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骚艺术的审美意识
从初汉到晚清历时两千余年的楚辞研究，既以其虚灵活泼、芳菲郁勃的生命律动卓然自立其理论风格，又以“骚者，诗之变也”[1]的历史意义和“裴回循咀，且感且疑”、“涕泪俱下，情事欲绝”[2]的情感抒泄，成为古代文论中一条不断衰变的批评线索。可以说，历代关于屈原及其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评论揭示的楚骚审美理论价值，其主流不是“依经立义”的复古思想或“独恨夫骚不及一遇夫子耳。使骚在删诗时，圣人能遗之乎”[3]的迂腐之见，而是其源自楚骚创作审美自身并为诸多后代文论家接受的衰世的新变精神。认识这一点，必须落实于楚骚审美意识自身。
作为一种专项研究，楚辞评论固有其特定的批评范围、方法和流派[4]，然作为一种理论批评，它又不可能超脱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的支配和影响。譬如汉代楚辞评论与儒教经义的关系，魏晋六朝楚辞评论与文学理论自觉的关系，宋代楚辞评论与理学思潮的关系，明清楚辞评论与艺术自律的关系，无不与时代为因缘，而深契于文学思潮的发展大势。但是，文学批评之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倘以楚《骚》“变”周《诗》之创作为历史坐标，纵观历代楚辞评论中的特殊批评导向，自能发现其一般的理论意义。概括地说，楚辞评论围绕楚骚创作特色表现出以下批评范围：(https://www.daowen.com)
（一）忧患意识。如果说在我国先哲思想中忧患意识是一个永恒的主题[5]，而“诗人的心灵充满着忧虑”[6]又为人类共通情绪的写照，那么，屈原的楚骚创作正是兼取哲人之思与诗人之心，最早地采用文学形式全面反映时代、人生之忧患的。关于屈原的忧患经历，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述具存，而对其因亡国破家、身遭放逐而著《离骚》以舒愤懑的思想，成为楚辞研究始终如一的理论意绪。班固《汉志》“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皇甫谧《三都赋序》“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浸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王士祯《回中诗集序》“《离骚》之于君非不忠也……不幸而值家国之变也”诸说，异代同心，皆通过战国世变之忧患观照楚骚情变之忧患，以阐明其“幽深郁结，清苦茕独”[7]的创作苦心。林云铭《楚辞灯》评骚云：“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序》云：“若屈子者，但见其爱身忧国，迟回不欲死之心。未见其轻生以怼君也。”是从时代的忧患中提炼出屈原的崇高人格。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三评楚骚“幽忧愤悱，寓之比兴”，刘师培《论文杂记》谓“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又是从历史的忧患中发现屈原文学的非凡价值的。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代表了楚辞研究的精神，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充满感荡力量的生命意识。
（二）悲剧意识。“哀如屈原”[8]，如一曲悲歌，撞击着历代楚辞研究家的心灵。在我国诗史上，《诗》三百篇中已不乏悲哀吟唱的歌谣，但真正将全身心投向哀歌创作，实为屈原的特殊贡献。从《离骚》等哀歌创作来看，它一方面因感世而作，唱出时代的悲哀，而具史诗性质；另一方面又因其将历史的悲哀摄入浪漫的“情感的艺术”[9]，则尤具抒情诗性质，显出悲剧意识的崇高美。而楚辞研究也因此情感的传递、审美的积淀成为古代文论中最系统的悲剧（哀歌）理论。倘若说汉人对楚骚“盖自怨生”的悲剧意识的理解基本上是纳入“怨诽而不乱”[10]和“嘉其温雅”[11]的中和美思想范畴，则到南朝刘勰首辟《辨骚》以明其“变”，萧统《文选序》标举屈原“耿介之意既伤，抑郁之怀靡诉；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的情感，对楚辞哀歌理论的认识已逐渐向纯粹的悲剧审美发展。李贺评楚辞“感慨沉痛”[12]，李涂《文章精义》认为“《楚辞》气悲”，是这种悲哀情绪在理论上的总结。概观楚辞评论中的悲剧意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诗骚比较突出其荆楚悲剧审美。如陆时雍云：“诗道雍容，骚人凄惋。读其词，如逐客放臣，羁人嫠妇，当新秋革序，荒榻幽灯，坐冷风凄雨中，隐隐令人肠断。”[13]二是以楚骚审美为发轫建构其文学的悲剧理论。如刘鹗《老残游记自序》云：“《离骚》为屈大夫之哭泣；李后主以词哭；八大山人以画哭；王实甫寄哭泣于《西厢》；曹雪芹寄哭泣于《红楼梦》。”个中意趣，迥异于由孔子开创的“温柔敦厚”之文学批评传统，而显出崇高的悲剧意识与历史的衰变意识的审美整合。
（三）怀疑意识。屈骚创作改变了《诗经》天人和谐的审美意趣，而以“既冰心兮皎洁，上问天兮胡不闻”[14]的悲天之疑和“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15]的悯人之虑，引起封建正统文人“本于哀艳，务于恢诞，亡于比兴，失古义矣”[16]的理论否定。但是，也正是诗人“神圣迷狂”[17]中“恢诞”的怀疑精神，不仅在创作上迸发了不受意志制约的情感，而且成为后世文学批评革新传统的力量。出于对楚骚怀疑意识的自觉体验，钱澄之《屈诂》指出：“以屈子之忧思悲愤，诘曲莫伸……重复颠倒，错乱无次，而必欲以后世文章开合承接之法求之，岂可与论屈子哉！”同于此理，张诗《屈子贯》认为：“屈子之所以妙，以其忳菀闷瞀，迷离荒忽。纷乎莫揣其端，杳乎莫穷其际；如入宝山，瑰玮璀璨之弥目，而不识何物；如聆广乐，铿鍧杳眇之盈耳，而不解奚响。”这种对屈骚怀疑意识的形象注解，既得其倏忽变化、卷舒神奇的想象，又深识其彷徨愤激、心绪悃款的至情。虽然，屈原作品中“奥雅宏深，有难遽测”[18]的恢诞怀疑与楚文化、巫文化有不可忽略的地域的、历史的羁牵[19]，但着眼于其与时变俱来的心变情变，则能于“烦乱瞀忧”之中得其“悃款悱恻之旨”[20]，这也是楚辞研究为古代文论提供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特有贡献。
（四）个体意识。与《诗》以集体创作之形式、表群体生命之意识不同，《骚》以个人之创作、塑造人格，表现个体生命之律动。从历史观出发，屈原“举世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个性，是变世精神的表现；从审美观出发，屈原面视斑剥漫漶的忧患澡雪精神、扬举个性，将殉道殉情的伟大人格寄托于神奇浪漫的文学创作，又以活泼而崇高的诗灵予后代文学理论之衍变以无限的启迪。司马迁在受封建专制压抑于人生之极大痛苦中引刘安《离骚传》“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以赞美屈子人格，表现的是自己桀骜奇崛的文学个性；刘勰出于变世文化观于《辨骚》中弘扬“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精神，表现的是他于浓重的经文化中萌发的理论个性；刘熙载《艺概·赋概》称颂“屈子辞，雷填风飒之音；陶公辞，木荣泉流之趣。虽有一激一平之别，其为独往独来则一也”，也同样表现出他处封建社会末造对先哲个性、人格的怀想追慕。尼采在《流浪者与他的影子》第九章中写道：“一个人有生命的感觉时，就会认为自己最有自由。”正是个性的自由，一些封建正统文人对屈原深为不满，如颜之推诋其“轻薄”，“露才扬己，暴显君过”[21]。相反，清末文人王 运于国破家残之际，读骚而有感悟：“既恨屈原不见我，又恨我不见屈原”[22]，虽其内涵有追念封建亡灵的历史守旧因素，但诗人身处逆境的个性，却灌注于楚辞研究之中，使那种“乃知《骚经》之文，非文也，有是心血，始有是至言”[23]的领悟，为我国文学审美理论增添了异彩。
（五）情感意识。挚虞《文章流别论》云：“古诗之赋，以情义为主，以事类为佐。”楚骚文学以情为里、以物为表的创作，是古代文论中情感理论的重要源头。明人周履靖《骚坛秘语》卷中指出：“凡读《三百篇》，要会其情不足，性有余处。……凡读《骚》，要见情有余处。”古代文论家中，如孙鑛论屈“自古文章家，不掩其情质者，屈子一人”；魏学渠论《骚》“言情之书也”[24]，或评人，或论文，感于诗人心血凝聚之深情，是一致的。这种情感意识渗合于文学审美形式，诚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一所论：“《骚》赋虽有韵之言，其于诗文，自是竹之与草木，鱼之与鸟兽，别为一类。……总杂重复，兴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恻怛深至，不暇致诠。”而表现于文学审美内涵，又如朱应麒所云：“楚辞皆以写其愤懑无聊之情，幽愁不平之致。至今读者尤为感伤，如入墟墓而闻秋虫之吟，莫不咨嗟叹息，泣下沾襟。”[25]这些对楚骚表情创作实例的批评，其审美价值已远远超越了特定的研究范围，而具有体认古代文学情感理论之发生发展的普遍意义。
在上述多重意识中，以楚骚变世之情为核心，组成一种特有的审美力量，随着历史的因革推移，影响或推动着整个文学理论思潮的嬗变、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