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五　《史记·屈原列传》的问题

汤炳正

在《史记·屈原列传》里，不仅仅“《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话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而且这之前从“离骚者犹离忧也”以下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也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

关于屈原的生平事迹，汉人传留下来的先秦典籍中零零星星的资料还是有一点的，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主要的根据、主要的材料，还是司马迁的《史记·屈原列传》。可以说，《屈原列传》是我们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比较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史记·屈原列传》里，却存在种种矛盾现象，还有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也曾一条二款地列举了一些，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

对于这些矛盾，我们应该持什么态度呢？我们应该如何去解决呢？

今天主要想给同学们谈一谈我是怎样处理《屈原列传》中的问题。做学问首先要提出问题。提出问题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千百年来对某一个问题没有人提出质问，现在你把它提出来，并加以解决；第二种情况是千百年来大家都认为是个问题，但没有得到解决，或解决得不好，现在你提出新的解决的办法。这两种情况都很好。

关于提出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揭示矛盾。我感觉到，矛盾揭示得越充分，问题才可能解决得越彻底。这是做学问的原则。如果不能揭示矛盾，或揭示得不充分，那么结果如何呢？小者会使你的论文留下缺口，大者会使你的论文的论点不能成立。因此，我在研究《屈原列传》时就尽可能地将它存在的问题全部揭示出来。在揭示矛盾后，一定要抓住要害问题，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要求充分地揭示矛盾，但不要把零零散散的问题都抓住不放，而要抓住要害问题。因为如果要害问题解决了，其他的矛盾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提出前人的结论，可以客观介绍，也可以边介绍边分析，介绍完他的结论也暴露完他的弱点。我是用的后一种方法。

总之，做论文一定要勇于提出问题，善于抓住矛盾，这是一篇论文是否成功的前提。

概括起来，对于《屈原列传》所存在的种种矛盾，学术界有两种态度。第一种态度是正视这些矛盾现象和探索解决这些矛盾的途径，使《屈原列传》恢复其本来面貌，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屈原打下基础。例如姜亮夫同志的《屈原赋校注》，就力图解决这些矛盾。他的基本观点是：《屈原列传》写得很好，是“倜傥自恣之文，不能悉以文章规矩相绳”，但又说，“此盖古人文法未甚缜密之处”，“此固不容阿讳”。又如刘永济同志的《屈赋通笺·笺屈余义》中讲到，《屈原列传》中有些问题确实不好解释，但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即屈原写《离骚》，开始于楚怀王时期，而完成于顷襄王时期，写了几十年。因为《屈原列传》开始说楚怀王“怒而疏”屈原，于是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又在顷襄王时说屈原“系心怀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因此，刘永济同志说《离骚》从怀王时一直写到顷襄王时，写了几十年。两位同志都看出了《屈原列传》叙述上的矛盾，所以提出了他们的意见，力图解决这些矛盾。他们的出发点是承认《屈原列传》存在的问题，想通过分析、探索，把问题搞清楚。他们的结论是否正确，是可以讨论的；但他们的态度是正确的，是想分析探索，解决矛盾。这算是一派吧。

另外一派，对《屈原列传》中存在的矛盾，不是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以此为根据，来否定屈原这一历史人物的存在。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本无屈原这样一个人，是后人拼凑了《屈原列传》这样一篇东西，所以才矛盾百出，谁也讲不清楚。如我们四川的廖季平，他是很有名的今文学者，就是持这样的观点。他在《楚辞新解》中认为：《屈原列传》矛盾百出，根本没有屈原这样一个人；《离骚》、《九歌》均是秦始皇时候那些博士官所写的《仙真人诗》，“后人恶秦，因托之屈子”。后来胡适有《读楚辞》一篇文章，收在《胡适文存》里，我们学校图书馆里有，同学们不妨读一读。胡适把《屈原列传》中的这样矛盾、那样矛盾讲了一大套，结论是：古代并没有屈原这样一个人，屈原是个“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塑造出来的靶子，任何事情都附会在他的身上，像个箭靶一样。后来有位叫何天行的人，还专门写了一部《楚辞作于汉代考》的书，认为现在传世的屈赋都是汉人的作品，《离骚》是汉代的淮南王刘安作的。这些说法，可以说是形成了屈原研究中的一股逆流。解放前胡适的名声很大，不少学者受他的影响，同意他的观点。解放初也还有人否定屈原的存在，[1]60年代（指20世纪）以来外国也有一些人重复胡适、何天行的论调。

在上述两派中，我个人是属于第一派的，既要具体分析《屈原列传》中存在的矛盾，并解决这些矛盾，又努力地把屈原的生平事迹搞得比较清楚。

当然还有的同志“护短”，不正视《屈原列传》所存在的矛盾，好像指出了这些矛盾就是贬低了司马迁。这同样不是科学的态度。

前面说了，《史记·屈原列传》确实存在着不少的矛盾，那么，搞清楚这些矛盾，对弄清屈原的生平事迹，关系就是很大的了，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祖国古代有没有屈原这样一个人，有没有这样一位伟大的诗人，有没有《离骚》等伟大诗篇，[2]也关系到我们对祖国灿烂的文化传统继承和发扬的问题。这决不是一桩小事。

关于《屈原列传》中存在的问题，我总的看法是：现在的《史记·屈原列传》中有一段话是“《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大段，汉代班固就说过，这是淮南王刘安《离骚传》里的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也说这段话是刘安《离骚传》里的。他们两人都没有说这段话是司马迁《屈原列传》里的话。换一句话说，汉代、六朝的人，都公认这一段话是刘安的话。他们可能都看到了刘安的这个《离骚传》，所以直接引用刘安的《离骚传》，而不是引用《史记》。

过去学术界也承认《屈原列传》中的这段话是刘安的话。但是他们一直没有提出：第一，《屈原列传》中除了这一段话是刘安的话，还有没有刘安的话呢？这一段话从哪儿开始？到哪里结束？第二，刘安的话，是司马迁自己采入《屈原列传》里去的呢，还是后人将刘安的《离骚传》一刀两断，窜进《屈原列传》里去的呢？这两个问题从来没有人提出，更没有解决。

我通过研究，用大量材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史记·屈原列传》里，不仅仅“《国风》好色而不淫”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大段话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而且这之前从“离骚者犹离忧也”以下一直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也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这一大段话，后人引用都是从“《国风》好色而不淫”引起，其实刘安的《离骚传》，不但对《离骚》有总的评论，也做了一些字句上的诠释工作。这儿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就是解《离骚》之题。下面就开始对屈原作《离骚》的用意，《离骚》的价值等等进行了详细的评论。文意是极为通畅的。

而且，除了这一大段话外，《屈原列传》后面的“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大段话，也是刘安《离骚传》中的话。但前人对这一段话没有能明确提出这是刘安的话。我通过多方考察，证明了这一段话也是刘安的话。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证明了《屈原列传》中上述的这两段刘安《离骚传》里的话，不是司马迁本人采入《史记》的，而是后人窜入的。

我们读《史记》、《汉书》就晓得，尽管司马迁比刘安晚三十余年，但是，司马迁却没有看到刘安的《离骚传》。当时，汉武帝叫刘安写《离骚传》，刘安完成后呈给汉武帝看，武帝一读，非常高兴，“爱而秘之”，就是说非常喜爱这个《离骚传》，并把它藏在自己身边欣赏，没有公开。因此，司马迁没有机会读到这个东西，也就无从采入《史记》之中。我通过很多的材料证明了这一论点。[3]那么，《屈原列传》中的刘安的《离骚传》中的话，就不是司马迁自己所引用的，而是后人窜进去的了。《史记》中后人窜入的东西还很多，同学们今后读《史记》就会晓得这回事情。[4]

本来，司马迁写《屈原列传》，把屈原的生平事迹顺顺当当地写得非常清楚。但是后人读《史记》时，为了说明《离骚》的意义，就把刘安的《离骚传》窜进去了。但是窜得很不高明。第一段窜在司马迁《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后，进一步解释《离骚》的意义，问题还不算很大。但是第二段窜在顷襄王立之后，问题就严重了。一篇《屈原列传》，叙述得清清楚楚，但第二段窜入之后，把一篇《屈传》搞得矛盾百出，造成了千古疑案。甚者像胡适等人，竟借此否定屈原其人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如果把刘安《离骚传》中的这两段话从《史记·屈原列传》中剔除出去，则原本《屈原列传》的本来面目就清楚了。第一，《屈原列传》在叙述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后，紧接着就叙述秦国派张仪到楚国去离间齐楚关系的事，这在叙事上是相连贯的，因为屈原是力主联齐抗秦的，现在屈原被怀王疏远，张仪的离间计可以施行了。第二，把“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一段剔除之后，《屈原列传》在叙述怀王客死于秦，长子顷襄王立，“屈平既嫉之”之后，紧接着就是叙述顷襄王听信谗言、放逐屈原的事情。这在叙事上也是很连贯的。刘向《新序·节士》里叙述屈原的事迹，与还原后的《屈原列传》相吻合，也说明了原本《屈原列传》在叙述上本来是很连贯的、很紧密的。由于两段议论文字插入才把《屈原列传》弄得首尾失据，叙述矛盾。而我们现在把窜入的这两段。特别是第二段抽出来以后，就解决了五个方面的问题，这基本上就是胡适等人提出的那些问题。这五个问题是：

第一，关于屈原写《离骚》的年代问题。由于后人将刘安《离骚传》的第二段窜到顷襄王立之后，所以人们议论纷纷，对《离骚》是怀王时写的，还是顷襄王时写的，聚讼纷纭，有的同志进而调合其说，认为《离骚》是从怀王时动的笔，到顷襄王时才写完。现在，我们将窜入的两段话抽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汉代司马迁所记，《离骚》是屈原在楚怀王时写的。同时，我们拿《离骚》本身来作证，也可以证明《离骚》是屈原在壮年时写的。而游国恩同志引《离骚》“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来证明《离骚》是屈原晚年写的。但是，这三处恰恰强调了“将”，则“零落”、“迟暮”、“老”，显然指的是将来，而不是说的现在；又强调了“恐”，也是说害怕老之将至，而不是说老之已至。岳飞《满江红》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也是这个意思。一个想要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人，在青壮年时就常常告诫自己，这种心情是一致的。另一方面，游国恩同志没有提出《离骚》中这样的句子“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因为这些句子恰恰可以证明，《离骚》是壮年之作。谈到“未落”，谈到“未晏”，谈到“方壮”，都说“及”，“及”就是“趁着”的意思。讲“老”就说“将”，讲“壮”就说“及”。这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离骚》是屈原壮年时写的。而《九章·涉江》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这才是屈原晚年的作品，口气与《离骚》是完全不同的。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的论述，《离骚》是屈原壮年时所作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了。

从论证方法上看，我们写论文时，要注意既要有旁证，更要注意内证。在屈原写《离骚》年代这个问题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的说法，是很重要的旁证。因为汉代人的记载，是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文字资料。而《离骚》本身又提供了最有力的内证。内证与旁证（外证）结合起来，《离骚》的写作年代就可以定下来了。其次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研究问题时，对于关键性的资料一定要咬文嚼字，不要浮光掠影。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下去，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第二，关于屈原在怀王时是被疏还是被放的问题。在汉代就有两种说法，司马迁、班固认为在怀王时屈原只是被疏远；而刘安、刘向则认为在怀王时屈原已被放逐。这两种说法显然是由于两种不同的传说。司马迁的原文是先叙“王怒而疏屈平”，接着就说屈原作《离骚》的事；而后人窜入《屈原列传》里的刘安的《离骚传》则说屈原被“放流”。因此，我们现在读到的《屈原列传》，既说屈原在怀王时被“疏”，又说屈原在怀王时被“放流”，形成了矛盾。而我们现在把窜入《屈原列传》中的刘安的话抽出来之后，这个矛盾就不存在了。(https://www.daowen.com)

这一个问题，启发了我们做科研时应注意这么两点：其一，我们写论文解决矛盾时，要从实质上去解决，不要只从形式上去解决。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今本《屈原列传》中，屈原在怀王时是被“疏”还是被“放流”的问题，已经被搞乱了。后人也看到了这一矛盾现象，所以也提出了一些解决的办法。如顾炎武氏在《日知录》中认为这是司马迁“信笔书之，失其次序”，主张把“虽放流”一段移到“顷襄王怒而迁之”之下。清代另一位有名的学者梁玉绳在《史记志疑》中也同意顾氏的说法。我认为，顾、梁二位的解决办法只是从形式上解决，而不是从实质上解决。因为他们这一调整，只不过是从字面上统一起来了，而不知“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等等话是说的楚怀王，而“怒而迁之”是说的顷襄王。顾氏和梁氏的调整，仍然没有解决其矛盾现象。其二，我们写论文时，对于同一个人的不同的说法也应该抓住不放，认真辨析，不能回避矛盾，而应该解决这些矛盾。比如司马迁既说屈原在怀王时被疏而赋《离骚》，又说他被放逐乃赋《离骚》，这就是矛盾。我们对此应抓住不放，知难而进。这才是科学的态度。

第三，关于令尹子兰所怒为何事的问题。“令尹子兰闻之大怒”，这儿所说的“之”是指代什么呢？子兰究竟生的啥子气呢？这也是后代说不清楚的问题。因为在这句话之前，今本《屈原列传》中既说到屈原“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又说到“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所以子兰为啥子而生气，就扯不清楚了。现在我们将窜入《屈原列传》里的刘安《离骚传》的第二段，即“虽放流”到“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一段抽出来，再看司马迁原本《屈原列传》，问题就豁然明朗了。原来，子兰曾竭力劝怀王入秦，而屈原则坚决反对怀王入秦。后来怀王听信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结果是被秦国扣留，后来客死于秦。到怀王长子顷襄王立之后，子兰又当上了令尹，而楚国上上下下都极其痛恨子兰，史称“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原本人对子兰也非常厌恶，所以史称“屈平既嫉之”。那么，所谓“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就是怒的屈原对他的指责，怒的楚国上下对他的责难。所以他纠集曾经在怀王面前谗毁过屈原的上官大夫，又在顷襄王面前去讲屈原的坏话，结果“顷襄王怒而迁之”，即把屈原流放了。这样，那段事实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通过这一个问题的讨论，我有这样一点体会，对于问题的解决，既要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又要考虑事物发展的因果关系。比如后人窜入的这一段，不外乎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说屈原不忘存君兴国之志，所以一篇《离骚》再三表白自己的这一番苦心孤志。二是说楚怀王不听屈原的话，最后身败名裂，客死于秦。那么，依今本《屈传》，这一番评论性的文字就是令尹子兰之所闻吗？这是讲不通的，因为这之间没有什么逻辑联系。按照今本《屈传》，无法解释子兰之所闻是什么，子兰为什么发怒。而我们如果把这一段后人窜入今本《屈传》的话剔除，司马迁的叙事就是很清楚的，逻辑性也是很强的。

第四，今本《屈原列传》一会儿称“屈平”，一会儿称“屈原”，称谓混乱，这也是后人疑惑不解的一个问题。胡适就把这一点作为一个理由，来否定屈原其人的存在。我认为今本《屈原列传》在称谓上有这样四种情况：一是被后人窜入的两大段，都是称“屈平”；二是夹在这两大段之间的本传原文，也都是称“屈平”；三是被窜入的前一大段之前的本传原文，即“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之前，或者称“屈平”，或者称“屈原”；四是被窜入的后一段之后的本传原文，即“令尹子兰闻之大怒”以后，则全称“屈原”。综合分析这些情况，可以看出，刘安《离骚传》是通称“屈平”的，而司马迁《屈原列传》原本则是通称“屈原”的。后人把刘安的《离骚传》窜入《屈传》，才出现了同一列传中称谓矛盾的现象。而后之读者，为了统一这个矛盾，就有人把夹在《离骚传》的两大段之间的本传原文，一律改成“屈平”；但在前一大段之前的本传原文，则只改了比较接近窜文的一部分；而在后一大段之后的本传原文，则又完全没有改写。这种改写，盖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故古本《屈原列传》改动者较少，而今本《屈原列传》改动者较多。讲义中有一番分析，同学们可以读一读。

关于这一部分的论证，我有一个体会，即我们分析研究问题时不要简单化，而是要充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屈原列传》在称谓上的混乱，我们还可以从后人对《屈原列传》的引用来找到旁证。唐人李善注《文选·报任少卿书》引用了《屈原列传》的“屈原者名平”到“而作《离骚》”这一大段，与今本《屈原列传》比较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李善所注，只有在接近窜入部分的“平伐其功”、“平病王听之不聪也”两句中的“原”改为“平”，其余皆仍称“原”。而今本《屈传》，唐本尚未改的句子也统统改为“屈平”。这说明当后人将刘安《离骚传》窜入《史记》之后，又有人为了统一其称谓，是在逐步改动的。这也可以证明原本《屈传》一定是只称“屈原”。只是后人窜入《离骚传》之后，才出现称谓混乱的现象。

第五，关于今本《屈原列传》存在着论点上的矛盾问题。依今本《屈原列传》看，称道屈原“死而不容自疏”，就是说，肯定了屈原宁死也不肯跑到别的国家去。这种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被称赞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种评价是很高的。但是司马迁在《屈原列传》的赞语中，却“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认为像屈原这样的才能，如果到别的国家去，哪个国家不任用他呢？为什么非要自寻死路呢？可以看出，后一种论点与前一种论点是针锋相对的。这就是今本《屈原列传》在论点上存在的矛盾。这两种观点如果同时都是司马迁的，那是不可思议的。然而我在前面讲了，“死而不容自疏”、“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一段话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并不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里的话，也不是司马迁作为自己的观点采入《屈原列传》里去的。这个问题我把它明确地提出来了。过去的人讲不通，就千方百计地迂曲解释。而我把这两段话抽出来后，这些矛盾就解决了。

我们揭示了司马迁和刘安在评价屈原问题上两人论点不同这一现象，更充分地证明了今本《屈原列传》中那两段文字是后人所窜入的。因为如果是司马迁自己所采入，为什么同一个人的论点前后不一致呢？浅人但求窜入《离骚传》，而不顾二人在论点上的矛盾。这也是汉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件不可小视的事情。

以上这一问题的揭示，使我想到，我们做学问，应注意这样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立论要言必有据，切忌孤证。比如《屈原列传》的赞语，前人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如清代的何焯、现代的刘永济，都认为“赞语”或者是客观叙述贾生的论点，或者是故为跌宕之词，也不代表司马迁自己的论点。我用了一系列材料证明了这恰恰就是司马迁的观点。他们二人也许发觉了“赞语”与本传论点上有矛盾，但是他们没有深入研究为什么有这种矛盾，所以用想象推测之辞，说“赞语”不代表司马迁的论点。我抓住这个矛盾现象，顺藤摸瓜，不但论证了司马迁评价屈原的论点，也为我所提出的后人把刘安《离骚传》窜入《屈原列传》的观点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可靠证据。二是我们搞科研时应注意从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我过去提出过我搞科研用的是蠢办法，下功夫去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既不搞总论，也不搞概论。但是我从小处着手，是并没有忘记解决大问题的。比如我研究《屈原列传》，一共只不过是证明后人窜入了两段文字，这在屈原研究中并不是个大问题嘛。然而千百年来，人们没有注意这个问题。而我解决了这两段文字的问题之后，也就连带着解决了屈原研究中的几个大问题。即关于屈原生平事迹及其创作；屈原的创作道路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汉代文学批评史上评价屈原的不同派别等等。

总之，我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抓住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又要站高一点，力求新的突破。

综上所述，我们做科研论文时应注意两点：一是论据与推理应该相结合。我认为无论你搞自然科学研究，还是搞社会科学研究，都要注意这两者的结合。论据是客观的，而推理是主观的，这个主客观应该相结合，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比如我前面讲了，“《国风》好色而不淫”那一段话，班固讲了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里也讲了是刘安《离骚传》里的话。但是“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一段，从来没有人说这也是刘安的话。只有我讲这是刘安的话。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呢？我的这个观点成不成立呢？我认为是成立的。因为一方面，我找论据，另一方面我推理。又比如，我从班固所讲的刘安《离骚传》有“五子”是伍子胥这一注释性的话，又从班固讲到有“《国风》好色而不淫”等评价性的话，推论出刘安《离骚传》有总序，也有注释。这一推理是与客观的论据相结合的。我考察了班固、王逸二人《离骚序》的体例，既讲了《离骚》的命名，又讲了《离骚》的内容，也讲了屈原为什么写《离骚》以及怀王不听屈原忠谏终于身败名裂客死于秦，从而推论出刘安的《离骚传》也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内容，他们三人的总序在体例上是一脉相承。这也是将客观论据与主观推理相结合的。这一结合，基本上还原了刘安《离骚传》的原貌，即“离骚者犹离忧也”一段是刘安《离骚传》的前半部分；“其存君兴国”等是《离骚传》的后半部分。这不仅还原了《离骚传》，更还原了《屈原列传》，从而使屈原的生平事迹清楚明白了。

在论据与推理的关系上，应该以客观论据为主，以主观推理为次。客观论据至少占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以上；而主观推理只占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少一点。

应该注意的第二点是：我们做科研一定要尊重前人的结论，但又不能重复前人的结论。这一点要再次强调一下。我们如果只是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结论，这在科研上是走了不该走的弯路；你如果是没有看到别人的文章而重复了人家的观点，这说明你见识不广；如果是明明知道别人的观点，还是写了文章，这就叫抄袭，这是科研的道德问题。

我的以上结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各种不同的反映，大致说来有这样四种：第一种反映是完全赞同我的结论。1962年我的论文在中华书局《文史》上发表之后，北京的高等院校，如北京大学的几位教师来信，完全赞同我的观点。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对《屈原列传》的问题，你的文章如同‘拨云雾而见青天’。”北师大有的老师写的屈原专著，将我的结论采入，并写成专节，[5]武汉大学有的老师讲文学史，把我的论文印成资料，发给同学。有的同志来信支持，使我们遂成朋友。第二种反映是完全反对。东北有一所大学印的一册书中有一篇文章，指责我“唐突古人”，说我对司马迁不恭敬。这篇文章中有些话是讲得很凶的。[6]第三种反映是，从根本上同意我的结论，但也有一些小的不同意见。如兰州高校一位老师同意我的观点，但又提出：屈原写《离骚》不一定是在刚刚被楚怀王疏远之时，因为《屈原列传》对这个问题讲得也并不具体。这对我的意见是有所修正的。[7]第四种反映是我所没有料到的，就是歪曲我的论点。日本学术界最近一两年来发表了几篇研究屈原与楚辞的文章，重复廖季平、胡适的观点，否定屈原的存在。他们利用《屈原列传》存在的矛盾，来否定屈原。其中有一篇文章提到了我的论点，说：“1962年，最近的学者汤炳正比较了《屈原列传》的正文和有关汉代的各种文献，指出《屈原列传》的大部分内容是后人增改的。”并以此作为否定屈原的证据。[8]我真不明白，我的文章是力图搞清楚《屈原列传》存在的问题，而日本学术界却有人歪曲我的论点。我想，他们是没有读懂我的文章呢，还是各取所需。外国有的学者，他们治学的风气，我不是看不起，而是看不惯。他们研究中国文化，讲来讲去，中间总是隔着一层纸一样，甚至是隔着一层山。日本国收藏着中国唐宋不少宝贵的资料，对我们整理古籍是很有帮助的。楚辞研究的成果，也是突出的。但是日本有的学者做学问的方法，我却不敢领教。至于歪曲我的结论来壮大自己的声势，更是不可取的。

以上我简单地介绍了我的论点所引起的各种反映。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应该晓得学术界的动态。这个动态，不仅是从古到今的动态，有时也涉及国际上的动态。

以上是这一讲的第一个问题，即需要把《屈原列传》存在的问题搞清楚。只有弄清楚了这些问题，屈原生平事迹的一些大事才可能大白于天下，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屈原打下基础。

汤序波附注：我这里存有两篇先祖父景麟公关于《史记·屈原列传》的讲稿（一篇五千四百字，一篇九千多字），它们既自成体系又精彩纷呈。我勉为其难糅合成前面这个样子，如果有文理扞格之处，责任当然尽在浅学。说来也巧，正当我整理此稿时，竟看到董运庭教授的《关于屈原生平事迹的总体廓清——再读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一文（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他说：四十多年过去了，汤炳正先生的研究结论，“仍是最有见地和最有说服力的结论”。又说：汤先生论文，“从总体理清了前人所列出的疑点，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已经并且正在得到越来越普遍的认同，他在楚辞学研究史上是功不可没的”。另，黄灵庚先生在《〈楚辞〉文献学百年巡视》中则认为，先祖父景麟公此文“论证缜密，颇得传史迁心事，且于考证屈原本事之功亦巨矣”。

汤炳正（1910—1998），山东荣成人。语言学家、楚辞学专家，章太炎曾称其“为承继绝学惟一有望之人”。曾任四川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楚辞研究》主编等职位。他治学严谨，能于小中见大，于现象中求规律，对屈赋中许多难解之谜做出很有革新意义的结论，深受中外学术界所重视。著有《语言之起源》、《屈赋新探》、《楚辞类稿》、《渊研楼屈学存稿》、《楚辞今注》（合著）等。本文原载《楚辞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