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从原始舜乐到“吾与重华游”
首先，需要花费一番功夫，重新考证一下“离骚”的题意。
这是读《离骚》首先要遇到的一个难题。因为“离骚”一词在古代是一个孤例，无法得到其他古典文献的印证，所以众说纷杂，莫衷一是。据笔者粗略统计，自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提出“离骚者，犹离忧也”以来，恐怕至今已达近百家的不同训释，颇为通行的训释也有三四家，即西汉班固的“遭忧”说、东汉王逸的“别愁”说、[9]近人游国恩先生的“牢骚”说[10]和“古乐曲名”说[11]等，常使读《骚》者感到无所适从。
“离骚”固然是个具有“多义性”的词语，但它的原意只能是一个。
如果将屈、宋诸赋的题目稍加分析一下，便会发现其诗作的题名，自有体例在。约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三端：一是以远古的帝乐为题名，如《九歌》、《九辩》二篇，取夏启的天乐“九歌”、“九辩”为名。二是以篇内首句的数字为题名，如《九章》中的《惜颂》、《思美人》、《惜往日》、《悲回风》等。三是以概括全篇内容的词语为题名，如《天问》、《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招魂》等。看来，《离骚》的题意只有第一、第三例的可能性。那么，只要把准《离骚》这首诗的基本内容，“离骚”二字的旨意也就思之过半了。
从结构上看，《离骚》分上、下二篇，夹在上、下篇中间的“陈词重华”一节，起到关键性的转折作用，是向“彼岸世界”远征的“关捩”。上半篇基本上是写实的，开头数节，叙述了自己出生世系、平生抱负及无端被弃的不幸遭遇，而后满腹悲愤，控诉时世之溷浊、党人之贪婪、灵修之浩荡，且一再披露心迹：“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直至做出了“愿依彭咸之遗则”的死亡选择。这是由生转入死，展开了生与死的第一次较量。
紧接着写他“回朕车以复路”、“将往观乎四荒”的行装准备，说要“复修吾初服”了。衣芰荷，裳芙蓉，高冠长佩，芳香菲菲，这纷红骇绿的“初服”固然含有兴喻高洁之性、忠直之行的意思，但并不是一种简单的比喻，更非屈原现实生活中实有的妆扮，而是有其深邃的民俗意义。如《涉江》开头一节，类此“初服”只在“吾与重华游”的场合中才出现，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实在是一种用以沟通人神、含有宗教性质的“吉宜”之服。这似乎是在做死亡远游的前奏节目。“初服”既成，可以起程远游，寻觅其生命的本初。按理说，《离骚》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止，屈原关于生死命运的去向已经确定，全文也可以结束了。忽然插入女媭詈骂一节。女媭看到屈原有死亡之患，出于天伦之情，大意是责备屈原毋取“婞直以亡身”，宁取容时世以苟活。这不过是借着女媭的口实，由死转入生，展开了生与死的第二次较量。
屈原郑重其事，“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来到九嶷的“舜祠”，向大舜陈诉，以求得“节中”是非，决断自己生命的去向。屈原“瞻前顾后”，考察了历代君臣际遇的故事以后，终于明白了“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的道理。尽管他据义行善，直道而行，却不能立身君朝而见斥荒陬，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与惨遭菹醢的前贤比干、梅伯等一样，不幸地遇上了昏君。在是非颠倒的时世中，行正直、守清白与苟且活命不可两存，要么苟生而弃其正直、清白之行，要么为正直、清白的人格而死。屈原最终选择了后者，即接受了“耿吾既得此中正”这样的结局。“得此中正”意味是什么？案《易·姤四十四》：“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象传》：“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高亨先生读“不”为“否”，是“闭塞不通”之意，说“‘含章’者，有正中之德也。文章以正中之德为质，人有正中之德而后成文章之美。‘有陨自天’者，事昏暴之君，正中之志闭塞不得行，故舍弃生命而陨亡也。”[12]《象传》及高注对此卦爻辞的阐释，可以作为“耿吾既得此中正”句意的绝妙的注脚。“哀朕时之不当”而“得此中正”，屈原唯有等待“舍弃生命而陨亡”的结局了。屈原最终选择死亡，重华的感召是起关键作用的，于是“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满怀悲愤地将离开人世而往观四荒，开下半篇叩阍求帝、三次求女和西行求女的死亡远游，直至篇末“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至此由生又转入死，展开了生与死的第三次较量。
《离骚》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始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末，实在是深刻地表现了一个倔犟的生命由出生、成长、呼号、抗争、彷徨、绝望，直至毅然选择死亡的曲折悲壮的历程，表现了屈原关于生存与死亡的反复较量的内心斗争，是一首震撼人心的生与死的命运交响曲。由此看来，“遭忧”、“别愁”或“发泄牢骚”等，在《离骚》中仅其一端耳，皆不足涵盖全篇内容，体现不了贯穿其中的生死较量的主旋律。根据屈赋题名的体例，“离骚”后两种题名的可能性，似乎可以排除。
“离骚”作为古乐曲名的说法，倒是一种很值得深究的新鲜解释。游氏说“第考本书《大招》云：‘伏戏《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言伏戏氏作瑟，造《驾辩》之曲，楚人因之作《劳商》之歌。或曰劳，绞也，以楚声绞商音为之清激也。’按：‘劳商’与离骚本双声字，古音宵、阳、幽并以旁纽通转，疑‘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盖楚辞篇名，多以古乐歌为之，如《九歌》、《九辩》之类”[13]。可是，说“‘劳商’即‘离骚’之转音，一事而异名耳”，到底有多少根据？仅有音理的推究是不很可靠的。王逸或说解“劳”为“绞”，说是“以楚声绞商音”，“商”是五音宫商的商。“劳商”不是双声连语，自是确解。或许今人田彬氏从游说得到启发，说苗语里的“离”是“叙述、陈诉”的意思，“骚”是“诗歌”的称呼。用苗家的话说，离骚，就是“言志述怀的歌诗”。[14]可是屈原分明是楚人，而不是苗族的后裔，其诗是否有采用苗语的可能，终是臆断。后来，萧兵先生一方面沿袭田氏以“歌诗”释“骚”的训释，另一面他对“离”字重作诠释，认为“离”不是“述理长陈”的意思，是《山海经》的“离朱”，是太阳神鸟；说“楚人的一支‘远祖’确实崇拜神鸟，甚至以鸟为图腾”，“《离骚》的最古义便可能是‘太阳神鸟的悲歌’”。[15]萧氏的诠释确有可商之处，但他到底从“忠君爱国”的传统研究模式中挣脱出来，把目光投向远古时代的民俗和神话，为《离骚》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这恐怕不是拘守旧学训诂家法者所可企及的。(https://www.daowen.com)
“离朱”是哪个民族的图腾神鸟？“离骚”是哪家太阳神鸟的悲歌？与《离骚》表现的选择生死的主题到底有着怎样的联系？看来，在萧氏的阐述里，这些问题还是比较模糊的，需要进一步追究下去。
《山海经·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爰有文贝、离俞……。”郭璞注：“离俞，即离朱。”又注《海外北经》说：“离朱，今图作赤乌。”袁珂先生说，离朱“即日中踆乌（三足乌）”。[16]其说皆是。离即离朱、三足乌。在《山海经》的神话里，乌不在“日中”，而是驮载太阳运行的神鸟。《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屈原《天问》：“羿焉弹日，乌焉解羽？”后羿射日，恐怕也是以载日的乌为矢的，神乌一旦被射中而解羽，太阳自然陨落了。日中有乌的神话，盖始于汉初，如马王堆汉墓帛画，乌即在日中。《淮南子·精神训》“日中有踆乌”，高诱注：“踆，犹蹲也，谓三足乌。踆音逡。”而日中的三足乌取名“踆乌”，这又是根据《山海经》帝俊的神话而演变来的。踆，即帝俊。即是说，踆乌或离、离朱，本是同一太阳神鸟的不同称呼，是帝俊的精灵，帝俊是太阳神。帝俊、帝舜是一个人。《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虚，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国。帝俊生中容。”郭璞注：“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其说极是。“离俞”（离朱）神鸟降落到了帝舜所葬之“苍梧之野”，表明“离朱”是日神帝舜的精灵，是有虞氏的图腾鸟。骚，在古代文献里，没有一条可以训释为诗歌的书证。田、萧二氏之说似未可信。骚，宜读如箫。箫的异体字作箭，《书·益稷》“箫韶九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见舞韶箭者。”《正义》引此句云：“此云韶箾即彼箫韶也。”《困学纪闻》曰：“箫韶，古文作箭韶。”箾通作削，或作梢。《庄子·让王》“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释文》：“削，亦作梢。”削然、梢然，实则骚然。《史记·乐书》“马名蒲梢”，《索隐》：“梢，又本作骚。”故知骚、箫通用。又，《汉书·张汤传》“北边萧然”，颜师古注：“萧然，犹骚然也。”刘向《九叹·思古》“风骚屑之摇木兮”，王逸注：“骚屑，风声貌。”骚屑，训诂字作飋，省作萧瑟。《文选》卷十五《思玄赋》“拂穹岫之骚骚兮”，李善注：“骚骚，风劲貌。”通作萧萧，《史记·刺客列传》“风萧萧兮易水寒”是也。皆其相通之例。而萧、箫二字古书亦通用。唐写本《玉篇·音部》“韶”字引《尚书》“箫韶九成”，箫字作萧。《庄子·列御寇》“河上有家贫恃纬箫而食者”，《太平御览》卷七〇、卷四八五、卷八〇三引并作萧。《九歌·东君》“箫钟兮瑶虡”，《考异》：“箫一作萧。”《广雅·释诂》：“萧，邪也。”《礼记·曲礼》“凡遗人弓者，右手执箫”，郑注：“箫，邪也。”萧、箫同训邪，知二字通用不分。故骚、箫二字当亦通用。箫，是帝舜之乐。《史记·夏本纪》“《箫》、《韶》九成”，《集解》引孔《传》：“《箫》、《韶》，舜乐名。备乐九奏而致凤皇也。”刘向《九叹·忧苦》“恶虞氏之《箫》、《韶》兮，好遗风之《激楚》”，王逸注：“言世人愚惑，恶虞舜《箫》、《韶》之乐，反好俗人淫佚《激楚》之好音也。”《汉书·礼乐志第二》“行乐交逆，《箫》、《勺》群慝”，颜师古注引晋灼说：“《箫》，舜乐也。”又，《说文·竹部》：“箫，参差乐管，象凤之翼。”《九歌·湘君》“吹参差兮谁思”，王逸注：“参差，洞箫也。”训诂字作篸□。洪兴祖《楚辞补注》引应劭《风俗通》：“舜作箫，其形参差，象凤翼。”这种乐器显然与有虞氏先民的图腾崇拜有关系。“在时常举行的庆典里，同一图腾的人跳着正式的舞蹈，模仿且表现着象征自己的图腾动物的动作和特征。”[17]有虞氏先民在祀典帝舜时，吹起了形如离朱翅翼的乐器，其声啾啾然如鸟，其舞也是“凤皇来仪”、“止巢乘匹”，无不具有鸟的特征，来表示对先祖帝舜的敬意，歌颂帝舜的圣德。所以，“离骚”即“离箫”，其题名与“九歌”、“九辩”同属一类。九，即丩，古虬字，龙的别名。虬龙，或称句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共工是鲧，“句龙”当指夏禹。句龙是夏禹的精灵，也是夏后氏的宗神、图腾。虬歌、虬辩是夏后氏的图腾之乐。离箫，不就是咏颂大舜的功德之乐，不就是有虞氏的图腾之歌么？
楚人祖高阳，有虞氏也祖高阳。《世本》说帝舜是帝高阳氏的五世孙，《帝系》说帝舜是帝高阳的七世孙，说明二人是楚人同一血脉的先祖，所以在历史和神话的古代文献中，帝舜与帝高阳的故事往往交错融汇，很难分别。如《墨子》卷五《非攻下》：“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而《竹书纪年》：“帝舜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来朝。”同是一件事，《墨子》以高阳命禹征有苗，《竹书纪年》以帝舜命禹征有苗，高阳、舜，则成为一人了。《大荒东经》说“帝俊生中容”，而《左传》文公十八年载，高阳有才子八人，中容为其一。帝俊即帝舜，帝舜与高阳相互融合，无法判别了。《大荒北经》：“务禺之山，帝颛顼与九嫔葬焉。……丘方圆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为舟。竹南有赤泽水，名曰封渊。有三桑无枝。丘西有沉渊，颛顼所浴。”这“务禺之山”所说的事迹全是帝颛顼的传说，中间忽然插进了“丘南帝俊（舜），竹林在焉”，说明帝颛顼、帝舜也已经杂糅不分了。
正因为如此，楚人对帝舜如同对帝高阳一样，怀有特殊的敬意和宗教之情。在南楚沅湘之地，广为传播帝舜巡狩而死于九疑的遗迹。《山海经·海内南经》：“苍梧之山，帝舜葬于阳，帝丹朱葬于阴。”郭璞注：“即九疑山也。《礼记》亦曰，舜葬苍梧之野。”又，《大荒南经》：“赤水之东，有苍梧之野，舜与叔均之所葬也。”郭璞注：“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于苍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在今九疑中。”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古地图》，在九疑山绘有九条柱状的图画，山的西侧还标有“帝舜”二字，谭其骧先生指出，这九条柱状后面的“建筑物是舜庙”，而“九条柱状物当系舜庙前的九块石碑”[18]，且引《水经注·湘水注》记载“南山有舜庙，前有石碑，文字缺落，不可复识”为证。其说确乎不拔。这座巍峨壮观的帝舜神庙和九大柱形石碑，不可能是汉代的遗迹，而实实在在是楚人祀舜的遗存，当年楚人隆重祀典大舜的情景和规模也由此可以想见。箫是舜乐，在湖北擂鼓墩战国楚墓中就出土过排箫二件，其大小有异，而形制相同，都有十三根长短不齐的竹管编成，十三管按长短编序，最长、口径最大的在左边，然后依次递减至最短、口径最小的第十三根箫管，并列呈现为单鸟翼的“参差”状。[19]又在河南淅川下寺的春秋楚墓中还曾出土石制的排箫一件，箫管均由汉白玉石精制而成，也有十三根，模仿竹制排箫，从左至右按管的长短次序编排，“参差”做单鸟翼的形状。[20]排箫在中原地区的先秦古墓葬中还未曾有过发现，却先后出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决非偶然性的巧合。这些丰富的地下实物遗存，无不渗透着楚人对帝舜一腔炽烈的宗族情感。
楚人郊祀帝舜，必然有一种与其乐舞相应的、颂扬其功德和精神的祭歌存在。笔者以为，《史记·项羽本纪》所写到的“四面楚歌”，庶几可以当之。［宋］裴骃《集解》引应劭说：“楚歌者，谓鸡鸣歌也。汉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鸡鸣时歌也。”［唐］张守节《正义》引颜师古说：“楚人之歌也，犹言‘吴讴’、‘越吟’。若鸡鸣为歌之名，于理则可，不得云‘鸡鸣时’也。高祖戚夫人楚舞，自为楚歌，岂亦鸡鸣时乎？”[21]案，应劭是东汉时期著名的民俗学专家，他或许在调查楚地的流风遗俗时，发现楚地民间还流行一种“鸡鸣时歌”的习俗。至于它的民俗意义，应氏似乎也不甚了然，所以没有任何具体说明。鸡在帝舜的神话传说中非常特殊，与离朱、赤乌之类神鸟的地位相侔，也是帝舜精灵的化身。《法苑珠林》第四十九引刘向佚书《孝子传》：“舜父夜卧，梦见一凤皇，自名为鸡，口衔米以哺己，言鸡为子孙，视之，如凤皇。《黄帝梦书》言之，此子孙当有贵者。”这段荒诞不经的传说，确切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颜氏的非难，恰恰暴露了他在楚国习俗方面知识的欠缺。流播于南国楚地的“鸡鸣歌”，或许就是楚人迎接太阳升降、祀典帝舜而且具有楚韵楚调的“离骚”之歌了。每当朝阳将起、雄鸡啼叫的时候，楚国境内，上下四方，以悠长激越的楚韵楚调齐声高唱“离骚”之歌，表现他们对先祖虞舜最虔诚的敬礼。身陷汉营的楚人，在生死不测、兵败国破之际，伫立于太阳“暾将出兮东方”（《九歌·东君》），“四面楚歌”骤然而起，那种深切呼唤先祖精灵、哀伤“楚魂”陨落的慷慨悲壮的情怀，更是不言而喻的。楚式的“离骚”无疑是风靡南国全境、老少皆唱的“楚歌”。
在生死未决之际，屈原向帝舜“陈词”，以求折中，成为本篇由此岸向彼岸过渡的关键内容。“重华不可
兮，孰知余之从容”（《怀沙》）！屈原深深地呼唤重华，说重华已经不可逢遇，还有谁会了解我的举动？帝舜是屈原的重要的精神支柱。有趣的是，屈原在“世溷浊而莫余知”、处境极端孤独的时候，常作飘然高举之想，“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以达到生命的永恒：“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可见“吾与重华游”又是其生命的终极归依，不就是在呼唤一个民族的魂么？看来，屈原用国人隆重祀帝舜的楚歌式的“离骚”，作为他这首史乘体式的诗作的题名，是与《离骚》所表现的生死命运的主题一脉相承的，决不会是旧瓶装新酒，仅仅是借用“乐府”旧题作新诗而已。
如果王逸《章句》“别愁”说之别，是生离死别的意思，离骚，是诀别之愁，那么此说是比较贴近屈原题名“离骚”的原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