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骚传统与庄骚审美

中国古代文论因受本土文化哲学之儒、道思想的影响，出现了或偏重“政教”与或偏重“自我”的批评思潮，而介此思潮间，正是通过诗与骚、庄与骚的两种结合方式显现独特理论价值的楚骚审美。

（一）诗、骚结合，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一个审美范畴，表现出具有强烈致用性的理论取向。

产生于中国文学发端期的诗、骚传统，以一种情绪或精神，贯穿了整个古代文学的发展。章学诚云：“廊庙山林，江湖魏阙，旷世而相感，不知悲喜之所从，文人情深于诗、骚，古今一也。”[26]诗骚结合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均内含了情感的异流现象，这一现象源于《诗》以群体之生命意识表现情感与《骚》以个体之生命意识抒泄情感的不同。而楚辞研究中对诗骚结合的理论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种情感异流现象，而以《骚》情追附《诗》义，衡之以儒家道德义利观和中和审美观来规范诗、骚情感，形成了历史的批评误区。也就是说，以孔子评《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思想观念作为楚辞研究的一个理论标尺，必然出现历代楚辞研究家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选择，即对楚骚审美“肯定”或“否定”的评论，尽管同出于依经立义思想，属于诗骚结合理论的消极面，但“否定”论者对楚骚的批评，实质上已内含了楚骚“变”情理论因素。因此，立足于时代之变与文情之变对楚骚历史价值的肯定，才是古代文论家对诗骚结合的积极认识。“《离骚》有风人之思”，关键在“见其悯世疾俗之志”[27]；也正是“悯世疾俗”的衰世情绪，才能绾合风、骚的审美旨趣。而在古代文论家难以用“风、骚”理论结构涵盖楚辞再变《风》诗精神情感的同时，楚辞研究另有蹊径，即于楚骚与道家审美的渊源联系中发现庄、骚结合的理论取向。

（二）庄骚结合，是我国古代文论中另一个审美范畴，内含着文学衰变中个性情感的理论觉醒。(https://www.daowen.com)

在文化探源意义上，楚骚文学以南方古老宗教神话和老庄自然哲学为创作基础，这也是楚辞研究中庄骚审美结合的理论契机。对此，刘勰论楚辞之“江山之助”，王夫之评屈骚中的“楚地风俗”，已不乏精解。而近人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论列尤详：“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既明楚骚之创作风格，又道破其久远深邃的文化渊薮，更显示文学批评并称庄、骚的一个重要倾向。而从文学创作审美现象来看，以浓厚的神话色彩阐解楚骚寓实于虚、浪漫奇谲的风格，又是古代评论家凝合庄、骚的情感焦点。“文自《六经》外，唯庄、屈两家，夙称大宗。庄文浩瀚，屈词奇险。庄可以御空而行，随其意之所至，以自成结构。屈则自抒悲愤，其措语之难，有甚于庄。”[28]“庄子之文，以玄而奇；屈原之文，以幽而奇”[29]，正是这种变世的深情奇趣，不断地复现于历代文士胸中，冲击着儒教中和审美观。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七评《楚辞·渔父》：“古来三渔父，一出庄子，一出屈子，一出《桃花源记》，皆其洸洋迷幻，感愤胶葛，因托为其辞以寄意焉，岂必真有其人哉！”此说通过“三渔父”形象，深刻展示了庄、屈、陶“洸洋迷幻”之“奇”中的“感愤胶葛”之“情”。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明清之际诗人钱澄之《庄屈合诂》云：“盖澄之于明末造，发愤著书，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其一寓幽忧，一寓解脱，既说明了庄、骚趣异而情通，又揭示庄、骚审美意识在社会“末造”对文化衍变和人心蜕变之影响的共同作用。

诗骚、庄骚的结合，标示了楚骚审美凝合儒、道两大审美思潮而具有的催化新变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先秦儒、道哲学思想虽歧义彰明，然其宇宙观落实于人生，均追求有限的自我超越，以体验心灵的无限崇高状态。而处历代王朝盛世，儒者在强烈功利思想支配下的外王倾向往往掩盖了人生品格的内塑，这不仅丧失了“道意”，而且消释了“儒心”，因此每当国势衰微，道家思想作为一种反拨力起着极大功用，楚辞评论中庄、骚审美的结合，正是出于衰世文人通过“道意”以体悟“儒心”的理论总括。同样，在王朝盛世《诗》学的崇高与《骚》意的汩没，则造成诗人之“心”、骚人之“情”的丧失，而后代文论家出于变世心态复归诗“心”与骚“情”以扬举个性人格，又是“变乎骚”的理论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