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国戏曲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

明代三国戏有个突出特点，即与《三国演义》的关系密切。一方面，明代三国戏曲继承了元杂剧、宋元南戏的传统并不断发展，另一方面，生活于元明之际的罗贯中创作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三国故事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汇集了广为传颂的三国故事，而且经过作者精心的艺术加工，小说的故事、人物形象更加典型，对读者产生了更大的影响，给戏曲作家提供了更多的三国素材，这就使三国戏的内容更加丰富、戏剧人物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李卓吾原评三国志》书影

根据学术界一般的认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在元末就已经开始创作，完成于明代初年的洪武四年（1371年）左右，但现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所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该刻本前附有明弘治甲寅年（1494年）蒋大器所作的序。从成书到蒋序，再到嘉靖本，其间历经一百五十余年。此后，到康熙丙午年（1666年）秋毛评本《三国演义》出现，又过了近一百五十年，在这近三百年的时间内，《三国志通俗演义》广为流传，对三国戏曲的影响显而易见。

首先，是三国故事对戏曲的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并流传到社会后，大量三国故事被民间传颂，戏曲舞台上的三国剧目中，大量的素材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相同或相近，这些情节主要是借用《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述明初周宪王朱有燉的《关云长义勇辞金》，从内容到叙事手法，都受到《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影响。从故事情节来看，明代戏曲直接取用《三国演义》者更多，如王济的传奇《连环记》据“曹孟德谋杀董卓”“司徒王允说貂蝉”“凤仪亭吕布戏貂蝉”等一系列故事情节，又吸收了元杂剧《连环计》的部分内容改编而成。无名氏据“关云长五关斩将”改编的《五关斩将》，其情节内容在《三国志》等史籍和话本小说《三国志平话》中都没有，说明是作者取材于《三国志通俗演义》。无名氏的《古城记》根据“玄德匹马奔冀州”至“刘玄德古城聚义”等连续故事情节改编。无名氏的杂剧《陈仓道》依据著名的“刘玄德智取汉中”“曹操忌杀杨修”改编，两者不仅在情节上相近，剧中人物、所体现的思想都大体相同。可见，《三国志通俗演义》甫一流传，就广为人们所重视。

其次，是三国人物形象对戏曲的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过程中，借鉴了大量民间对三国人物的定型，如关羽的红脸、曹操的奸诈、刘备的仁善、诸葛亮的智慧，这些人物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认可，经过《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艺术化加工，其感染力更强、影响更大，成为大众心目中固定的艺术形象。戏曲舞台上的三国人物形象，就是小说艺术的舞台再现，用更为形象、通俗、真实的舞台艺术手法，表现这些三国人物的思想情感。

最后，是艺术手法对三国戏曲的影响。《三国志通俗演义》在艺术上采用了虚虚实实的写法，在历史真实的框架内，大量虚构故事，“演义”了三国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这种手法被戏曲艺术所借鉴，结合舞台艺术需要，戏曲表演也大量增饰了故事细节、人物言行举止，甚至有不少戏曲仅仅借用三国历史人物的名字，而完全虚构故事，以达到作者的创作目的，体现作者的思想情感。

因此，明代的三国戏曲与《三国演义》的关系极为密切，既受到《三国演义》的深刻影响，又不拘于这种影响，不少三国戏曲曲目成为戏曲艺术的精品，就是因为作者在传承、借鉴、改编三国故事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