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当前风险投资在中国面临的问题

风险投资在美国兴起之后，大大促进了美国高科技行业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国内工业化生产的发展，还使其在高科技和尖端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世界上保持遥遥领先的地位，为美国经济的兴起贡献了巨大力量。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高科技风险投资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美国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并与科技产业发展策略密切结合，为鼓励资金流向高科技风险投资事业，美国政府经常会给予税收减免的优惠，同时在软、硬件投资环境与证券市场流通上，也会有很多的配套措施。

中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为创新创业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和资源整合的渠道，促进了企业快速成长，孵化了一大批优质的上市公司，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甚至衍生出了全新的行业。但同时，对于风险资本价值的怀疑之声也不绝于耳。从早期的鼎晖投资南孚电池和俏江南、贝恩资本投资国美电器、高盛与软银赛富投资雷士照明，到欧洲最大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CVC投资大娘水饺等案例，风险投资家与创始人之间矛盾重重，导致企业控制权争夺和经营混乱。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其资本市场兼具政策导向和经济转型的双重特征，受到行政管制等非市场竞争因素的影响，中国风险投资并不是美国风险投资的简单复制，对被投资企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的影响也并非如国外成熟资本市场一样显而易见。

2018年，中国的风险投资行业面临“钱荒”和“资产荒”并存的局面。投中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月，中国VC和PE市场有68只基金成立并开始募资，目标募集规模为192.78亿美元，其中有47只基金完成募集，募集完成规模为47.9亿美元。与2017年12月相比，2018年1月的完成基金规模和开始基金规模环比分别下降了73.03%和75.06%，甚至低于2017年全年最低数值。市场认为，造成以上募集资金不足的原因主要在于两方面：政策调整和LP对GP的信任不足。

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首次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随后市场上逐渐涌现大批资金流入创业者手中，推动了中国股权市场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统计，截至2017年年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约2.3万家，已备案私募基金约7万只，私募行业竞争出现白热化。投资机构泛滥的另一个原因是大环境宽松。2014年，中国推行“稳健货币政策”，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同比增长12.2%。此前，银行、保险、社保基金的委托外部投资处于宽松状态，从2014年到2016年，资管行业大发展，银行、保险的部分资金通过“通道业务”层层输送到股权投资市场。但这种宽松的趋势由于政策的收紧在2017年年底开始发生改变。2018年3月2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即“资管新规”）审议通过。资管新规中明确提高了合格投资者的认定标准，个人LP的门槛变高；同时，资管新规限制了银行理财资金的入场，这部分资金曾经是VC/PE机构募集资金的主要渠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资管新规仅是“金融去杠杆”政策以及货币政策收紧链条中的一部分，风险投资行业的资金紧缩趋势不容乐观。(https://www.daowen.com)

基金的存续期通常为“3+2+2”模式，即前三年属于投资期，中间两年为退出期，最后两年是延长期。2014年的“双创”提出至今，很多投资机构都已经进入资本退出期，开启新一轮募资显得迫在眉睫。然而，经过上一轮投资，很多LP发现在国内优质项目有限，也并不是所有风险投资家都具备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识别、扶持项目直至其成功。没有像样的项目，没有像样的回报，这些LP要么在投资之前变得谨慎，要么试图跨越GP，直接锁定项目进行投资，这样至少可以节约一笔数额巨大的管理费。

2017年，共享充电宝、无人货架以及令所有参与者都感到疲惫不堪的共享单车战局，无一不反映着投资市场的失意和争议。几乎所有VC机构都在追逐少数的几个风口，一拥而上、一哄而散。对区块链的追捧，更是“资产荒”的表现，实际上，中国并没有多少风险投资家真正了解区块链技术。在技术创新领域，优质项目稀缺的现象尤为明显，主要原因是门槛高、回报周期长、风险大，一旦证实整个技术方向有问题或者没有商业化能力，那么所有努力和资金投入都将前功尽弃。

整个市场对投资缺乏判断和思考，既是当前风险投资行业“募资难”的原因，也是中国风险投资家群体识别优质项目能力和管理企业水平不足的集中体现。不同于国外大部分风险资本运营过程中LP和GP之间有着明显的职责区分，中国的实践中普遍存在LP不断介入GP决策过程的问题。在大部分情况下，LP对基金的投资决策拥有决定权，甚至对重大投资决策有着一票否决权。出现这种现象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中国风险投资机构良莠不齐，GP的素质参差不齐，LP从自身资金安全角度出发，对投资决策过程进行干预，以降低投资风险。从实践来看，中国具有专业能力，能胜任管理角色的风险投资家少之又少，还有一些风险投资家具有浓厚的圈钱意识和较高的道德风险。从当前情况来看，LP对GP的担忧不但导致了我国风险投资项目经营过程中高额的决策成本，而且已经蔓延到了资金供给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