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出版后，1972年，茅盾和周振甫就在往来书信中论及此书。茅盾认为“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周振甫“深以公（指茅盾——引者注）论为然。郭书确实胜于章书远甚，确有偏爱”。[67]恽逸群认为此书“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68]，萧涤非则指出其“曲解杜诗”“误解杜诗”[69]。可以见出，移步换景与移形换影，无论正反意见，都承认了郭沫若此书关于李杜的相关识见的“新异”，其差别只是认可或不认可这种“新异”：认可则为“创见”，不认可则为“曲解”“误解”。
因此，即便从最低限度来看，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其目的也应该是有所见、有所识。参酌其文史修为，郭沫若当然有这种自信、能力和底气。故而郭沫若才会在答复读者对此书的疑问时说：“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70]言下之意，郭沫若认为自己对李白和杜甫都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反“太不求甚解”的独到之解，也有自己反“太求甚解”的为学知止。也许是强作解人，也许是以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都不妨是隔代同音，乃至于曲径通幽，都算是“求甚解”。既然是求解，则既可解人，也可能是自解。既然是将李白、杜甫这两大诗人和自己“与”在一起，郭沫若显然是在求解觅知音。
好谁恶谁，扬谁抑谁，本来就不应当是暮年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的根本动机，起码不必是唯一动机，那终归不是“与”。对哪个具体诗人的好恶，对暮年郭沫若而言，已经算不上是一件多么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况且，通过这种表态来附和某种或某个人对李杜的爱好与意见，远没有郭沫若以其他方式的赞美来得直接爽快。暮年郭沫若并不糊涂，素来亦非忸怩之人，他也没有必要那么曲折地再以此增加自己的什么分量。郭沫若要写一本能将李白、杜甫和自己“与”在一起的书，无疑是有寄托的，不过所寄托之物，主要不是在别处和高处，而是在他自己的灵魂和精神深处的幽思与寂寞。
郭沫若曾说：“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71]郭沫若又说：“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72]郭沫若喜欢李白，不甚喜欢杜甫，喜欢杜甫的诗和人，不喜欢被尊为“神”和“圣”的杜甫，这与《李白与杜甫》不矛盾。对作为诗人的杜甫和李白，郭沫若有喜好拣择，但这并不影响郭沫若在艺术时空的沉思和人世存在的叩问维度里，将李白、杜甫和自己“与”在一起对话、游目骋怀。
论唐诗必然关涉李杜，但论李杜则未必一定要牵扯唐诗。拘泥于前者，便有抑扬褒贬、区分彼此的分别心和偏执出位之思。豁通后者，则更多是古今同一的会通与当下之思。“和”还是“与”，是为人之学还是为己之思，在我看来，这才是理解暮年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写什么的关键。诚然，对于李白和杜甫，郭沫若各有所欲，也各有所“与”。例如，在“关于李白”这一部分里，郭沫若对于李白“世人皆欲杀”的“人生污点”，颇有慨而叹之的寥寥数语：
受人讥评，在李白是理有应得。但陆游的讥评，说得并不中肯。李白那两句诗是在讥刺趋炎赴势者流，何以讥刺了趋炎赴势者便应当“终身坎
”？[73]
趋炎附势固然不是美德，但纵览人世沧桑，那又何尝不是普遍人性与世态呢！李白自己也有趋炎附势之举，但偏偏有时又犯点傻气和痴气，居然弱弱地去讥刺趋炎附势者流，这不过恰恰说明了他始终是个诗人，而非庸人。而更加趋炎附势的人，反而振振有词地去苛求不那么趋炎附势的人，去讥刺那偶尔不得已而趋炎附势的人，这是否有点“以百步笑五十步”呢？郭沫若话中有话的代为说项，虽有逆时俗翻新语的味道，其实不过是坚持了一点点诗人的赤子之心和朴素的勇气罢了。而正是在此类有些拧巴的话语逻辑中，我们才隐隐约约看到了不被时代和俗流完全淹没的郭沫若，那个举世滔滔之下有点懦弱而自知理屈的郭沫若。但他始终是那个敢于在时代激流中傲立潮头的、写出《女神》和《天狗》、写出《屈原》和《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郭沫若。或许在这个意义上，郭沫若想说的其实是“李白就是我”。以至于在写完《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之后，即辩说李白的人生轨迹之后，郭沫若心有戚戚，非常感慨而自信地说：“实际上如果仲尼还在，未必肯为他‘出涕’；而‘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他的诗歌被保留了一千多首，被传诵了一千多年，‘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74]
对诗人的偏爱，是郭沫若论李杜的本质与初衷。哪怕在刻意抑杜的笔墨里，郭沫若也清醒保有这一底线。他愤愤于杜甫的“功名心很强，连虚荣心都发展到了可笑的程度”[75]，但仍旧说“杜甫毕竟只是诗人而不是政治家。作为政治家虽然没有成功，但作为诗人他自己是感到满足的”[76]。当然，差别也是明显的。郭沫若说杜甫作为诗人是“自己感到满足的”，而李白则是“‘后人’是没有辜负他的”。
俗世中，一时一事的公平固然很重要。但更久远的是历史和人世评说的公正。郭沫若对李白的俗与不俗，显然有自己诸多的哀其不幸与怒其不争，甚至有爱屋及乌的掩耳盗铃、曲为之辞与强为之辞。譬如对《为宋中丞自荐表》的那一番七弯八绕的考证，以及对李白与永王李璘的关系疏证，等等。郭沫若的一番苦心、满腔幽绪，既是为了那个因为“又庸俗而又洒脱”而“之所以为李白”[77]的李白，当然也是为了自己。
为“飘然思不群”的李白“洗白”，固然是有着郭沫若“与”李白的一腔幽情在焉。不仅如此，郭沫若在《关于杜甫》的部分，同样也为挖掘杜子美的“不美”部分而搜肠刮肚。这难道不也正是一腔幽情在焉的另一种呈现么？精神分析所谓“反向形成”的精神防御机制，大概也就是这种。此类例子数不胜数。郭沫若对杜甫“三重茅”的考证与责难固然不必再说，郭沫若论及杜甫与陶渊明的选择性接受同样耐人寻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一部分与郭沫若“另类”论李白的趋炎附势一节，堪称前后呼应、相映成趣。
郭沫若从杜甫诗文中钩稽杜甫对陶渊明的态度，他认为“杜甫对于陶渊明却有微辞。……他也肯定陶的诗，……尽管杜甫对自己的二子宗文、宗武，比起陶渊明对其五子还要更加关怀，但他却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看来杜甫不承认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后人……据此，可见陶渊明自称为尧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这也暴露了陶渊明的庸俗的一面。……杜甫虽然没有明说陶渊明假冒，而在实际上没有承认他们是同族。这可从反面来证明杜甫的门阀观念是怎样顽强，并也同样证明杜甫的庸俗更远远在陶渊明之上”。[78]郭沫若的逻辑很有意思，他论列杜甫庸俗，原因就是他发现比陶渊明更庸俗的杜甫居然“坦然对于陶渊明加以讥刺”，讥刺难得庸俗一下的陶渊明的“庸俗”。
艰难时势，特殊的诗人，特殊的话头，绵密心曲如此，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喟然叹息。正如郭沫若在叙说李白时所表达的——“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79]。所以，当我们读到郭沫若的“杜甫比陶渊明更庸俗论”以及“李白实际上没那么趋炎附势论”时，能感知到二者真可谓异曲同工。这一出类似双簧的左右手写作，六手联弹，道出了近八十高龄的他对世道人心的感慨与喟叹，真是“赋到沧桑句便工”。于是郭沫若才会在写到李白暮年以及《下途归石门旧居》时慨然长叹：
“云游雨散从此辞”，最后告别了，这不仅是对吴筠的诀别，而是对于神仙迷信的诀别。想到李白就在这同一年的冬天与世长辞了，更可以说是对于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整个市侩社会的诀别。李白真象是“了然识所在”了。
…………
这首诗，我认为是李白最好的诗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总结。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语。人是清醒的，诗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吴筠诀别；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尘世诀别。[80]
傅庚生不同意郭沫若对这首诗的判断和解释，但却非常明了郭沫若解诗的逻辑与意图，他说：“李白的好诗尽多，似乎不宜评此诗为李白最好的诗之一。只为过分地强调了‘觉醒’，又把此诗做为表现觉醒的典型，才说成‘总结’，誉为‘最好’。”[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