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35年5月17日至22日，瞿秋白在七天之内写了《多余的话》，其中有一段涉及瞿秋白对鲁迅早期创作的印象：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23]

瞿秋白在文中提及“可以再读一读”的文艺著作中，赫然有“鲁迅的《阿Q正传》”。在生命最后时日的文艺阅读渴望里，鲁迅的《阿Q正传》与茅盾的《动摇》，是瞿秋白想再读一读的仅有的两篇中国现代小说。耐人寻味的是，瞿秋白并没有提及鲁迅的杂感，也许在他思想深处，杂感还是不太算得上是文学吧。当然，也许他想到的只是小说，而不是可以驭之用来战斗的杂文。

事实上，从瞿秋白第一次“瞭望”中国1923年的文坛“荒漠”算起，到瞿秋白就义为止，简而言之，瞿秋白对鲁迅文学的“观看”焦点有四：其一是小说，其二是文学史写作，其三是杂文，其四是翻译。而自始至终，瞿秋白对鲁迅小说的关注是尤为深刻的，也应该是入思甚深的。而瞿秋白对鲁迅的杂文和翻译的关注，则集中于某一些特定的历史时段和现实需要的结合期。这当然是因为鲁迅的小说在当时就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上无法撼动的、在现代白话小说创作方面的代表性成就了。也就是说，如何看待鲁迅的小说，涉及如何判断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成就问题，亦即如何叙述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问题。因此，瞿秋白对鲁迅小说的集中关注，显然是因为它是鲁迅文学成就的一部分。

此外，瞿秋白对鲁迅小说的集中关注，显然还虑及五四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时空参照，因为小说是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主要文学贡献。这首先当可从《〈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撰写以及《鲁迅杂感选集》的内容编选可以得到验证，因为《鲁迅杂感选集》不仅体现了瞿秋白的选家眼光，也体现了他对鲁迅文学创作上的焦点转移现象的敏锐洞察。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关注，主要是从1924年开始。而自1918年到1923年，恰恰是鲁迅以小说创作在五四时期文学史上大放异彩的时期。[24]

可见，关注鲁迅的小说，也是把握五四时期的相关历史解释有效性的基本要求。文学史当然算得上是历史叙述的一部分，对于五四时期的历史阐释，文学史尤其有着独特的分量和效应，这也正是瞿秋白后来要专门与鲁迅来讨论中国文学史“整理”的原因和苦心所系。

瞿秋白关注鲁迅在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并由此探究其思想发展情况，其动机当然不是纯文学的。文学和鲁迅除了对于五四时期的文学史至关重要之外，二者对于五四时期的整段历史也非常重要。正如上面讨论的，关注鲁迅在文学革命期间的思想和艺术，不过是瞿秋白关注五四时期的中国政治史、社会发展史和思想革命史的一个引子而已。随着形势的发展，瞿秋白的党内地位的曲折变化、个人所处斗争战线的转移，瞿秋白对于中国革命史的写法问题越发关注。这一心愿日益紧迫，前有华岗《中国大革命史》第六章的发表，后有鲁迅赠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一事，共同敦促着瞿秋白进行更为系统而深入的探索。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已经是历史事实了，鲁迅是主力的参与者和实践者，而且是成绩卓著者。瞿秋白没有参与，时不我待，只能采取后设视角对此进行观照和扫描。政治革命史，尤其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革命实践史，瞿秋白则当之无愧具有发言权和理论资格。同理，也就有了革命的文学史叙述和“整理”的资格。在文学创作实践上，瞿秋白当然无法媲美鲁迅。但瞿秋白是革命家，在文学史观的“整理”上却有天然的资格。革命不就是以新规则开创新的秩序么？于是，瞿秋白从对鲁迅五四时期的文学实践和艺术思想的瞭望与扫描，转而进入对鲁迅文学史观的“整理”。这也就意味着对五四文学发展史的阐释权和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瞿秋白不仅要取得五四文学史这一段的解释权，他要“整理”的其实是从古代以来，尤其是自元代以降的文学史的解释权[25]，也就是一场对文学史观的彻底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