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陶艺表述当代中国
采访对象：朱乐耕 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创作研究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
采访记者：邹宝盆
采访时间：2020年4月13日
采访方式：电话采访
记者：朱老师，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您是从景德镇走出的陶艺家，能否请您谈谈您心目中的景德镇？
朱乐耕：景德镇之于我是故乡，是给我养分与力量的地方，是我灵魂的皈依之地。所以，哪怕走得再远，我也要回来。我出生在景德镇，父亲是做陶艺的，开句玩笑，出生于官窑旁，成长在陶艺之家，我似乎生来注定就是要做陶艺的。1972年，我到景德镇艺术瓷厂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古彩。当时的艺术瓷厂可谓人才济济，集中了众多有名的陶瓷艺术家。在这里，我的陶瓷技艺得到了迅速提升。1979年，我被选拔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学习，师从祝大年教授，学习装饰绘画，并跟随范曾先生学习线描。学习期间参与了首都机场大型陶瓷壁画——《森林之歌》的创作，还被邀请参加人民大会堂江西厅陶瓷壁画的制作。学院派的系统教育，为我的创作打开了另一扇“门”，我开始尝试将装饰绘画的手法与构图方式，糅入陶瓷创作中。1982年，我创作的《乐女图》荣获第二届景德镇市陶瓷美术百花奖的一等奖。充满现代气息的装饰手法与传统技术的融合，为传统陶瓷界带来一阵清风。在第三届百花奖中，我又有两件作品获得了一等奖，一件是以古典京剧艺术为题材的陈设瓷《八方英雄瓶》，另一件则是以诗经中的采莲为主题创作的《采莲瓶》。1985年，我考入景德镇陶瓷学院美术系，成为该校首届硕士研究生。三年的学习，使我的眼界更加开阔。在此期间，我跟随导师施于人先生先后到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考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89年，我的毕业作品《苗家风情》，在第四届景德镇百花奖的评比中，以9.88分名列前茅，被当时的媒体称为“扛鼎之作”，同年还被评为全国工艺美术百花奖一等奖。1990年，在首届“景德镇国际陶瓷节精品大奖赛”中，我的作品《风筝》摘取“金杯奖”桂冠，作品《梅》《寓言故事》荣获二等奖。同年，还被评为景德镇十大新闻人物之一。2003年，我被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教学重心随之转移到北京，可是我创作的基地仍在景德镇。这么多年，一直来回奔波于北京、景德镇两地。尽管累，但觉得很充实，只有在这里，看着随风摇摆的竹叶，听着耳畔“咚咚”的水碓声，才能静下心来创作。生于斯，长于斯，这里处处都烙着我成长的足迹，这种血溶于水的情感是永远不能割舍的。
记者：据我所知，您父亲朱明先生就是知名的陶艺家，他或者说像他这样的景德镇老艺人对您成长及艺术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朱乐耕：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作品都是非常传统的、民间的，非常有景德镇风格的。比如说五彩、斗彩、粉彩等，是景德镇传统工艺的一种呈现，突出了本土化、民族性和人文性，这些都是在父辈中传承而来的。小时候，因父亲善交朋友，家里经常高朋满座，大家一起吟诗作画，切磋陶瓷技艺，我便在一边端茶倒水，这份潜移默化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可以说，早期艺术的素养，就是在父亲及老先生们的熏陶下建立起来的。成年后，父亲送我进入景德镇艺术瓷厂拜名师学习古彩。当时景德镇的陶瓷绘画以粉彩为主流，但粉彩瓷分工很细，人物、山水、翎毛、花卉等都是分工合作。而古彩不分画种，需掌握全套技艺，父亲就是要锻炼我全面绘画表达的能力，这也让我对古彩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父亲在国画、西画方面都颇为擅长。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常常带我去写生，去观察生活。“文革”期间，家中东西尽毁，父亲唯一留给我的，就是一枚刻有“万象为师”的图章，这四个字，不仅成为一种传承，更成为我一生陶艺创作的灵魂。我也会把它传承给我的学生。
记者：业界评价，不断创新是您身上最大的特点，您是怎么理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朱乐耕：再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都需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在当下，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模式去转换，否则就丧失了传承的纽带。中国传统陶瓷文化及技艺在当下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转换？多年来，我始终在进行尝试和探索。1991年，我到日本参加第三届美浓国际陶艺展，这是全球最有名望的陶瓷专业性展览会，让我震撼的是，无论是陶瓷材料的变化，还是陶艺语言的艺术性，都完全超出了自己的理念。当时，我们还沉浸在陶瓷的工艺里，人家却将陶瓷做成了纯粹的艺术。尽管中国是一个陶瓷大国，也曾有过让世界为之倾慕的陶瓷艺术，但在当时，由于国际交流的匮乏，让中国的陶艺理念已远远滞后。会议期间，我抓住机会，尽可能与日本的陶艺家们进行交流，还专门去拜访了被授予日本“人间国宝”称号的美浓国际陶艺协会会长加藤卓男。他的工作室很大，还有窑炉，而当时的我们，还停留在陶瓷彩绘阶段，个人也没有窑炉，烧陶瓷都要去国营单位。这次拜访，对我日后的陶艺生涯影响深远。当时，我的工作室是一个只有20平方米的小房间，回国后，便下定决心要建一个好的工作室，要拥有自己的窑炉。7年后，终于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在景德镇宋代湖田窑的遗址上建起了600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被认为是世界最好的工作室之一。后来，我的很多陶艺作品都是在这里创作的。我认为，观念上的不断创新是中国陶艺能够更好地走出去的关键。我是一名大学老师，身上肩负着为祖国培养一代新人的任务，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研究古彩在景德镇算是有点名气，我毅然放弃了这方面的研究，尝试将五彩瓷、红绿彩与颜色釉及釉下书法装饰相结合，为景德镇陶艺界带来了一股新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以不规则造型和粗糙肌理抒发内心的奔放，通过配制釉料、掌握窑火等，进入到表达更自由的空间，这虽在今天很普遍，但在当时也算是一个突破。随后，我开始颜色釉的探索，将色釉用于绘画和装饰，还以各种自配亚光颜色釉做成陶艺作品，这在中国陶艺领域也算是突破性的创新之举。2001年后，我尝试以往陶瓷作为室内中小型陈设品的局限，将其扩大为器皿、瓷板、壁画、雕塑四大类，尤其以大体量的景观陶艺作品为主。十余年来，我尝试对陶艺与建筑、环境关系进行探索，以期探究出中国陶艺又一独特的现代语言。
记者：近年来，您像一个文化使者，一直致力于国际陶艺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否请您谈谈其中的感受或其中一些印象深刻的事？
朱乐耕：我很庆幸自己身处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没有这个日益开放的时代环境，中国艺术家不可能有这么多走出去的机会，不可能对国际陶瓷艺术的潮流了然于胸，更不可能具备让中国陶艺成为世界通用语言的自信。在这一点上，我相信景德镇很多陶艺家会有同感。为此，我珍惜每一次走出去学习交流的机会。多年来，我不仅多次参与组织高水平的国际陶艺研讨会，还多次在海内外举行各种陶艺展，以介绍中国陶艺的当代发展。在景德镇，我也是最早招收外国学生的老师。近年来，我先后在新加坡、韩国、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举办个人陶艺展，并多次在中国美术馆、国家大剧院、上海美术馆等举办个人陶艺展。还多次应邀在美国哈佛大学、美国阿佛雷德大学、美国肯塔基大学、加拿大拉瓦尔大学、日本东京艺术大学、韩国弘益大学等许多国家的大学讲学。作品被韩国麦粒美术馆、韩国亚洲美术馆、韩国圆光大学、中国美术馆、正大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内外美术馆和博物馆机构以及中南海紫光阁等收藏。这么多年来，很多事让我感动。1997年，我在中国美术馆举行了个人陶艺生涯的第一次个展《走过千年》。当时，人们对陶艺的理解和接受度，还停留在实用或陈设的瓶瓶罐罐，但当时我的作品却在试图超越这种形式，让陶瓷的艺术性得以呈现和释放。艺术风格变了，以前的一些收藏家不能接受了，他们喜欢的都是我具有绘画性的作品，而现在的一些作品完全没有了装饰，体现的是火与土的纯粹的语言。但我不是很在乎，我是一个喜欢探索的人，穷就穷，还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陶艺才会有所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国际现代陶艺的语境中。就在展览结束前的一天，韩国亚洲美术馆馆长李在兴和他们的资助者韩国麦粒财团负责人洪正吉找到我，希望能够收藏全部的作品，因为从作品中，他看到了中国陶瓷艺术的创造精神正在苏醒。洪正吉是一位热心推动东方艺术发展的社会活动家，他在首尔的“麦粒别馆”是为艺术而建的楼宇，含有音乐厅、美术馆，是韩国当年十大建筑之一。在音乐厅的历史上，壁画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特别欣赏欧洲建筑师高迪，他的许多建筑都是用陶瓷来做装饰的，所以，他盛邀我能够做一座以陶瓷作为装饰的建筑环境作品。此前，音乐厅内部的装修及音响的回壁等，一向使用的是石材和木材等自然材质，无人敢用陶瓷做音乐厅的内饰，因其不光涉及审美，最重要的是还牵涉声音的反射效果，工艺难度相当复杂。洪正吉告诉我，你完全可以放心去做，你的艺术价值会超越建筑本身。建筑可以拆了再盖，而你的作品却是唯一的。我想，西方艺术和建筑结合在一起的多，而东方艺术跟建筑结合的不多，即便有心改变，也需要有可以表现的空间，这不是每一位陶艺家都能轻易得到的机会，面对洪正吉的诚意，我欣然应允。随后，我以4年时间，利用景德镇100吨“声如磬”的高温瓷，完成了创举。经测试，一般音乐厅余音只有1.2秒到1.5秒，而麦粒音乐厅能达1.7秒，而且是非常美的声音。这里不用麦克风，古典的演唱能轻柔而有力地回落。一位韩国歌唱家说，在这里演唱，声音像是回荡在天空。看到大厅中海浪一样的陶瓷，感觉自己也成了艺术中的一分子，融进了去。韩国媒体惊叹，这样的音乐厅只有天才的陶艺家才能做得出来。最初，只是要求我装饰音乐厅内部两面墙的陶艺壁画，后来由于觉得艺术效果和音响效果都很好，麦粒财团决定将舞台上昂贵的反射板全部拆除，换成我的陶艺壁画装饰。音乐厅装饰完成，置身其中，我泫然欲泣。从一期到二期，一点一点，自己都没有想到会使用了100多吨陶泥，每一件都是亲手设计，每一个部位都是亲自摆布，手套一天磨破一双，辛苦难以计数。比如安装，便是一个大难关，在设计时虽考虑了安装，但中途却遇到了很多问题，我会让他们停下来，要求每一块都要保证安全，不允许有万一，但安装公司要考虑成本效益，不断地返工让他们很烦。安装师傅对翻译说，这要是韩国人我就和他吵架了。我对翻译说，只要帮我做，骂我也没关系。后来音乐厅建完，看着辉煌的工程，这位师傅感到了深深的荣耀感，他拉着我的手说对不起，说自己脾气不好，不够有耐心。为济州岛肯辛顿酒店做壁画，过程中觉得需要黄金装饰，但这笔成本不在预算之内，我就自己买来数十万元的黄金。不仅如此，我还将壁画上的元素延伸到咖啡具、咖啡杯、茶具等小器物上，并制作了整整6大箱美器运往韩国。在壁画落成仪式上，人们拿着我创作的杯子，看着我的作品，非常感动。尽管这是额外的无偿付出，但我认为，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除了要展示我的艺术，还要展示我们中国的设计。作为一个陶艺家，我必须将自己最诚恳、最经过磨炼的东西带给公众，虽然少赚了钱，但我高兴。
记者：陶艺是一个文化载体，一个文化符号，如何能使其更好地成为一个介质，实现不同文明之间的碰撞与共鸣？
朱乐耕：我认为，能够与建筑对话，与人对话，这是传统陶艺在当代的最好表现方式之一。近年来，我致力于陶艺与建筑、环境关系的探索，开启了中国陶艺独特的现代语言。飞速的工业化进程，挤压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如何用自然的材料和艺术性的表达，缓解生活的种种压力，实现诗意的栖居，这是我对陶艺寄予的最大理想，也是近年来我艺术创作不竭的动力和今后努力的方向。所以，多年来，我期望以中国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的陶瓷为纸笔，为现代城市空间勾勒出美好的生命线条。包括韩国济州岛肯辛顿大酒店的近300平方米的大型壁画《生命之绽放》和《天水镜像》等。我想，再好的艺术品如果没有合适的建筑匹配都难以展现魅力，达·芬奇、高迪、罗丹、毕加索……伟大的艺术家无一不在试图与建筑对话。我也希望自己的陶艺作品，能够让观者在建筑空间中实现精神的相通和情感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