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根据以往的研究，海外经历通常能在以下几方面增加人力资本。一是国外良好的教育或海外企业工作经历赋予个人更高的技术水平和更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Dai et al.，2009；Li et al.，2012；刘青 等，2013；Giannetti，2015）。并且，掌握这些技术和经验的个人还有可能通过与他人或企业交流合作、诱发竞争者模仿，进而促进整个行业的技术提升和管理进步（李平 等，2011；Filatotchev et al.，2011；Kenney et al.，2013）。二是跨国社会网络资源也是个人通过海外经历获得的一种重要资源（Dai et al.，2012）。社会资本理论强调个体或团队通过社会网络获得资源和提高战略位置的能力（Coleman，1988）。充足的社会资本有利于企业识别和创造发展机会（Burt，1997），使得企业能够在获取信息和发展策略上占领先机，并有助于企业家积攒行业信誉以及重要的知识和技术（McDougall et al.，1994）。研究发现，一旦掌握国际知识、经验或网络资源的海外管理者将其运用到工作中，将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出口能力和企业业绩（Filatotchev et al.，2009；Liu et al.，2010；罗思平 等，2012；Yuan et al.，2018；许家云，2018）。三是拥有海外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可以发挥催化剂效应，凭借其国际知识和国际声誉帮助被投资企业实现国际化（Fernhaber et al.，2009）。
在中国，海归研究生毕业后的每小时收入高于本土研究生约33%，在同等学历下，海归更容易获得晋升（孙榆婷 等，2016）。参与企业治理和提供社会资源是风险投资家为企业提供增值服务的重要渠道（Lerner，1995；Hochberg et al.，2007；Nahata，2008），研究表明，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的加入对企业的国际化进程有显著的促进作用（Mäkeläet al.，2005；Fernhaber et al.，2009）。
然而，与以上观点相对立，部分学者却认为，虽然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拥有更多本土背景风险投资家较难接触到的海外资源，但其旅居海外多年，失去了与国内重要组织机构建立联系的机会，因而拥有本土学习或工作背景的风险投资家有可能“更为成功”。
首先，在本国学习或工作过的风险投资家的行为和理念更有可能符合被投资企业的文化。投融资双方的文化差异可以体现在对彼此的信任、契约条款和潜在的矛盾冲突中（Pruthi et al.，2003；Dai et al.，2016）。例如，在中国，企业文化经常表现出强烈的集体主义，组织内成员共同分担责任（Boisot et al.，1988；Pukthuanthong et al.，2007）。而在西方国家恰恰相反，通常谈判和日常沟通是在“一对一”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与中国的“集体主义”之间存在潜在矛盾（Ueno et al.，1992）。
其次，虽然资本和人才的流动是跨国的，但新兴市场中大多数初创企业的业务和生产仍然集中在国内市场（Strother，2014）。风险投资家在海外学习和工作时获得的技能和经验符合海外文化而非本土文化。研究表明，文化差异是产品标准化失败和外资流入减少的重要原因（Douglas et al.，1987；Du et al.，2012）。“不符合中国消费者习惯”经常被用来解释为什么亚马逊、百思买等国际巨头最终退出中国市场，即使这些公司拥有先进的管理水平、海外融资和国际市场（Zhao et al.，2016）。
最后，有国内经验的风险投资家对具有本土文化特征的法律法规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样的理解有利于对创业企业的监督和指导。西方市场的商业交易通常建立在措辞严谨的合同基础上，这些合同可以在相应国家的法律法规下执行，与之相比，新兴市场的政策更灵活（Li et al.，2008）。公司在中国开展新业务之前需要向有关部门申请许可，但许可的标准经常不是唯一的，通常与当前市场的实际情况和政策的“松紧”程度相关。例如，发行IPO需要发行人满足中国证监会的要求（Humphery-Jenner et al.，2013）。此外，相比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很多市场规则依赖于企业自发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约束，这与孔子的“儒家思想”密不可分（Pye，1982；Chow，2002）。
研究表明，在市场经济尚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本地关联和制度支持对商业活动至关重要（Peng et al.，2000；Li et al.，2001，2002；Zhang et al.，2010）。当前中国的创业活动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源困境。由于政府对于稀缺资源的控制以及资本市场不完善（Li et al.，2008），企业通过市场渠道获取资源的能力有限。因此，与文化密切联系的社会关系等资源便成为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企业获取信息和资源最为重要的途径（Park et al.，2001；Li et al.，2007；Sheng et al.，2011；蔡莉 等，2013）。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https://www.daowen.com)
H5：本土背景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业绩优于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的投资业绩。
具有海外背景的风险投资家对本地的社会、文化、制度变更及商业模式缺乏深入了解（Li et al.，2012）。拥有海外背景的个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缺乏与母国的联系，同时又接受了大量海外文化的熏陶，导致其认识与国内人才存在差异，行为模式异于国内普遍情形。例如，个人主义倾向容易导致海外高管领导的企业薪酬差距拉大，同时降低企业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作用，最终导致企业业绩下降（柳光强 等，2018）。如果文化差异是导致二者投资业绩差异的重要原因，则越大的文化距离将会导致越差的投资业绩，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随着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曾经学习或工作的国家与中国之间文化距离的加大，其投资业绩应该显著降低。
研究表明，文化距离增加了信息共享的障碍，降低了信任度，增加了交易成本（Li et al.，2014），这对投资者投资风险态度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并最终影响投资决策（Kalev et al.，2008）。进而，存在优势的投资者倾向于单独行动，以防止其他人“搭便车”（Cestone et al.，2007；Bottazzi et al.，2016）。因此，本土背景风险投资家可能会采取看似激进、排他的策略。相反地，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则可能采取“谨慎”的合作策略。这一点与Tian（2012）、Dai et al.（2016）的观点一致，他们认为与国外风险投资家相比，本土风险投资家会通过增加单次投资金额来降低投资轮次。
另外，风险投资家通过加入董事会为管理层实施监督和建议行为（Fried et al.，1998；Hellmann et al.，2002）。实证检验也表明，加入董事会是增加投资回报率的有效途径（Hellmann et al.，2002）。正如前面分析的那样，文化差异是企业管理中一个重要的隐患，可能引发严重的管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降低投资风险同时避免管理冲突，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很可能会提前实施谨慎的投资策略，而不是严格的管理。因此，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7：在同等条件下，海外背景风险投资家对创业企业的投资策略更“谨慎”，但投后管理更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