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师徒之分到“屈宋”并称：汉魏至唐，宋玉文学宗师地位的确立
与屈原一样，宋玉除留下了一部分作品之外，在先秦时代，任何典籍毫无他的事迹记录，所以后人对他的生平知之甚少，仅凭他的作品和汉人有关他的零星记载，粗略地了解其人。史书中较早提及宋玉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此时宋玉已经逝去一百多年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在叙述屈原、贾谊事迹之后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司马迁的这段简单的文字，一方面肯定了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即“以赋见称”，但同时对宋玉等人不敢直谏也颇有微词。与屈原相比，宋玉等人虽然在文学上得其精髓，但是精神上却与屈原有些距离。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学家，他从人品和人格上对宋玉等人的评价无疑是公正的。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司马迁也只是说宋玉等人不敢“直谏”，并没有否定宋玉等人的“主文谲谏”和以文微讽，这一点正是宋玉等人的特长。但无论如何，正因为有司马迁的评价，使宋玉一开始就注定要活在屈原形象的“阴影”之中了。
尽管如此，司马迁也并没有判定宋玉的人品低下，并且这种评价也影响到了东汉的班固，在《汉书》中，班固将屈原列入“上中”，而将宋玉列为“中中”。这也不能说明什么，因为班固毕竟是站在他那个阶级的立场上、从他那个时代出发对宋玉做出的评品。即便是被司马迁盛赞的屈原尚且被班固目之为“露才扬己”、“忿怼不容”的“狂狷”[1]之士，况虚托高唐之梦、大唱云雨之情的宋玉呢！所以，宋玉虽未入“上品”，但也没有沦入“下流”，已经是极为难得的了。
其后，王逸在他的《楚辞章句·九辩序》中说：“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王逸不仅确定了宋玉与屈原的师徒关系，同时也认定宋玉《九辩》是假托其师屈原之口的代言之作。
所以在整个汉代，无论宋玉的人品或是其文品都笼罩在屈原形象的阴影之中，几乎没有独立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自觉思潮的冲击下，文学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而宋玉的文学贡献和地位也渐渐被人们所发现和认识。萧统的《文选》收录了宋玉辞赋七篇，刘勰的《文心雕龙》第一次从“文”的角度给宋玉以极高的评价和赞誉。在《文心雕龙》中提到宋玉达十三次之多，客观地评价了宋玉对文学的贡献。《诠赋篇》称：“宋玉《风》、《钓》，爰锡名号。”实为一代赋体文学之宗”；《杂文篇》云：“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开对问体文学之先河；《夸饰篇》说：“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同时《诠赋》又云：“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有功于自觉的文学；并认为宋玉的文学创作并非于时、于世无补，而是以文谲谏，所以在《谐隐篇》曰：“楚襄燕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充分肯定了宋玉赋的社会功用，也奠定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且将宋玉与屈原并称，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2]说：“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采。”[3]欣慕之情，溢于言表。被刘勰确立了的宋玉地位，到了唐代得到了巩固，并进一步提高。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兴盛时期，士人们以治国富民为己任，同时也最富有忧患意识。但是，在封建社会里，哪怕像唐王朝这种兴隆的时代，也总是笼罩着一种阴影，文人们的遭遇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美好，盛世的隐忧、社会的弊病、仕途的坎坷以及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抑与不平之气，普遍地给他们带来无尽的感伤和忧虑，使他们有时看不到出路，只觉得“出门即有碍”[4]。于是常常产生一种怀古悠思，转而在前贤那里寻找知音，以寄托个人的理想和情怀，宋玉正是他们所推崇的先贤之一。所以在唐代，有许多倾心宋玉的文人，也有许多歌咏宋玉的诗篇。在这些文人之中，尤以李白、杜甫和李商隐为甚。
李白生活在开元盛世，按理说他是最幸运的了，本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5]，然而时运不济，空怀奇才而无法施展，只有纵情山水，寄兴诗酒。由自己的身世想到了一生坎坷的宋玉，“宋玉事襄王，能为高唐赋”[6]，但后来受排挤而去，自己也是“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白玉楼青蝇，君臣忽行路”[7]。共同的遭遇把两位才人拉近了，李白曾感叹：“屈宋长逝，无堪与言”[8]，并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称“宋玉似于屈原”。李白有首《感遇》诗，专咏宋玉：“宋玉事楚王，立身本高洁。巫山赋彩云，郢路歌白雪。举国莫能和，巴人皆卷舌。一惑登徒子，恩情遂中绝。”诗人以饱满的激情赞扬宋玉“立身高洁”，才华出类拔萃，然而却不得重用，以此来寄托个人所遭受的不平待遇。李白另一首诗《宿巫山下》云：“昨夜巫山下，猿声梦里长。桃花飞绿水，三月下瞿塘。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这是诗人在晚年流放夜郎，半道赦还下瞿塘时所作。经过一生的打击与波折之后，面对国运的危机和个人的穷途末路，深深地体会到“深秋宋玉悲”，身临巫山之下，任凭风吹雨打，缅怀先贤，不觉潸然涕下。于是这位一生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仙深深地为宋玉所折服，视宋玉为知己。
杜南也在他的诗歌中多次提到宋玉，其中以《咏怀古迹》之三为最佳，诗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诗人自称与宋玉虽生在不同时代，但萧条冷落之气象、坎坷不平之境遇却是一样的。
继李白、杜甫之后，李商隐是唐代诗人中对宋玉最为推崇的人，其《过郑广文故居》、《楚吟》、《有感》和《宋玉》等诗都是歌咏宋玉之作，认为“宋玉平生恨有余”，[9]而自己也是满怀愁怨，这种情怀谁也无法了解，只有宋玉能知。在李商隐看来，宋玉的高唐之梦、云雨之情、东墙之事，都是其文学的象征之喻、寄情之法，正所谓“楚雨含情皆有托”。[10]
除此之外，唐人戴叔伦、吴融、戎昱、薛涛、孟郊等也都有赞美、同情宋玉之作，其中吴融的《楚事》诗云：“悲秋亦应抵伤春，屈宋当年并楚臣。何事从来好时节，只将愁怅付词人。”道出了宋玉之悲亦即屈原之悲，也是历代文人之悲。把屈原的伤春和宋玉的悲秋放大到历史之中，以屈宋的不幸来概写历史上文人的共同遭遇。
从汉至唐，不仅确立了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承认了他的人品和人格。“屈宋”并称，本身就是对宋玉的全面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