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三国戏曲的辉煌表现

二、清代三国戏曲的辉煌表现

清代的三国戏曲,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当时戏曲艺人把演好三国戏作为立身之本,他们常说“无三不成班,烂三要饿饭,三国铁门槛,翻过道路宽”[15]

总的来看,清代三国戏繁荣的表现主要有:

1.种类繁多、剧目周详

剧种方面,不仅有杂剧、传奇,还有许多的地方花部剧种。内容方面,《三国演义》和三国故事中的主要人物、精彩故事都编写进了戏曲之中,搬到了舞台之上。

杂剧如南山逸史的《中郎女》、张瘦桐的《中郎女》、无名氏的《文姬归汉》,搬演三国才女蔡琰的故事;边汝元的《鞭督邮》,描写张飞怒鞭督邮的故事;杨潮观的《诸葛亮夜祭泸江》《穷阮籍醉骂财神》,分别叙述诸葛亮、阮籍的故事。

传奇有曹寅的《续琵琶》,写蔡琰故事,无名氏的《平蛮图》《八阵图》都是写诸葛亮的故事,刘百章的《七步吟》很明显是写曹子建的故事等。

2.内容丰富,情感突出

除了对传统三国内容都有搬演之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一些不满现实的作家,不认可西晋统一全国的结局,为了发泄内心不平之气,专门编写了与历史、小说等传统说法完全不一致的戏剧,以此来给传统“翻案”,如周乐清的杂剧《丞相亮祚绵东汉》,范希哲的传奇《补天记》,夏纶的传奇《南阳乐》等。这些剧作拥刘贬曹抑孙思想更加突出,《丞相亮祚绵东汉》让诸葛亮最终灭掉曹魏、吞并孙吴而统一天下,《补天记》让曹操下阿鼻地狱受苦,《南阳乐》让诸葛亮杀死司马师、擒获司马懿、下许昌囚曹丕、戮曹操尸、收东吴、囚孙权,刘禅禅位给北地王刘谌,诸葛亮功成辞归南阳。

清代杨柳青年画《东吴招亲》

还有一些剧作家,采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摘取三国人名,杜撰故事,借此抒发自己内心的积郁,曲折反映现实生活,如嵇永仁的杂剧《愤司马梦里骂阎罗》、杨潮观的杂剧《穷阮籍醉骂财神》等。

从这些内容的“创新”情况来看,剧作者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极为明显,情感表现十分突出,借古讽今,把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对黑暗的社会现象的愤怒指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3.环境优雅,官民共聚

清代戏曲有一些重要变化,其一是戏曲的地位提高了,皇室、贵族都热衷戏曲,甚至与百姓共聚同乐,其二是出现了专供演出的戏园,观众观看戏曲的环境改变了。

清代出现了专供戏曲演出的戏园,因观看戏曲演出的观众迅速增多,戏园发展迅猛,观众不分尊卑共聚一堂。当然,尊贵者看戏时享用的是专门的包厢,而一般观众则坐在厅堂中央的大厅内。

清代张亨甫《金台残泪记》载:

凡茶园皆有楼,楼皆有几,几皆曰“官座”。右楼官座曰“上场门”,左楼官座曰“下场门”。……楼下左右前方曰“散座”,中曰“池心”。池心皆坐市井小人。凡散座一座百钱,曰“茶票”;童子半之,“少票”。……官座一几,茶票七倍;散座二斗……[16]

清代的皇室很喜欢看戏,咸丰(1851—1861年)以前,他们喜爱的是传统的“雅部”戏曲,即昆曲和弋阳高腔。到咸丰朝的时候,咸丰更喜欢皮黄戏,这样,擅长皮黄戏的京剧外班得以陆续进入宫廷进行演出。受此影响,慈禧非常喜欢看戏,而且是终生不变。沈宗畴《便佳簃杂抄》载:

自慈禧柄政,乃大度其例。一月之中,传演至数次之多,并自编小梨园一部于内教坊……所演多文戏,如《捉放曹》《定军山》《红鸾禧》之类。[17]

可见三国戏在宫廷内的影响。

清代的宫廷盛行三国戏。王芷章《清升平署志略》记载昆、弋腔《鼎峙春秋》在宫廷曾经四次上演:

第一次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同乐园承应,每日一本,从正月初九至十四日演一至六本,十九至二十二日演七至十本;第二次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同乐园朔望承应,从闰三月初十至十月十五日共演十六段(道光后改本为段);第三次为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同乐园朔望承应,从二月十五日到次年的三月十五日,演《鼎峙春秋》的十七段至末段;第四次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九月二日演起,至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初八演至二十段。[18]

咸丰之后,国力衰微,经济窘迫,连台大戏不可能再全本上演,但三国戏常常以折子戏的形式在宫廷上演。

上行下效,宫廷内部对三国戏的喜爱,也大大影响到了民间,表现之一就是连续在民间成立的京剧科班。叶龙章《喜连成[19]科班的始末》云:

咸丰、同治年间有双庆班、全福班、小和春、小福胜、得胜奎、小金奎等六个班。光绪八年,有杨隆寿的荣春堂、后改名小荣椿。……光绪十五年间成立的科班,有刘赶三、黄三雄的小丹桂、姚增禄的小吉利,余玉琴的小福寿,田际云的小玉成,陆华云的长春社等。[20]

“三国戏”在民间也受到百姓喜爱。清人顾家相曾说:

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21]

由此可见,无论宫廷还是民间,不管戏园还是野外,戏曲演出之盛、观众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

4.名家名作,星光灿烂

清代的三国戏演出出现了著名的演员,即名角,沈宗畴《便佳簃杂抄》在叙述宫廷内部戏曲演唱完毕之后情状时说:

演毕,内务部照例犒赏。其尤负盛名各伶,则慈禧另赏以内帑,多寡无定额。[22]

“尤负盛名各伶”,说明唱戏唱得好的名角不止一人,慈禧在听完演唱之后,往往会给予多少不等的赏赐,以此鼓励演员。

《菊部丛谈》亦提到:

孝钦后酷嗜歌剧,晚年尤甚,证诸西太后大庆,虽强令谭鑫培唱《连营寨》不吉祥戏,亦所勿顾,可以知之。后尝编小梨园于内教坊,以内监知音律者任之,尤喜听谭鑫培、侯俊山、杨小楼剧,内廷演戏,无该伶则慈心不欢。[23]

这则资料提到了剧目《连营寨》,还记载了擅长演唱三国戏的名角谭鑫培、侯俊山、杨小楼等,因为他们演唱水平高,以至于慈禧“无该伶则慈心不欢”,名角效应特别突出。

演员不仅唱得好,有一些演员还会编写剧本。咸丰年间“三庆班”的卢胜奎读书多,文化水平高,撰写了三十六本三国连台戏《三国志》。剧本从刘备跃马檀溪开始,一直写到取南郡,可谓大气磅礴,很好地展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风云。

编写剧本也是古代戏曲的优良传统,元代的关汉卿不但会编剧,还会唱戏,不时粉墨登场。编写剧本与演唱合二为一的演员,能够体会戏曲演唱过程中的效果,对剧本的编写有特殊感悟,所以编写的剧本更加本色,有助于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唱,所以舞台艺术效果也更好。

清代的戏曲非常繁富,正如胡世厚先生所言:“纵观清代杂剧、传奇三国戏,继承了元明杂剧、传奇三国戏传统,但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剧本大多是清初至道光间文人创作的作品,杂剧多侧重抒情,表达剧作家的思想理念;传奇则长于叙述故事,特别是情节复杂、人物众多、跨度时间长的内容,写成多本百余出甚至二百四十出剧本。然而,清代的杂剧、传奇仅知《鼎峙春秋》在宫廷全部连演过两次,宫廷与民间则选演过其中的一些单出戏,《南阳乐》及少数剧目演出过,大多未见演出的记载,实际成为案头戏曲文学。”[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