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2014年，习近平主席曾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这些思想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这是对弘扬传统文化最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讲话。
一
关于“文”“化”，《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1]，“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2]，“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孔颖达疏云：“若黄帝以上，衣鸟兽之皮，其后人多兽少，事或穷乏。故以丝麻布帛而制衣裳，是神而变化，使民得宜也。”[3]《说文解字·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段注曰：“错画者，交错之画也。”[4]这是“文”“化”的本来意义。
《尚书·舜典》疏所谓“经纬天地曰文”，以及《论语·雍也》所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则显然已经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
西汉以后，“文”“化”合而用之，刘向《说苑》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夫下愚不移，纯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5]
近现代学者对文化的解释也见仁见智，如钱穆认为，文化“属精神方面”，“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6]
要之，文化，大而言之，是一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生活等各方面的综合体，反映的是该时期历史的面貌，透过这些文化现象，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历史的本质，因此，谈到文化，总感觉到有极其厚重的质感，有沉甸甸的分量。
社火是民间重要的传统文化活动，历史悠久，覆盖面广，且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极具活力，影响所及，遍布全球华人世界。
中国社火艺术具有漫长的发展、演变历史，涉及地域广阔，形式丰富多彩，是中国乡土文化中重要的历史记忆，也是鲜活的民族传统艺术，至今依然有强大的生命力。
“社火”又称“社伙”，源于神灵祭祀，“社”指祭祀土神，“火”与“伙”谐音，意谓聚会，“社火”即指祭祀土地之神的集体活动，宋代就有“社伙”之说（也有人说“火”指祭祀火神）。参加社火表演的人通过音乐、舞蹈等相结合的祭拜仪式，感谢神灵庇佑，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早在周、秦、汉时期，社火在中原地区出现，大量的迎神祈福、驱祟辟邪活动引来众人参与。南北朝时期，在洛阳长秋寺佛像巡游及百戏表演时出现“舞狮”，在舞狮引导下，各种吞刀吐火、戴着兽面、男扮女装、奇装异服表演者紧随其后，盛况空前。南宋时，社火出现在苏杭一带，成为江南地区民众节庆、集会活动的主要形式。之后，社火逐渐辐射到东南、西北、西南、东北等地，火遍全国，成为全国性的文化现象。
“社火”一词最早出现在北宋末年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该书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二十四日神保观神生日”条载：
至二十四日，夜五更争烧头炉香，有在庙止宿、夜半起以争先者。天晓，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所献之物，动以万数。自早呈拽百戏，如上竿、趯弄、跳索、相扑、鼓板、小唱、斗鸡、说诨话、杂扮、商谜、合笙、乔筋骨、乔相扑、浪子杂剧、叫果子、学像生、倬刀、装鬼、砑鼓、牌棒、道术之类，色色有之，至暮呈拽不尽。殿前两幡竿，高数十丈，左则京城所，右则修内司，搭材分占，上竿呈艺解，或竿尖立横木列于其上，装成鬼吐烟火，甚危险骇人，至夕而罢。[7]
如今，社火已经演变为与节庆相联系的狂欢，与我们理解的为庆祝传统节日而举办的盛大典礼基本一致。
社火艺术发展到当代，门类众多、品种齐全，陕西大荔的烧社火、陕西陇县的血社火、陕西靖边的跑驴社火、陕西西北部的马勺脸谱社火，甘肃的舞社火和黑社火、甘肃酒泉的地蹦子社火、甘肃永登的苦水社火，宁夏六盘山的高台马社火，青海丹噶尔地区的小调社火，山东聊城的龙灯社火和伞棒舞社火、山东济南的侯氏脸谱社火，河南汤阴的跑帷子社火等，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说明社火在各地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其中，不少种类已经被列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社火艺术具有大众化、民族化、艺术化和通俗性、节日性、喜庆性等特征。
大众化是指社火艺术是大众的艺术，面向一般民众，无论是其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社会，社火之所以在广大地区盛行，就是因为人们不分男女老幼、不管地位尊卑、不论文化水平高低都能欣赏，也都能参与其中。它是一种典型的大众化艺术。
民族化是指社火是全国各民族共同喜爱的一种传统艺术，无论是汉族地区，还是少数民族地区，社火都是他们在逢年过节、重大节庆时候所普遍采用的庆贺方式，而且，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各自按照自己喜欢的社火表演形式开展活动，活动呈现出明显不同的民族特色，甚至同为汉族地区的南北方，也有不同的表演风格。如舞狮，长期以来，由于南北方文化特征的不同，产生了风格迥异的南狮、北狮：北狮威猛、雄壮，舞起来虎虎生威；而南狮轻巧、灵秀，动作敏捷。另外，南北狮的颜色、装饰也大不相同。
艺术化是指社火表演归根结底是一种艺术活动，无论是舞狮舞龙还是歌舞等表演形式，无不体现着艺术化的特点。从服饰上说，以鲜艳、活泼为主；动作上，大多是夸张的表演形式；音乐上，以欢快、优美的旋律为主。有一些表演以追求高难度为主，如肘阁，甚至舞龙舞狮中也时常出现高难度动作以吸引观众。这些高难度动作，要么体现出一种雄壮之美，要么给人一种柔丽之感，表演者要达到一种常人难以达到的效果。综合来看，无论是哪一种社火表演，都是根据内容的需要采用适当的方式进行，展现出来的都是艺术化的社会生活。
通俗性指社火表演并非高雅活动，是一般民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的内容，如改编于西游故事的猪八戒背媳妇、二鬼摔跤等。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社火是民众自娱自乐的表演活动，其根基就是一般民众的生活。因此，离开了大众化的市场，社火表演就失去了生命力。通俗性还决定了社火表演易于普及，这也是普通民众积极参与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火表演体现出明显的节日性特点，尤其是春节、元宵节前后，是社火的集中表演期。少数民族地区则以本民族节日为主要表演时间。此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人们追求丰富的、多样化的生活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在一些喜庆的日子里，如开业庆典、祝寿等，也会有一些社火表演活动。社火的这种节日性特征，决定了表演活动的基调是欢快、活泼。
社火表演是以“喜庆”为基本特点的，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重大庆典，都围绕着欢乐、庆贺等内容，因此，从内容的选择到形式的展示，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参与社火表演者、观看者无不洋溢着欢快的笑容。
社火艺术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服饰美、动作美、音乐美、舞蹈美是其主要特点。
任何一种大众化的娱乐活动，都要以美为前提，社火活动同样也具有各方面的美感。
从服饰上看，社火服饰鲜艳、飘逸。社火服饰不追求高雅、华丽，而是追求艳丽、美观、大方，从大众化的集体舞蹈，到限制参与人数的舞龙舞狮等，都体现了这一原则。鲜艳、美丽的服装，可以尽可能地引人注意，飘逸、夸张的服饰样式，给人一种流畅、和谐之美。
社火活动面向大众，所有动作设计通俗、美观，即使是一些高难度动作，也以展现勇武、坚韧为前提，给观众的是一种力量美。
不少社火活动配有音乐，社火音乐与动作、内容紧密联系，起到辅助传达活动内容的作用。优美、动听的音乐，可以使社火活动更好地实现效果。由于社火活动大多是户外活动、群体活动，所以，大多数活动采用的是打击乐器，如锣、鼓等。这些乐器响声大、感染力强，在宣传活动的同时，能够很好地渲染热烈、欢快的气氛。
舞蹈是社火活动的重要内容，无论哪一种社火活动，都离不开舞蹈元素的引入。如舞龙舞狮看似简单的挥舞动作，却包含了舞蹈的各种要素，实际上成了借助龙、狮道具而完成的特殊舞蹈。
总之，社火活动具有各方面的美感，直观的服饰、动作也好，内在的内容、力量也好，无不体现着这种盛行两千年而不衰的经典活动自身所具有的极高的审美价值。
二
社火艺术与传统戏曲艺术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从先后影响上看，戏曲艺术中的各色脸谱、优美的音乐、欢快的舞蹈、程式化的动作，以及夸张的表演等，都吸收了社火艺术的特点，可以说，社火对传统戏曲的成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因为戏曲艺术更加完善、典型，具有很强的故事性，艺术成就更高，反过来又影响到社火表演的人物服饰、脸谱和演出动作、道具等。与戏曲艺术相比，社火艺术更重视“远观”，所以常常采用锣、鼓、铙、钹等打击乐器，而非戏曲所常用的丝竹乐器。
在传统戏曲中，三国戏曲影响最大，所以，各地社火活动中都嵌入了大量三国戏曲因素。
三国戏曲源远流长，从三国时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就陆续有不少三国故事流传于民间。
至少在隋代，已经出现以曹操和刘备为主要人物的水上杂戏。据说在三月三日上巳节，隋炀帝在曲江池大会群臣，与群臣在曲水观看“水饰”演出。当时，有黄衮刻木造“水饰”七十二势，“木人长二尺许，衣以绮罗，装以金碧，及杂作禽兽鱼鸟，皆能运动如生，随曲水而行”。[8]其中有关三国的故事有五个：“曹瞒浴谯水击水蛟”“魏文帝兴师临河不济”“吴大帝临钓台望葛玄”“杜预造河桥成，晋武帝临会举酒劝预”“刘备乘马渡檀溪”。这些记载说明三国故事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是后世三国故事较早的源头。受此影响，在后代戏曲中，三国故事广为采用。
宋元时期艺人的“说三分”，是三国故事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苏轼《东坡志林》记载了民间小孩子“听说古话”的事情：
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9]
这说明，宋代“拥刘反曹”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已经初具三国故事雏形，是三国小说的源头，也是三国戏曲素材的重要来源。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说：
金元杂剧亦常用三国时事，如《赤壁鏖兵》《诸葛亮秋风五丈原》《隔江斗智》《连环计》《复夺受禅台》等，而今日搬演为戏文者尤多，则为世之所乐道可知也。[10]
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的三国戏曲剧目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该书记载金院本三国戏曲剧目共有五种：《赤壁鏖兵》《刺董卓》《襄阳会》《大刘备》《骂吕布》。
到了宋元南戏中，三国戏曲剧目增加到十种：《貂蝉女》《甄皇后》《铜雀妓》《周小郎月夜戏小乔》《关大王古城会》《刘先主跳檀溪》《何郎敷粉》《泸江祭》《刘备》《斩蔡阳》。遗憾的是，这些作品的剧本都没有流传下来，但是，足见宋元时期已把三国故事搬上了戏曲舞台。
元代是戏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据现有资料记载，元代和元明之际的三国杂剧（包括残曲和存目）有六十二种之多，而且，一些三国人物的形象已经相对固化，如关羽、张飞等，一些剧目被后世反复改编，成为传世经典，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千里独行》《虎牢关三战吕布》《刘先主襄阳会》《诸葛亮博望烧屯》《两军师隔江斗智》《张翼德大破杏林庄》《张翼德单战吕布》《曹操夜走陈仓路》《阳平关五马破曹》等。此时期的三国戏曲已经涉及三国故事的各个方面，但是也显示出三国故事以蜀汉为主的基本特点。
明代之后的三国戏曲，受到小说《三国演义》的很大影响，《三国演义》的成书与之前的三国戏曲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作者罗贯中充分吸收了以前三国戏曲的内容，而《三国演义》成书后，因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反过来又影响了三国戏曲，不少三国戏曲直接取材于《三国演义》。由此，三国戏曲和《三国演义》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三国故事走向社会、走向千家万户。明代三国戏有近八十种，其中杂剧三国戏有三十九种，传奇三国戏有四十种，其影响之大可想而知。
三国戏曲发展到清代，达到高潮，不仅出现了广受欢迎的传统剧目，还出现了连台戏。一些演员备受观众喜爱，成为红极一时的大明星。如著名的“同光十三绝”等。
经过漫长的封建时代的演进，三国戏曲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现当代，经历新思想的洗礼，三国戏曲也开启了新的一页，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经过“为曹操翻案”等历史反思，人们对曹操的认识也大为改观，所以此时期的三国戏曲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了全新的面貌，剧坛清除了一千余年的封建糟粕，按照全新的认识诠释三国戏曲，三国戏曲焕发出新的生机。
三国戏曲的发展历史虽然曲折、漫长，但脉络清晰可见。人们把自己喜爱的三国故事、三国人物以戏曲特有的形式展示出来，并把自己的喜怒哀乐通过三国戏曲抒发出来，使三国戏曲成为即便是发达的当代社会也不可或缺的艺术。
三国戏曲受人欢迎，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更有戏曲自身的因素。
三国历史虽然短暂，但是纷繁复杂，魏、蜀、吴三足鼎立，政治、军事斗争不断，更为重要的是，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等军事史上著名的战例，出现了曹操、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孙权等大量历史人物，有汉魏禅权、三国鼎立、三分归晋等重大历史事件，再加上文学作品的渲染、民间故事的流传等，让“三国”成为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具有极其强大的吸引力。三国戏曲所反映的是具体的三国人物和事件，人们自然也就给予了同样的兴趣。
现实中，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三国戏曲通过三国故事描写现实社会，戏曲表演中演员们所呈现的智慧、胆略、勇武、奸诈无不是社会现实的反映。人们热衷于观看三国戏曲表演，并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故事的表面，而是希望透过表象思考出内在的道理，尤其是文化水平不高的社会底层人士，他们没有高深的学问，讲不出什么大道理，但是，他们知道，戏曲中蕴含着人生、蕴含着经验、蕴含着智慧。他们可以从戏曲中了解自己身边的人和事，结合戏曲思考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这就是戏曲对他们的意义。反过来讲，本着这种“观察别人，思考自己”的愿望，他们成了三国戏曲的忠实观众。
从戏曲本身来看，戏曲表演是一种艺术，通过对生活的概括，用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戏曲所具有的形象美、动作美、音乐美、曲词美、场景美与其内容的美感组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戏曲特有的艺术表演形式，戏曲艺术之所以千年以来长盛不衰，成为国粹，就是因为戏曲艺术的这种强大的艺术魅力。具体到三国戏曲，除了戏曲艺术共有的特征之外，三国戏曲还以其所演绎的特殊的历史背景、历史故事、历史人物而备受观众欢迎。历史故事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关公挑袍、夜读《春秋》、失街亭、空城计、长坂坡、斩颜良诛文丑等，人物如红脸关公、白脸曹操、黑脸张飞等，个个特色鲜明、形象生动，成为戏曲艺术中最为经典的人物形象。
三国戏曲是传统戏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对社火这一古老而充满活力的文化活动也具有明显的影响。
三国戏曲对社火的影响很大，主要体现在社火活动直接采用三国故事、在活动中嵌入三国故事和社火产业链中的三国戏曲因素等。
首先，社火项目取材于三国故事。三国故事影响广泛，所以很多社火项目以三国故事为基础，由三国故事演绎而来。河北正定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常山战鼓，因三国名将赵云故里常山郡而得名，是当地重要的表演项目，不仅饮誉全国，还与山西威风锣鼓、兰州太平鼓、开封盘鼓并称“中国四大名鼓”。江西永新的盾牌舞，据说就是根据三国名将黄盖所创的团牌舞编排而成，后来经过尚武民众进一步改良，成了既有观赏价值又可强身健体的传统民间舞蹈。
其次，各地社火活动中，直接采用三国故事。如“三英战吕布”，因其人物形象突出、故事节奏明快、主题鲜明集中，再加上动作简单明了，大众耳熟能详，无论是编排者还是观众，都可以迅速、直接进入故事所设定的艺术环境中。广东台山的“浮石飘色”以三国故事为主题的有“吕布戏貂蝉”“赵子龙救阿斗”等。巡演时，由“色仔”扮演的赵云经常排列在前头，原因是赵云是常胜将军，将他排列于前面取旗开得胜之意。福建闽南灵台武社火的内容，三国故事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斩颜良、挑袍、出五关、长坂坡、夜战马超等都是保留项目。
再次，社火活动中嵌入三国戏曲人物形象。三国戏曲人物形象鲜明、特点突出，常常是各类艺术作品首选的模拟对象。在社火活动中，有不少项目嵌入了三国人物，突出显示了三国人物的戏剧化特质。最能表现三国人物特点的非马勺脸谱莫属。马勺脸谱源自西北大地的陕西宝鸡，选取的人物形象中，三国人物形象占多数，脸谱采用夸张的艺术手法、鲜明的色彩对比、优美的线条构图，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完美地呈现出来，充分表现了民间艺人卓绝的艺术创造力。江苏高淳东坝大马灯社火，大量采用三国人物。表演时老、青、少结合，老年人负责乐队指挥和表演节奏控制，青年人负责竹马表演，而少年一般为七人，分别扮演刘备、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和旗牌报马，他们分别骑上七匹灯具战马，在旌旗猎猎、战鼓阵阵中纵横驰骋，再现三国战场战云密布、激烈厮杀的历史画面。
最后，三国戏曲因素是社火产业链中的重要内容。社火产业链指在现代产业中形成的以生产社火各环节产品为主的产业。由于社火活动分布广泛，相关演出人员众多，产品需求量大，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社火产品生产由原来的单一作坊逐渐演变成了规模效益巨大的社火产业。该产业所生产的社火产品，有相当大一部分受三国故事的影响，如关公像、关公脸谱、羽毛扇、将军盔头、女性头面、戏服、各色髯口、马鞭、鞋靴等。据统计，许昌市建安区霍庄村的社火产品产值占全国总产值的80%。霍庄村所生产的社火产品中，关公像、关公脸谱、关公髯、孔明髯、孔明扇、孙权紫髯、曹操脸谱、司马懿脸谱、国太服饰、国太头面等，都占有相当的比重。
三国戏曲与社火活动的关系极为密切，或者毋宁说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成长。随着社火产业的现代化发展、社火文化的现代化弘扬，其与三国戏曲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反过来，三国戏曲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也通过社火活动进一步扩大和提高。
三
中原地区具有深厚的社火文化底蕴，除了表演之外，还是社火产品的重要生产、加工区域。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的霍庄村即是全国著名的社火道具及戏剧用品的主要生产基地，不但有悠久的社火产品生产历史，还具有产品覆盖面广、门类齐全、从业人员众多等优势，产品在长江以北社火产品中占60%以上的份额，甚至出口国外，为社火艺术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霍庄村的社火产品生产有近百年的历史，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单人、单户手工加工，发展到全村共同生产，部分产品生产实现机械化，再到近十年来辐射到周围多个村庄，从业户数达三百户以上，较大规模的企业几十家，从业人员总数超过三千人。
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霍庄村社火产业能够发展到今天如此大的规模，全靠该村世代相传的吃苦耐劳的精神。在该村产业开创阶段，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80年代前后的一段时间里，霍庄村社火产业的开拓者，历尽艰辛，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顽强的意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干劲和对自己产品的高度自信，完成了一桩桩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为霍庄社火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新中国成立初期由许昌豫剧团为了戏曲自愿入赘霍庄的琚广智，创建了霍庄村的第一个剧团“霍庄剧团”，他的学生霍书宾因为勤奋好学，最终不仅成了武汉豫剧团的专业演员，还是剧团的台柱子。当时还有饰演红脸的霍风和、饰演老旦的霍国安、饰演丑角的李应林、饰演老生的霍铁林、饰演青衣的霍玉章等，为霍庄剧团的兴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剧团所需要的道具，大多为霍庄村村民自制，这也成了后来霍庄社火产业发展的重要源头。如制作剧团需要的胡须，最早由霍朝彦学会，并一代代传了下来。
后来，霍庄剧团受到形势的影响，历经多次起落，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们依然坚持了下来。
为了推销自己的产品，老一代霍庄社火人艰苦拼搏，留下了许多值得后人骄傲的故事。如1959年“十周年国庆”前夕，霍土旺在北京巧遇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河南豫剧团团长常香玉并为其制作特殊头套的故事；20世纪70年代，霍留斌到浙江售货，自己的产品被著名表演艺术家六小龄童赏识；80年代，霍玉兴与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河南越调剧团团长申凤梅有多次交往，霍玉兴还与著名越调表演艺术家、商丘越调剧团团长刘忠河有很深的交情。21世纪初，霍明义去北京售货，他的产品得到了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洛阳市豫剧团团长马金凤的充分肯定。这些普普通通的霍庄人能够与著名艺术家相识，无不是因为他们的执着、自信和诚实，他们把霍庄社火人的优良传统，带出了河南，带到了这些艺术家演出的每一部作品中。
由霍朝彦的胡须手艺开始，霍庄人逐渐从胡须、头套做起，不断学习研究社火道具和戏剧服饰的制作，从一开始零散制作头面、服饰等，发展到现在的社火产业一条龙，社火产业成为霍庄经济来源的主渠道。霍朝彦的孙子霍明义曾远到太原卖狮子、卖旱船。现在，霍明义的四个儿子，有两个继承祖业：霍胜杰在保定开有戏剧服饰专营门店，以卖霍庄产品为主；霍生军在霍庄家里专门做髯口、北方狮子，使用材料为纯马尾、纯真人发，产品档次高，产销两旺。作为全村唯一做胡须的企业，霍生军家的产品远近闻名，不但有一批固定的大客户，而且利用淘宝线上销售，生意兴隆，效益非常好。
如今的霍庄村社火产业，在全国社火产业中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首先，基础厚实，特色鲜明。霍庄的社火产业历史悠久、门类齐全，产品做工精细、质量上乘，是全国其他地方的同类产品所无法比拟的。霍庄社火从民国时期开始，历经近一个世纪的发展，辐射到周边村庄，已经形成一个在全国乃至世界华人地区具有一定影响的社火产业基地。扎实的基础，给霍庄社火产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因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霍庄社火产业得到了建安区、灵井镇的大力扶植，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其次，具有一定的规模。霍庄社火产业主要以家庭手工作坊为主，近几年也出现了几家较大的现代化工厂。从整体规模上看，2019年总产值达到2.5亿元左右，已经非常可观。另外，近几年大部分家庭采用了电商经营方式，效益也十分明显。霍庄社火产品在长江以北地区占60%的销售份额，很能说明总体的产业规模。
再次，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文化建设的需要，以及许昌市、建安区等各级政府的扶植。随着2017年4月《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的印发和2018年4月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的颁布，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成为不争的事实。传承文化，重视民俗，发展特色，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已成为各级政府紧跟国家战略布局的重要标志。许昌市建安区政府站位高远，认识深刻，工信局更是以实际行动落实区委、区政府的精神，专门立项，研究如何实现霍庄社火产业的转型升级。我们相信，在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引领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植下，霍庄社火产业定会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
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霍庄社火产业的发展，也引起了当地高校许昌学院的高度关注，2019年11月，许昌学院沈春光教授、马宝记教授、杨海钦教授和程晓菡老师等一批专业教师经过充分论证、调研，承接了许昌市建安区工信局横向科研项目“新时期建安区经济发展与企业转型升级综合研究——建安区霍庄社火产业转型升级研究”。该项目是对霍庄社火文化产业的深度研究，也是对社火这一传统文化的深度挖掘。项目的核心思想是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社火文化工程，从产业开发、文化研究两个维度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调研，在社火文化产业基地、社火文化艺术馆、社火文艺演出平台、社火研究著作等各方面，将社火产业的发展、社火文化的研究与普及全面推向更高水平。
该项目包括五项内容：
（一）在许昌市曹魏古城核心地域南城门建设“中国社火文化艺术馆”。该馆总投资两百余万元，面积三百五十余平方米，展品五百余件，已于2020年10月建成并免费向公众开放。该馆的主要特色有：
其一，变动态为静态，化节日为日常。社火活动是节日或庆典期间动态的表演活动，一般观众只有在节日或庆典之时才能看到，而该馆的建成，把这些动态活动变成静态的展品，社火道具、服饰等由只有节假日或庆典活动才能见到，变成平日即可见到。
其二，馆内展品大部分是霍庄村的村民手工制作，部分产品做工精细、工艺复杂，尤其是戏曲头面产品，典雅华贵，极具震撼力。
其三，馆内展品按照分类排列，观众可对展品作近距离观察，详细了解社火文化。
其四，馆内展品中，有几件“宝贝”，如制作于民国时期、历经几代艺人奔走江湖使用的两把板胡，由于长期使用，檀木胡架上端手指按压的地方被磨出了深深的、清晰可见的凹痕。看到这些“宝贝”，仿佛看到了这些艺人坎坷的人生。还有几件制作于民国初年的手工铜器，它们在笨重的外表下，蕴含着厚重的历史积淀。
其五，该馆是社火产品展馆，更是霍庄社火产业发展的纪念馆。霍庄社火有着近百年的历史，曲折、艰难的产业发展，留下了大量历史印记，尤其是与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刘忠河等人的交往，体现了霍庄社火产业的开拓者，不畏艰难、百折不挠的意志，勇于进取、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执着的、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可以说，每一件光鲜亮丽的展品，都凝聚着霍庄人的劳动和汗水。
（二）编撰出版社火文献系列著作“社火文化与艺术研究”丛书，共六册。
第一分册为《中国社火文化研究》，重点研究社火的发展历史与当代社火文化活动的项目类别、区域分布、参与人数、活跃度、非遗项目传承人等问题；
第二分册为《三国戏曲源流研究》，主要研究许昌作为三国历史文化名城，以三国为主题的戏曲文化；
第三分册为《社火文化产业研究——建安区霍庄社火文化产业历史、现状与发展对策》，主要研究霍庄社火产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重点围绕社火产业的发展提供对策与建议；
第四、五分册为《社火道具及戏剧用品分类介绍》，主要以图片形式介绍社火道具及戏剧用品，对部分产品尤其是对非遗项目产品，详细介绍了其制作过程和使用方法；
第六分册为《中国社火大全》，主要介绍全国主要社火项目的渊源、现状、主要特点、传承人等。
（三）在现有部分县级、市级非遗项目的基础上，申报省级、国家级社火手工技艺非遗项目。社火非遗主要有表演类、手工技艺类和传承人类，目前全国已经有部分表演项目、传承人成为省级和国家级项目，但是，建安区霍庄村作为全国主要的社火产业生产基地，只有少数几种手工技艺成为县级、市级非遗项目，巨大的产业规模与少得可怜的非遗项目形成鲜明对照。要巩固、发展社火产业、弘扬社火文化，就必须提升社火手工技艺的制作水平，完善制作过程，培养后继力量，在提高非遗社火产品的级别上下功夫，将那些真正具有文化特质的手工技艺代代传承下去。
（四）利用中国社火文化艺术馆和文献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开展面向全社会的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目前，除了该馆已经免费向公众开放之外，每周一次的以社火表演、传统戏曲演唱、汉服走秀等文化内容为主体的“周六大舞台”也正在进行。凭借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内涵，目前该馆已经成为河南省重点社科研究平台“中原农耕文化与乡村发展研究基地”的重要支撑展馆，2021年又被授予“许昌市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五）深化中国社火文化艺术馆的建设和研究工作，计划利用两至三年的时间，将该馆建设成为集文字、图片、音视频、实物为一体的大型数据库。
2018年，许昌市《关于打造中原文化高地建设中原文化强市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在许昌市建成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与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相适应的大文化发展格局，努力打造“一地、一城、一区、四特色”。发展霍庄社火产业正好契合了国家及许昌市政府大力发展“生态休闲特色文化产业”的思路，维护好、实践好、发展好霍庄业已形成的具有百年文化传承的特色社火文化产业，是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也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所系，更是我们项目组全体成员通过本项目所要传达的理想信念。
2021年10月31日
【注释】
[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319页。
[2]同上书，第310页。
[3]同上书，第300页。
[4][汉]许慎：《说文解字注》，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425页。
[5][汉]刘向：《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第380页。
[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正中书局，1948，弁言第1页。
[7][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商务印书馆，1936，第157页。
[8][宋]李昉：《太平广记》卷二二六，中华书局，1961，第1736页。
[9][宋]苏轼：《东坡志林》卷一，中华书局，1981，第7页。
[1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