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书中的三国
宋代史书中对三国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明显分化为两个阵营：一个是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曹魏正统观，另一个是以朱熹为代表的蜀汉正统观。这种态度的抑扬、强弱，对三国故事的流播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司马光（1019—1086年）《资治通鉴》中对三国人物、事件的评价，基本沿袭了《三国志》的态度，即尊曹抑刘。北宋王朝政权出自后周，与曹魏夺得政权的方式类似，因此，尽管司马光批评曹操“暴戾强伉”，说他“蓄无君之心久矣”[1]，还借习凿齿的话说刘备“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2]，但他仍然从政治需要出发，尊曹魏为正统。编年体的《资治通鉴》，按照汉、魏、晋的编排顺序，视曹魏为正统。内容上，也同样体现出了这种思想，如称曹操为“曹公”，司马光甚至还大量引用了陈寿《三国志》的原文，来体现思想的传承性，如以陈寿之语评价张飞：“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3]
宋代帝王也尊崇曹操，宋真宗曾经到曹操的家乡亳州，看到曹操庙破败不堪，便下令官员重修，古文学家穆修为此撰写了《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颂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大之业于来世。”不过，该文接着又谈到了武帝庙修好之后香火依然不旺的问题，认为是“亳民暗鄙，蔑有所知，蒙帝之休，罔识攸抱。”[4]这从侧面反映了统治者热崇的曹操，在民间并不受欢迎。
北宋文学家欧阳修（1007—1072年）的《魏论》谈到三国正统观时说：“魏之取汉，无异汉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统者汉也，得汉者魏也，得魏者晋也。晋尝统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则进魏而正之，不疑。”[5]
北宋的张预编写的《十七史百将传》，又名《百将传》，是一部中国古代的名将传记，内容从十七部正史中选取一百位名将，侧重于记述他们的谋略与作战方法，对后世影响较大。其中，选取的三国人物有十三位，汉末和魏有朱俊、张辽、张郃、徐晃、李典、邓艾、司马懿，蜀有诸葛亮、关羽、张飞，吴有周瑜、吕蒙、陆逊。作者将他们的军事成就与《孙子兵法》联系起来进行评说，如评价张飞：
孙子曰：“由不虞之道”，飞从他道而邀张郃。又曰：“视卒如爱子”，飞反不恤小人，而为帐下所杀，是也。[6]
这种观点与唐代一样，具有较为客观的立场，重点在于表现将领的勇武与智慧，而不是围绕正统与否做文章。
宋室南渡之后，偏安一隅，面对极其复杂、敏感的宋、金政治形势，对三国历史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宋人往往自比为正统的汉室，而将入侵的金政权比喻为篡权的曹操，这样自然地就由“尊曹抑刘”转变为“尊刘抑曹”，把蜀汉视为正统。这种思想以朱熹为代表。
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朱子语类》等著作中的观点，具有十分明显的代表性。《朱子语类》记载了他与弟子余大雅的一段对话：
问纲目主意。曰：“主在正统。”问：“何以主在正统？”曰：“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7]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缘此遂欲起意成书。推此意，修正处极多。若成书，当亦不下通鉴许多文字。但恐精力不逮，未必能成耳。若度不能成，则须焚之。”[8]
朱熹尊刘抑曹的蜀汉正统观对后世学者影响巨大，如元代的郝经、明代的罗贯中等。
朱熹之外，南宋大多数的有识之士，在面对民族危亡的时候，其思想认识是一致的。爱国主义诗人陆游曾经愤怒呼喊：“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风云助开泰，河渭荡腥臊。”[9]无疑，其中的“汉”代指的是南宋政权，“曹”则是指入侵的金政权。
以蜀汉为正统的思想，还反映在宋代颇为兴盛的蜀中史学方面，其中，《蜀鉴》是宋代记述蜀中史事最为全面、最为详尽的史学著作。[10]
《蜀鉴》由宋代郭允蹈编撰，起止时间为秦厉公二十六年（前451年）秦取南郑到宋平孟昶（965年），共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全书十卷，其中第二、第三卷记载的是汉末、三国的史料。事件从曹操平张鲁取汉中、时间从汉献帝初平二年（191年）开始。作者站在尊刘抑曹的立场上，以蜀汉为正统叙述史事，采用蜀汉纪年，如“蜀汉章武元年，孟达以上庸降魏”[11]，作者在行文中也体现出了维护蜀汉政权的思想，对曹操、孙权直呼其名，而称呼刘备为昭烈帝。如“汉昭烈帝章武元年，昭烈自率诸军击孙权，张飞自阆中会江州。飞将张达、范强杀飞以奔孙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