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惜往日》——“惜往日”与“惜雍君”的悖反
《惜往日》以本篇开头三字名篇，虽继承《诗经》的命名方式，但是纵观全篇，“惜往日”又非常恰切地表达了诗人临绝之时对以往政治道路的一种反思心态。这种反思首先交织着对美好政治生活的追忆以及痛惜理想毁于一旦的复杂之情。诗也正是从自己政治道路上最为得意的一段政治经历的追叙写起：“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史记·屈原列传》云屈原曾为怀王左徒，造为宪令，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出则应对诸侯，甚得怀王信任。《惜往日》开篇所追忆的大致就是屈原为怀王左徒这一段政治生涯。就史料记载而言，屈原这一段辉煌的政治经历，历时并不很长，大概在怀王十五年（前314年）至怀王十六年（前313年）之间。之后，屈原就经历了疏而复用、用而复放、放而再逐的不幸的政治命运。虽屡遭打击，至写《惜往日》时可以说是已有一种临绝的心态，但当诗人追忆时，念念不忘的还是这段往事，故此“惜往日”之“惜”，便带有美好理想毁于一旦的痛惜之情：“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这里兼怀、襄二世而言。蒋骥云：“言君始已信谗而见怒，而谗人又虚饰其罪状，以惑误君听而欺之，故至远迁，既迁而谗言之溷浊日甚，故君益信之而督过无已也。此兼怀、襄之世言。”[4]走向生命尽头的诗人，其对过去政治经历的反思，既有对自己曾受怀王信任而如今失去的痛惜，更有对造成这种政治命运逆转根源的清醒认识。怀王含怒待臣，不澄清事实真相；顷襄也不据事实，远迁忠臣。其父子何相似乃尔！君王的昏愦直接导致的是诗人“使贞臣为无由”的政治处境：
何贞臣之无辜兮，被离谤而见尤。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备之。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
生当怀、襄之世，即便自己一心想做“贞臣”，也无缘无路了，所谓“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薮幽”、“独鄣壅而蔽隐兮，使贞臣为无由”。将这种愿做“贞臣”而不得的愤激与对昏君佞臣的揭露联系来看，这种愤激与对往日的痛惜，更含有一种把一生的理想错置昏君之手的悔恨之情。当然对楚国君昏臣佞、黑白颠倒现实的揭露始终是屈赋中表现的重要主题之一，但是在诗人见疏、被放汉北之时，诗人在揭露的同时还有“冀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的愿望，而临绝之时的诗人，连以前愿望的幻想也消失殆尽：“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诗人有沉流江湘的念头，自己死不足惜，只是痛惜地感到自己一死也不能使昏君觉悟。生死为人生之大者，诗人将沉流江湘与壅君不昭联系起来，一方面表示了诗人对“壅君”的极度的失望，另一方面也向我们展示了诗人最终沉流江湘必不是后人所理解的“谏君”之举，而是以沉流江湘这一极端的方式，来寻求理想的一种实现。这种结局是由屈骚精神的基点所决定的。
屈子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更多地来自于对历史人物的观照。诗人在“惜往日”与“惜壅君”悖反之间所产生的“使贞臣为无由”的悲愤也是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加以抒发的。诗人痛惜将自己的理想置于壅君之手，却把他对君臣相知相遇的追慕投向了历史：“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为之禁兮，报大德之优游。思久故之亲身兮，因缟素而哭之。”百里奚、伊尹、吕望、宁戚四人或为虏、或为厨、或为屠、或饭牛，身处微贱，因有秦穆公、成汤、文王、武丁的知遇，得以垂成功业，名流后世。《离骚》中也有这种对历史上君臣相遇的追慕，但与《离骚》稍有不同的是，本篇却是在“使贞臣为无由”的心境下对历史的一种追慕，因而“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的感叹，其实就包含了贞臣之得以成为贞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即得遇明君。而人君不明信谗，人臣也只有如子胥被谗赐死的结局。因而，子胥之于吴王夫差，就可以说是一个反证说明了这一道理。而子胥之死，尚能使吴王夫差亡国之际有悔意，而自己的沉流江湘，却是“惜壅君之不昭”。与百里奚等四子及子胥不同的是，介子推却是在死后得到晋文公的封赏，忠贞之名得以确立的。如果说百里奚等四人的遭遇明主意在说明诗人生而不得用为贞臣，那么介子推之于晋文公则表明了诗人感受到了自己死亦无益于国于君的深深失望与痛惜。故林云铭言：“贞臣，生不能用，至死后方察，亦无及矣。已上分别人君之能察不能察，贞臣之得用不得用，申明上文‘使贞臣而无由’句。”[5]而蒋骥云：“欲生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略子推之死，而详文君之悟，不胜死后余望焉”[6]。未得屈子诗心。应该说，屈子这里之所以“略子推之死，而详文君之悟”者，并不是以死悟君，寄希望于一死，而是在生命的极限中看清了怀、襄昏庸的极致，在历史上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所表达的是对楚君王的绝望之情，而无蒋氏所说以死悟君之意。
正是因从历史人物的观照中看到自己生前死后的无望，故诗人的笔触再次从遥远的历史拉回现实，对昏君佞臣再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https://www.daowen.com)
或忠信而死节兮，或訑谩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实兮，听谗人之虚辞。芳与泽其杂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谅聪不明而蔽壅兮，使谗谀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贤兮，谓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虽有西施之美容兮，谗妒入以自代。愿陈情以白行兮，得罪过之不意。情冤见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错置。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泛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
这里所言除了采用芳草美人自喻，在语言的表达上与开篇所言有所不同外，对楚国昏君佞臣的揭露与批判与开篇则是一致的。但是对历史做了观照之后对楚国黑暗现实的再次审视与批判，则无疑又把楚国置入了历史的长河中，从而增加了批判的力度与诗人政治悲剧命运的深度。林云铭言：“以明法度起头，以背法度结尾，中间以‘无度’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度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度明，贞臣疏则法度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7]可见诗人对“使贞臣为无由”的自我政治命运的悲叹总是和国家的兴衰联系起来，自我与社会总是密不可分的。这样我们来理解本篇的最后四句也就不会发生为一己之忧与为国之忧的争论了：“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对“祸殃之有再”的理解，一般均认为是“溘死流亡”的原因，如王夫之云：“再者，怀王辱死于秦，顷襄将为之继也。小人之情，君子之冤，明白易见，不能觉察，背安全之法度，乃欲希觊功名，此怀王已覆之舟车，祸将再发，己不忍见，故决意沉湘。”[8]其实，这最后四句相对成文都是表达自己死后的一种担心与痛惜。“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与上文“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相应，其所表达的含义也相同；“宁溘死而流亡兮”与“不毕辞而赴渊兮”意同。那么，我们对“恐祸殃之有再”理解，也完全可以理解为对楚国命运的深沉忧虑。我们似不应只把它理解为“溘死流亡”的原因，而应理解为死后对楚国命运的忧患。诗人临近生命极限之时的一“恐”一“惜”的心理表白，可以看出与诗人血脉相连的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国，而非怀、襄之壅君。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中言：“自阎百诗后，辨伪古文者无虑数十百家，姚姬传氏独以神气辨之曰不类。柳子厚辨《鹖冠子》之伪亦曰不类。余读屈原《九章·惜往日》亦疑其赝作，何以辨之，曰不类。”[9]如果单把屈子视为忠君之人，而此篇目君王为“壅君”的无望，固可以说此篇“不类”屈作，但是我们若从屈骚精神的基点来看，屈骚精神中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决定了诗人的忠君与爱国，甚而至于“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但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的理想错置庸君之手之后，其斥君为“壅君”也就是必然的了。因而，与其说屈子忠君，毋宁说屈子忠于自我的理想；与其说屈子赴渊是为了悟君，毋宁说是屈子从死的角度再次感受到了自己政治理想毁灭于壅君之手的悲慨。故诗人有赴渊沉流的想法之际，其所担心的不是君王而是岌岌可危的楚国命运。
诗以“惜往日”起，以“惜壅君”终，希望与失望的交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使得诗人临绝之际对“壅君”产生了怨愤与绝望之情。这种情感基调我们可以用《悲回风》中“吾怨往惜之所冀兮”一句来概括，往惜之冀与当下之怨，一冀一怨之间正体现了对君王的怨愤与绝望的情感取向。屈骚精神基点——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决定了诗人必须将其理想付诸实践，只有在现实与实践中其理想才有其价值与意义，这是诗人往昔系心君王的主要原因所在。而君王的壅蔽堵塞了诗人将理想付诸实践的通路，“使贞臣为无由”，因而，其对君王的绝望，就其精神基点来说，则意味着诗人对社会固持这一基点在现实中已失去了支撑的作用。
诗人可以退回到自己理想的精神王国中，与重华遨游，从而继续高扬自我的精神，但屈骚精神基点所由形成的实践品性，必将决定这种遨游的短暂性，也预示了诗人失去了社会实践的可能，必将走向死亡而别无选择。也就是说，屈子最终沉流江湘，这一悲剧的结局是由其精神基点所决定的。所以，我们说《惜往日》所表现的情感基调，是屈骚精神基点发生倾斜之时，诗人面临死亡抉择时，对现实社会与君王的一种反思与批判，而其另一基点则是对自我理想的恪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