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现代性的景德镇模式
采访对象：方李莉 东南大学首席教授，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会会长
采访记者：邹宝盆
采访时间：2020年6月2日
采访方式：电话采访
记者：您是从景德镇走出去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大家，能否请您先谈谈与家乡景德镇的缘分？
方李莉：景德镇是我的家乡，从1993年开始，我就一直在关注这座城市发展的命运，从读博士到做博士后的五年时间，我一直在景德镇做考察，前后花了七年的时间，完成了《景德镇民窑》《飘逝的古镇——瓷城旧话》《传统与变迁——景德镇新旧民窑业田野考察》三本专著。从那以后，我研究的目光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景德镇。从2008年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套景德镇陶瓷百年变迁的人类学专著，因此，差不多有十几年的时间，我一直在景德镇做田野考察、收集资料，同时，指导一些研究生一起参与在景德镇做田野考察，完成他们的学位论文。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其花了整整一百年的时间在外来的冲击中，不断校准自己的文化定位，不断寻找自己的发展方向。其实不仅是景德镇如此，整个中国也是如此，如果我们研究清楚了景德镇，我们就几乎研究清楚了中国的百年变迁，中国的发展轨迹。这样的研究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许多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的许多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最近完成了一套两卷本的景德镇访谈录，卷一为《景德镇访谈录：迈向工业化发展的景德镇（1949年至1998年）》，卷二为《景德镇访谈录：传统文化复兴中的景德镇（1998年至2019年）》；还完成了一本《从生产地到艺术区：超现代性的景德镇发展模式》的专著。另外，景德镇陶瓷百年变迁人类学研究的三卷本也接近完成，卷一为《从传统的危机迈向对现代化的求索（1919—2019）》，卷二为《从传统的断裂迈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1949—1990）》，卷三为《从传统的回归迈向创意之都的建构（1990—2019）》。由于工作量太大，我很难全部自己独立完成，所以，第一卷是我和李松杰老师合作的，第二卷是我和王永健老师合作的，第三卷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到目前为此，我带领一支研究团队，在国家社科基金和中国艺术研究院的资助下，为景德镇的写作已达到300多万字，可以说，很少有学者会花这么多时间去研究一座城市的变迁，因此，我和这座城市的缘分是极其深厚的。
记者：您眼中的景德镇是一座怎样的城市？她的魅力在哪？
方李莉：中国是一个手工业发达国家，农工相辅，男耕女织是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写照。正因为我们有着发达的手工业，所以，古代的中国尽管人多地少，广大的城乡人口还能过上相对富裕的小康生活。传统中国的广大乡村根据各自自然资源以及人文历史的不一样，而产生出不一样的地方手工业产品。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乡村的手工业开始集中在市镇，一些乡村农民开始进入到城市，由半工半农的农民兼手艺人成为纯粹的手工艺劳动者，但其根还在乡村，因为其只是个人进城打工，家人还在乡村，其做手艺挣的钱还要寄回去盖房买地，这就是乡土中国的特征，也是中国的文化基因。景德镇在历史上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也是手艺中国的杰出代表，这是古代中国生产世界上最优质的陶瓷艺术品的地方，它所制作的瓷器从宋代就受到皇帝的青睐，并出口到国外，至明末达到出口的高峰。在欧洲地理大发现时期，景德镇几乎是世界最有名的城市之一，因为当时景德镇的瓷器不仅要供应给中国的皇宫贵族，还要供应给世界的皇宫贵族，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讲，景德镇的瓷器是装饰自己家最珍贵的物品之一，许多的皇宫贵族以景德镇的瓷器作为自己的皇宫及客厅的炫耀品，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神话般存在的城市。而且这些历史并未随风飘去，其由历史资源形成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其由历史遗留下来存活至今的技艺资源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陶艺家到这里来做创作，甚至在这里创业定居，进而又在这里创造出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也许这就是这座城市的活力和魅力所在。
记者：在景德镇陶瓷百年历史的变迁中，您是如何去理解和总结景德镇在发展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的？
方李莉：这正是我当下在思考的问题，景德镇在历史上是一座伟大的富有创造性的陶瓷手工业城市。但一百多年前，当工业革命进入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机械化生产取代了手工，失去了农工相辅的乡村顿时一贫如洗，而像景德镇这样的传统手工业城市更是失去了传统发展的可能性。整个中国不仅是面临文化的转型，社会结构的转型，更是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型。在这样艰难的转型中，景德镇一步一步地迈向现代化。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传统的陶瓷手工业开始转向公私合营，将千千万万家手工业作坊合并成机械化、半机械化的国营工厂，同时建立相关的院校，培养了新一代的技术人员、工程师、设计师等。这是传统中国迈向现代中国走过的路，也是景德镇这座陶瓷手工业城市所走过的路。在那样的年代，传统文化和传统的生产方式是一种落后的象征，为了追赶现代化发展的脚步，为了实现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国人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文化落后，就像丢弃无用的包袱一样，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方式，几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景德镇的陶瓷手工艺生产又开始回来了，最初是零星的仿古瓷作坊，面对的是港澳、日本、韩国等国际市场，那是在后现代思潮中，所唤起的人们对传统的思念。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营工厂改制，大量的下岗工人加入了制作仿古瓷的队伍，周边的农民工也开始进入到景德镇的这些仿古瓷作坊工作。当时，进行这样的工作的骨干来自于国营工厂的美术研究所，以及一直保持以手工生产为主的景德镇艺术瓷厂和雕塑瓷厂，还有带有研究性质的轻工部陶瓷研究所、江西省陶瓷研究所等。之所以景德镇还能保持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是因为景德镇的仿古瓷在国际上还一直有市场，国家为了换取外汇，在国营瓷厂里还保持了少量的手工艺人。他们就成为改革开放后，面对市场经济的手工艺作坊的骨干。在他们的带领下，景德镇的传统陶瓷手工艺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当时国家也很重视这批力量，经常举行展览活动，并评选工艺美术师和工艺美术大师。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经济开始起飞，一方面是国际市场越来越宽广，另一方面，富裕了的中国人需要有艺术品增加家庭的艺术感，同时，艺术品收藏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此，景德镇的手工艺作坊不再仅仅限于做仿古瓷作坊，许多工艺美术师、工艺美术大师开始制作和出售具有个人创新性的陶瓷艺术作品。2008年，在嘉德举办了首场当代陶瓷艺术拍卖会，进一步促进了景德镇陶瓷艺术和陈设用瓷的发展。同时，通过十几年来仿古瓷手工陶瓷作坊和陈设瓷、大师瓷手工艺作坊的发展，景德镇出现了大批的具有精湛手工陶瓷技艺的工匠，不仅吸引了许多国内的陶艺家、当代艺术家，还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当代陶艺家和当代艺术家到景德镇来做当代陶瓷艺术创作。在2008年尤其是2010年以后，还吸引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大艺术院校和各大院校艺术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到景德镇创业，他们到这里做创作、做设计，开设手工艺作坊。这些外来的艺术家、陶艺家、青年学子们的到来，极大地刺激了景德镇当代陶瓷手工艺的发展。当下据不完全统计，景德镇已有几千家手工艺作坊和当代陶艺工作室，12万手工艺人和当代陶艺家设计师，这简直太令人兴奋了。景德镇在历史上曾是一个为全世界制瓷的传统手工艺城市，其向世界出口的高峰在清康熙时期，据记载当时的景德镇陶工有“十万之众”，在民国时期，由于受西方工业化的冲击，一度骤减到2.5万人，1949年公私合营到1956年陆续建立国营陶瓷工厂以后，整个景德镇有陶瓷工人6.5万人。而今天在景德镇从事陶瓷生产和陶瓷艺术创作的人员达到了12万人，可以说达到了历史的高峰，这就是今天景德镇的新的魅力。也就是说，今天的景德镇已经由一个传统的手工艺城市蜕变成为一个既传统又焕然一新的国际化城市。我是在12岁从贵州来到景德镇的，那时候父母在贵州水城钢铁厂工作，我在那里出生和上小学，后来又到重庆的外婆家居住过一段时间，然后随着父亲的工作调动到了景德镇。那时候的景德镇是一座传统而又封闭的城市，我的外地口音使我得到了一个“东洋婆子”的外号，那时很少有外地人进入到当地，连讲普通话都被称之为打官腔。但在今天的景德镇街上，不仅有许多打官腔的人，还有许多讲英文的外国人。记得2009年，我在美国访学，参加了在美国凤凰城举办的美国陶艺教育年会，在那个年会上，我看到了不少的陶艺作品，作者是欧美国家的，但作品却是在景德镇创作的。这样的现象引起了我的关注，我感到：景德镇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的发展道路，经历了被怀疑、被淘汰、被取代，到得到重新认识、重新发展的过程。这样的过程，这样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是景德镇独有的，而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出版了一本《飘逝的古镇——瓷城旧话》，在那本书里，我曾认为景德镇陶瓷手工艺在农业文明时期达到了一个高峰，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昔日的辉煌之时保留在历史里，供我们回顾和瞻仰。但是，事实告诉我们，经历了痛苦的选择和发展以后，景德镇获得了新生，这样的新生并不是在于丢弃了传统而选择了现代，丢弃了手工而实现了机械化，反过来是将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并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复兴了手工。其中的深意何在？带着这样的问题，从2008年开始，我边指导学生在景德镇做研究，边不断地做深入实地考察，并做了大量的访谈录，我希望通过我和我的学生们做的实地考察，以及大量的访谈录，不仅记录这些变迁的过程和社会事实，同时，还能分析出背后的种种理论因素，找到事物发展背后的规律指导实践，这些实践又能加强学术理论基础。
记者：您是怎么看待景德镇手工文化模式的？
方李莉：景德镇在历史上曾是官窑所在地，也是为世界出口陶瓷的瓷都，为了做出世界上最精美的瓷器，而且还要达到一定的产量，因此，其采取分工合作制，每位工匠穷其一生只精专其中的一门，分工极细，并由此形成一条既分工又合作的手工生产作业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共计一坯之力，过手七十二，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也就是说，在景德镇一件瓷器的最后完成至少要通过36道工序，甚至还不止。在官窑里，其分工合作是为了精益求精，但在民窑中不仅是为了精益求精，还为了效率以及生产的合理性。在明清时期，仅景德镇一座城市就包揽了国内外的主要陶瓷市场，今天我们无论在欧洲和美国甚至中东、日本、韩国，只要是稍微大一点的博物馆里，都能看到当时景德镇做的瓷器。这样的应对皇帝和国内外市场的历史，锻就了景德镇强大的手工陶瓷生产体系，形成了当时最先进的手工陶瓷生产作业线。这样的生产作业线不是集中在大工厂，而是分割成各个不同的小作坊，这些小作坊之间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在这些作坊工作的工匠也很灵活，有活干了，招之即来，没活干了就离开，不用常年养着吃闲饭的人。这些工匠不是按月拿工资，而是按天和按工作量拿工资。这一传统流传了几百年至今未变，正因为如此，来景德镇工作的艺术家，有的只需要有想法，都可以找不同作坊的工匠来帮助，也可以自己完成一部分，不能完成的那一部分可以请人完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人来为你服务。也因此，全世界那么多的陶艺家来到景德镇，这个地方让他们着迷不仅因为其曾是世界的瓷都，还是因为在这里可以学习和使用到丰富的陶瓷技术，以及为其服务的既分工又合作的一套手工业生产体系。在研究期间，我访谈过许多来景德镇做陶艺创作的外国陶艺家，他们告诉我的一句共同话语就是：“景德镇是做陶瓷艺术创作的天堂。”而这一天堂般的环境的形成就是来自景德镇传统的手工艺生产体系。澳大利亚陶艺家Pure告诉我说：“景德镇一直以来都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
记者：在国家试验区建设大背景下，景德镇发展模式在内涵与外延方面有哪些文章可作？
方李莉：国家在景德镇建设试验区，我觉得很好，前面我已说过，“农工相辅”是中国的文化基因，但在传统中国的工并非是机械工业的工，而是手工业的工，也就是说，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手工业发达的国家，也是一个手工业产品的出口大国。我们以前只认识“乡土中国”，而没有真正认识“手艺中国”，只有乡土中国加上手艺中国才是完整的传统中国的形象。这一形象的描述非常重要，其不仅关乎中国的过去和当下，更重要的是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这一发展就是在未来我们能否发展出一个高科技加高人文、高生态理念的发展模式，这是我的一个更大的研究“中国生态之路”中的内容，而景德镇的研究我是试图用来说明我这一研究的重要案例。因为我认为在高人文时代，手工艺又将回归到我们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场景和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我研究景德镇是为了试图说明这一问题。因此，如果国家将其建立成试验区，我们可以在实践中探索出一工业文明时期不同的更具生态理念的发展模式。为此，我最近写了一篇《超现代性的景德镇发展模式》的论文，在论文中对景德镇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总结：第一，生产模式由工业化的规模化、批量化、标准化走向了分散化、个性化、多品种少批量化；第二，技术模式：手工加电脑、加互联网，第三，合作模式：通过网络链接众多的分工合作的小作坊、工作室，以电话和网络调配合作资源，建构合作平台，所有的工匠和艺术家之间的合作，灵活自由，没有固定的合作约束，根据需要自由调整；第四，交易模式：线上线下合作的交易，创意集市与展会并行的交易，陶廊销售与艺术展览结合的交易；第五，消费模式：以往的消费主要是对物的占有式消费，但今天的消费，还包括了体验式的，知识性的非物的消费，景德镇的人文景观、制瓷历史、技艺学习与体验，使其形成了一套非常成熟的体验式消费模式，这一模式的呈现就是许多以往的生产地变成了艺术区，因为只有艺术区才能提供这些体验，也只有艺术区才能更好地提供工匠与艺术家互动的完整链条；第六，开发资源的模式：从开发自然资源转向了开发人文资源，这是今天景德镇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和发展形势发生变化的最根本条件，如果没有景德镇所拥有的传统人文资源就不会有今天的景德镇模式的出现。我们看到，当下的景德镇的确形成了一个超越现代性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值得我们去关注和去思考。因为，在这一模式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是一个减少自然资源消耗的绿色发展模式，因为其改变了现代性浪费文明中的消费模式，使其产品更具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每件物的价格较高，但文化附加值更高，而且每件都是少量，甚至是孤品。因此，人们买回去以后会格外的珍惜，和工业文明使用完就扔的产品形成鲜明对比，有些产品接近于艺术品，所以人们不可能买很多，买了以后也大多是珍藏。不仅节约了原料也减少了垃圾；而且因为是体验式消费，使得城市清洁，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得到保护，城市的人文景观和艺术化的空间都得到了提升。因此，这是一条走向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之路。
但最后我要提出的是：现代性的最大特点就是未来性，其未来的后果是全球化，全球化所需要的条件是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这正是景德镇取得巨大变化的外在动力。可以说，景德镇的今天是建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基础之上的，没有这一基础景德镇就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景德镇，也就不会有“超越现代性的景德镇模式”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