向于理解为“较为混沌的情绪心理呈示角度、日常化叙述的深度模式”[41]。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就趋向于坐实理解为性：“关于其中一个比较隐秘的角度，确令我有点难以出口，要很‘书面化’地回答才得体。所以我常不得不规避在课堂以外的环境来谈到它。”[42]甚至把《百合花》作为“身体隐喻的献祭仪式”来读，认为“这篇小说之所以有如此深远和长久的生命力、感染力，确是因为它的内部有一个关于‘身体和性’的隐喻”。[43]有研究者明确从性（隐秘的性心理、性的吸引）角度阐释《百合花》：“他们之间深层的潜意识的关系，是性的吸引，而这正是这篇小说人物描写的重点。”[44]不仅如此明确地加以指出，甚至不无武断地认为“茅盾就像我今天一样看出来了，1958年，小说发表的当时茅盾就看出来了”[45]。

然而，无论是原创性问题的争论还是性吸引说的明确化，近年来对《百合花》的重读和再探索，都只是在讨论《百合花》写什么的问题，而没能从“写什么”上升到“为什么写什么”的讨论上来。在这个意义上，茅盾当年的紧张、欣喜和顾虑，显然并未被充分注意，甚至根本就没人注意。近期的研究者们，无非在当下相对宽松的时代环境下，从人性欲望的日常化、平庸化角度出发重读《百合花》，认为《百合花》是用对革命性（具体为军民友爱关系）的颂扬主题作为保护伞，掩护对性吸引的故事叙述。这种研究结论固然有当下性的洞见成分，但拘泥于从性的欲望属性重读作品，却也同时遮蔽了对《百合花》在“十七年”文学里的新变、新质素的发现，乃至消磨了对历史现场中的新作品的文学史意义的应有理解与理性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