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2010年6月，陈映真加入中国作家协会，7月7日发表入会感言，11月18日担任名誉副主席，开始“用他的影响和号召力加强海峡两岸文学界的联系、交流、理解和沟通”[136]。此事在一定意义上说，算得上是陈映真文学政治化的左翼之旅的美满归宿——尽管理想总要付出现实代价。鉴于中国作协的特殊历史和现实意味，陈映真开始被纳入更为丰富的文化政治学阐释中。[137]
从现实主义小说、新殖民主义批判小说到政治小说的探索，以时代批判者自许的陈映真，总是“在当时一片凌人、窒人的阒寂和茫漠中，孤单地、却自以为充实地走来走去”[138]。可是，文学左翼对陈映真究竟意味着什么？
陈映真的文学在海峡两岸都不乏赞赏和批评。大陆的赞赏主要在两方面：一是早期的类五四新文学的感伤和底层情怀，一是对战后台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反思批判。至于张贤亮、阿城、陈丹青和王安忆的相关言论，无论褒贬其实与文学并无太多相干。[139]如王安忆说：“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140]此类表述，更多是表达人生情感与社会经验认同。倒是陈芳明道出了其文学左翼的关契，他说：“陈映真永远只相信文学是社会的反映，他始终走不出经济决定论的影响。”[141]尽管论说立场不同（陈芳明是在文化上有分裂主义倾向的学者，他与陈映真的论战也被视为分裂派与统派的论战），但这的确点出了陈映真文学左翼的亮点与盲点。陈映真的文学左翼之路，根本底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社会学。[142]台湾各时期的特殊历史与政治情境，陈映真文学与政治的左翼实践，作为主体、题材与对象的特殊性，共同使其底色成为亮色。如是，各个因素的机缘巧合与相得益彰，既成就了文学左翼的陈映真，也模糊了不仅仅是文学左翼的陈映真。
如此看来，陈映真的文学左翼是泛政治的诗意栖居。追问其左翼的现实政治意味，其实并无助于讨论其文学左翼的意义。明了这一点，陈映真文学左翼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
首先，陈映真是反抗虚无的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典型。凭着对台湾历经殖民社会、威权社会和后殖民社会形态的经验，他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道义（如《面摊》），对现实和现存社会持续地怀有批判的激情（如《我的弟弟康雄》《将军族》《贺大哥》），既有对资本主义的苦闷洞察（如《万商帝君》），也顽强不懈地寻求现代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突围（如《故乡》《唐倩的喜剧》）。当然，也包括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精神黑洞的冷静审视与自我批判（如《赵南栋》）。
其次，陈映真是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维护者、追寻者和奋斗者的典型。这当然是源于海峡两岸特殊历史情势造成的认同言说困境。日据台湾殖民统治史，为台湾民众的民族认同平添了文化归属的紧张与焦虑；大戒严以来的台湾的政治处境，加上现实空间的长期地理流离，则为台湾民众的国族认同，带来缠夹着政治利害与地理事实的纠葛。因此，相对于分裂主义和殖民主义者，坚持以地理事实、民族文化认同为前提的写作，成为陈映真文学左翼的又一价值（如《忠孝公园》《归乡》）。这也正是朱双一先生所说的：“上述经历，使他得以用阶级的观点而非狭隘的‘省籍’、‘族群’观点来看问题，而这一点，或许是后来部分乡土文学作家陷入‘台湾民族’论述的泥淖中，而陈映真却能坚持和捍卫中华民族主义立场的关键之所在。或者说，这既增强了陈映真的左翼作家的身份定位，也增强了他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这是陈映真的三种‘身份’相互关联的一个实例。”[143]因坚持“阶级”反而增进大一统的国族认同，这无疑是值得论者对台湾及陈映真左翼身份再三反思的历史特质所在。
最后，陈映真还是坚持历史真相言说的文学写作者。他是不计利害抵抗历史遗忘症的“西绪福斯”，每每事关台湾日据殖民统治史、台湾大戒严恐怖政治史、台湾分裂主义逆潮的时候，陈映真总能自觉充当台湾史真相的发言人并以文学左翼的笔触屡屡勇敢介入（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夜雾》）。这些寄寓着文学形象的历史声辩，为陈映真的文学左翼之旅注入了令人掩卷沉思的文化政治激情，也产生了与当下大陆对话的思想增值。前者切合两岸统一的千秋大业，意义自不待言。后者牵扯政党政治游移，意味深长。[144]
由此可见，在驳杂的现实功利与历史言说、文化紧张与地理流离的葛藤中，陈映真文学写作不仅生发出多重的左翼意味，而且开启了远比大陆左翼文学更为丰富的现实反拨和历史省思空间。陈映真“泛政治”与“泛左翼”的写作实存，为更充分地析解左翼文学思潮及实践与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的命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省思维度。也就在这个意义上，徐复观先生称陈映真为“海峡两岸第一人”[145]，其意义和分量才庶几近之。[146]
[1]丁守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文学的影响》，载马良春、张大明、李葆琰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75—208页。
[2]张大明：《不灭的火种——左翼文学论》，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陈方竞：《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展中的左翼文艺理论资源》（全文共10部分，第1—7部分分6次刊于《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的第3期、第4期、第7期，2007年的第9期，以及2008年的第3期和第6期；第8—10部分刊于汕头大学文学院新国学研究中心主编的《中国左翼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刘永明：《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早期建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7年版。
[3]李又然：《毛主席——回忆录之一》，《新文学史料》1982年第2期。
[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7页。
[5]周永祥：《瞿秋白年谱新编》，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
[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3页。
[7]孙九录：《瞿秋白在常州府中学堂和北京的一些情况》，载《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5页。
[8]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10]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载《郑振铎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1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1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14]李大钊：《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2、104页。
[15]陈独秀：《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每周评论》第18期，1919年4月20日。
[1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9页。
[17]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18]《〈新青年〉90周年纪念：一本杂志和一个时代》，《国际先驱导报》2005年9月16日。
[19]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6页。
[20]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页。
[2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22]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7页。
[2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页。
[24]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
[2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26]瞿秋白：《林德扬君为什么要自杀呢？》，《晨报》1919年12月3日。
[27]瞿秋白：《自杀》，《新社会》总第5期，1919年12月11日。
[28]据《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和《瞿秋白政治思想研究》之《附录一：瞿秋白著译作品年表（1919—1934）》统计。丁景唐、文操编：《瞿秋白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蔡国裕：《瞿秋白政治思想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1973年硕士学位论文。
[29]瞿秋白：《仆御室》，原载《曙光》第1卷第4号，1920年2月。引自《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2—393页。
[30]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9页。
[3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99页。
[32]Merle Goldma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Cambridge， 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03-125.
[33]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3页。
[34]玛利安·高利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发生史（1917—1930）》，陈圣生、华利荣、张林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225页。
[35]趙顯國：“瞿秋白文學思想形成에있어서‘菩薩行’의影響”，‘中國語文學論集’第23號，중국어문학연구회，2003；哈迎飞：《“五四”作家与佛教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73—177页。
[36]保罗·皮科威兹：《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谭一青、季国平译，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258—274页。
[3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78页。
[38]钱杏邨：《〈瞿秋白全集〉发刊预告》，《文献》第4卷，1939年1月。
[39]李何林编著：《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生活书店1948年版。
[40]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41]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73页。
[42]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317页。
[43]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5年版，第1页。
[44]“革命实际工作”一词是革命阵营内部的常见说法，相当于区别文武分工，但多指涉文艺战线和军事政治战线的分野（军事政治战线是“革命实际工作”），而且往往有高下立判的意思。
[45]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7、137页。
[46]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47]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173页。
[48]瞿秋白：《郑译〈灰色马〉序》，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6页。
[49]《布尔塞维克》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瞿秋白主编。1927年10月24日在上海创刊，1932年7月出版最后一期后停刊，前后出版5卷，共52期。
[50]瞿秋白：《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原载《布尔塞维克》第5卷第1期（1932年7月1日），后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471页。
[51]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52]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86页。
[53]瞿秋白在该文末写的是“CTP.六，一〇，一九三二”。很多人以为是写于1932年6月10日。此书是鲁迅送给他的，查鲁迅日记可知，鲁迅1932年9月24日购入此书，那么瞿秋白读完此书并写出文章，应该在此之后。所以应该是1932年10月6日。
[54]参见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编委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一文的文题所作的题注。
[55]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56]查鲁迅的日记可知，鲁迅曾于1932年9月24日记：“夜蕴如及三弟来，并为从商务印书馆代买书四种四本。”参见《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7页。又查鲁迅1932年的书帐，杨筠如的《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是上述四本书中的第三本（同上书，第349页）。
[57]王国维序，载杨筠如：《尚书核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观堂别集》也收入该书序文，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68—869页。李学勤认为后者是王国维的自留底稿，而原书序文为王国维“推敲修改”后的稿子，“绝非草率应酬之作”。参见李学勤：《〈尚书核诂〉新版序》，载杨筠如：《尚书核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58]杨筠如的相关资料，可参阅何广棪：《经史学家杨筠如事迹系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1期、第3期；《上升与陨落：国立青岛大学讲师杨筠如》，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996581/；李学勤：《王国维的“阙疑”精神》，《中华读书报》2005年4月2日；李学勤：《关于杨筠如先生晚年事迹的补正》，载《三代文明研究》，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25—226页；夏晓虹、吴令华编：《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夏晓虹：《温厚情谊 薪火相传——〈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缘起》，《东方早报》2009年3月29日。
[59]这是鲁迅书赠瞿秋白的条幅，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
[60]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61]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6—78页。
[62]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1—84页。
[63]瞿秋白：《读〈子夜〉》，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64]瞿秋白：《致郭沫若》，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18页。
[65]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66]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67]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68]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69]瞿秋白：《中国大革命史应当这样写的么？——对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的批评》，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4页。
[70]瞿秋白：《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71]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72]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73]瞿秋白：《饿乡纪程》，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7页。
[74]瞿秋白：《赤都心史》，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6—248页。
[75]瞿秋白：《学阀万岁！》，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76]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2页。
[77]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原和〈文化评论〉》，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502页。
[78]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原和〈文化评论〉》，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9页。
[79]该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时稍有出入，题目和正文中的“五四”没有引号，改正了一些字词（如“象”—“像”）和标点，其他内容完全一致。参见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532页。
[80]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3页。
[81]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4页。
[82]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83]《忆秋白》编辑小组编：《忆秋白》，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263页。
[84]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85]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
[86]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
[87]瞿秋白：《欧化文艺》，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492页。
[88]瞿秋白：《青年的九月》，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89]瞿秋白：《欧化文艺》，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
[90]瞿秋白：《江南第一燕》，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7页。
[91]身份对于陈映真有着特殊的意味。朱双一先生认为：“陈映真具有‘中国人’的国族身份、第三世界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身份以及台湾乡土文学和现实主义作家的文学身份。也许不应否认某些先天种族的和后天环境的因素在陈映真‘身份’形成中的作用。”“进一步言之，对于陈映真，‘身份’并非一种无关紧要的应景的‘标签’、‘符号’或‘口号’，而是代表着一种立场、原则的坚持，一种责任的承担。陈映真在其亲身经历和创作实践中建构起自己的‘身份’，对于‘身份’的认知和自觉使他在实际行为中坚持某种原则和立场，反过来又加强了他对于自身身份的自觉。这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加强。”参见朱双一：《陈映真的国族身份、阶级身份与文学身份》，载黎湘萍、李娜主编：《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0—261页。朱先生此文主要内容曾以《论陈映真的身份建构》为题刊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92]黄万华先生认为：“台湾左翼文学在90年代甚至出现了以陈映真、吕正惠和《左翼杂志》、《夏潮》、《人间》为中心的传统左翼思潮，以《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为中心的新左翼思潮，和以陈芳明为代表的左翼文学思潮变异形态等之间的分化和冲突。”参见黄万华：《左翼文学思潮和世界华文文学》，《文史哲》2007年第2期。
[93]台湾学者施淑指出：“在台湾现代文学史上，赖和一直享有‘台湾新文学之父’和‘台湾的鲁迅’等尊称。前一个称号，突显了赖和在台湾新文学运动中的崇高地位；后一个称号，则概括了他的文学精神。”施淑：《赖和小说的思想性质》，载《两岸——现当代文学论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页。
[94]199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的《陈映真文集》在封底上写道：“陈映真，台湾文化界的一面旗帜。他师承鲁迅，被誉为‘台湾的鲁迅’。”此后，许多论者直接以此定位陈映真的地位和角色，如王晴飞：《“台湾鲁迅”：陈映真》，《马克思主义文摘》2011年第5期。
[95]朱双一先生认为：“正是对于原则、立场和理想的坚持，使得陈映真成为左翼文学文化的一面思想旗帜，在台湾社会获得了广泛的尊敬。”参见朱双一：《陈映真的国族身份、阶级身份与文学身份》，载黎湘萍、李娜主编：《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1页。
[96]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19页。
[97]王德威：《台湾：从文学看历史》，（台湾）麦田出版2005年版，第163页。
[98]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载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署名“许南村”。
[99]陈映真：《汹涌的孤独》，载《陈映真文集》（杂文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584页。
[100]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载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01]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载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9页。
[102]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第8页。
[103]王向阳：《力主统一的文坛斗士——论陈映真对“文学台独”的批判》，《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104]陈映真：《〈人间〉杂志发刊辞》，载《鸢山》（《陈映真作品集》第8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105]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76页。
[106]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左翼进程，何艾琼的论文有比较好的梳理。参见何艾琼：《台湾的良心：论陈映真的左翼意识与文学创作》，福建师范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7]“30年代的中国实际上存在两个左翼传统，一个是‘鲁迅左翼’，另一个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翼，可以称为‘党的左翼’。”参见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108]陈映真：《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109]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页。
[110]许南村：《试论陈映真》，载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11]关于陈映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关联，笔者觉得不必做过于大一统的牵扯和引申（如陈思和、罗兴萍：《试论陈映真的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传统》，《文学评论》2011年第1期），过犹不及。
[112]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113]参见吕正惠：《陈映真与鲁迅》，《郑州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陈映真：《陈映真文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9页；陈映真：《陈映真的自白》，见《陈映真文集》（文论卷），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27页。
[114]陈映真：《中国结》（《陈映真作品集》第11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21页。
[115]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116]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117]有意思的是，这类说法无一例外地来自大陆学者，尤其是大陆文学史的表述。
[118]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载《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23页。
[119]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120]转引自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3页。
[121]李娜：《在台湾的后街与陈映真相遇》，《十月》2006年第6期。
[122]陈映真：《相机是令人悲伤的工具》，载《石破天惊》（《陈映真作品集》第7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
[123]钱理群：《陈映真和“鲁迅左翼”传统》，《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1期。
[124]张梦阳：《左翼文学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意义》，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合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第1期，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第84页。
[125]赵刚：《人不好绝望，但也不可乱希望——读陈映真的〈一绿色之候鸟〉》，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2264。
[126]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载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3页。
[127]陈映真：《严守抗议者的伦理操守》，载《西川满与台湾文学》（《陈映真作品集》第12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128]鲁迅：《关于知识阶级》，载《鲁迅全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129]陈映真：《试论陈映真》，载刘福友编：《陈映真代表作》，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518—519页。
[130]冯伟才：《那孤单的背影——记在台北晤陈映真》，（香港）《百姓》总第97期，1985年6月。
[131]詹宏志：《尊严与资本机器的抗争》，载陈映真：《爱情的故事》（《陈映真作品集》第14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87页。
[132]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133]古远清：《海峡两岸文学关系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70页。
[134]陈映真：《思想的贫困》（《陈映真作品集》第6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序言第21页。
[135]陈映真文学左翼再出发，可归为“社会角度、历史发展进程、个人生涯和创作道路”三因素。参见樊洛平：《陈映真对战后台湾历史的反思——以〈归乡〉〈夜雾〉〈忠孝公园〉为研究场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136]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语。参见李舫、吴晚林：《文学相融了，两岸更近了》，《人民日报》2010年8月24日。
[137]李公明先生曾对此有婉讽式的讨论。参见李公明：《台湾左眼之路：从后街走向前廊的陈映真》，《上海文化》2010年第5期。
[138]陈映真：《怀抱一盏隐约的灯火》，载《鞭子和提灯》（《陈映真作品集》第9卷），（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版，第24页。
[139]此类梳理不少，如李云雷：《从排斥到认同——大陆作家对陈映真二十年的“接受史”》，载陈映真总编：《左翼传统的复归：乡土文学论战三十年》，（台湾）人间出版社2008年版，第249—263页。
[140]王安忆：《乌托邦诗篇》，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3—84页。
[141]陈芳明：《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台湾）《联合文学》第192期。
[142]陈映真宣称自己信奉“文学工具论”和“主题先行论”，他说：“文学工具论是很多人不能忍受的一种说法，可是我要在这里很坦白地说，我是文学工具论者。既然说是工具，首先是因为我有所思，我有话说，所以我写成论文，所以我跟人家打笔仗，所以我写小说，办《人间》杂志。不管用什么形式，只是我自己的思想的表达。”参见陈映真：《我的文学创作与思想》，《上海文学》2004年第1期。
[143]朱双一：《陈映真的国族身份、阶级身份与文学身份》，载黎湘萍、李娜主编：《事件与翻译：东亚视野中的台湾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8页。
[144]此类精论当推贺照田先生的《当信仰遭遇危机……——陈映真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涌流析论》系列论文，分别刊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11期、第12期。
[145]徐复观：《海峡东西第一人》，《华侨日报》1981年1月6日。
[146]有学者认为徐复观先生的判断被泛化使用。赵园说：“在本书中黎湘萍引徐复观语，称陈映真为‘海峡两岸第一人’。我不知这种评价确切与否，我只知道当代大陆文坛完全有经得住如黎湘萍这种研究的对象。”参见赵园：《一个“知识人”对另一个“知识人”的读解——关于黎湘萍所著〈台湾的忧郁〉》，《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