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内美”
《离骚》：“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有人指出，这“内美”指的是“人格美”，指的是“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情操”[1]。这大致不差，但屈原所谓“内美”的内涵要比这丰富复杂得多。这“内美”至少在屈原主观上指的是他那与生俱来的素质。第一，他自认为是帝高阳颛顼的苗裔，是与楚王同姓的天潢贵胄，带着贵族的骄傲感；第二，“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他生于“主日”的摄提重华之星进入“主月”的陬訾宫之际，为日月之所“感生”；第三，倘若他果然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则又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正因为他秉受天地日月高阳之正气，他得了“正则”、“灵均”之嘉名。[2]这才是“纷吾既有此内美兮”特定之时代、阶级和社会性的内容。初民以为特出人物出生的时刻必然灵异，而且会带有某种天生的“灵性”（Mana）或“灵物”（Fetich），例如铁木真手握赤血如石而生（《元史·太祖本纪》），阿诗玛以蛇年蛇月蛇日生，人皆以为美善等等，都是这种迷信观念的表现；屈原之所谓“内美”便带有这种“Mana主义”的遗迹。这说起来很不愉快，许多文章不大好做了：唯物主义者屈原居然有迷信观念残余，而“人民诗人”竟然有“先验论”、“天才论”、“贵族主义”思想。然而恰恰正是这种具体特定的内容或文化背景规定着某一时代某一艺术家审美价值判断的复杂内涵。事实往往捉弄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理论只能去解释事实而不能去规定、去限制、去歪曲、去隐瞒事实。屈原无论在哲学或美学上都基本上倾向于朴素的唯物主义，[3]但是作为一个两千多年前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时代和阶级不会不在他的大脑皱襞上烙上鲜明的印迹。他自称的“内美”当然跟后进部落的Mana观念有极大不同，但是它的光辉里闪烁着原始迷信的碎影也是无疑的。两千年后，现实主义者曹雪芹创造的贾宝玉生下来时还含着神秘的宝玉（当然它也是所谓Fetich的变形）[4]，何况屈原呢？这也使他们的作品涂上浪漫主义瑰异的色彩。而且，《离骚》首叙所生、末示将死，就其具体创作情况而言，也只能这样开头。唯有自述出身的高贵、秉性的灵异，他才可以肆言无忌，怨谤灵修，直斥子兰，甚至说“国无人兮莫我知兮”；因为像他这样皇族出身、天赐“内美”的人，怎么可能去颠覆楚国、推翻楚王呢？“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史记·屈原列传》）他是给流放了，但若不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恐怕脑袋都搬家了。
不界定屈原所谓“内美”的特定含义或所谓“原始内容”，则不可能明确屈赋审美观念的时代性、阶级性和个人性。然而正如屈原所说，“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抽思》），“内美”和“修能”的并举确实在客观上表示屈原的审美观要求以内在美为主要矛盾方面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对于“内美”和“外修”统一的要求，对于内容和形式的全面重视，不但屈赋本身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而且屈原还有不少明确的抒述。
例如《抽思》：“㤭吾以其美好兮，览余以其修姱。”美好（善）略同“内美”，修姱则犹修能；《怀沙》：“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质、内并同“内美”，异采有如修态。《离骚》“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或者“芳与泽其杂糅兮，羌芳华自中出”（《思美人》），“昭质”亦如“内美”（详“昭质”节），芳泽则其修态或其形式。又如《怀沙》自称：“内厚质正兮，大人所晟。”所谓“内厚质正”有点像《孟子》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尽心》），它也就是屈原引为自豪的“内美”“昭质”。而《离骚》：
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
兰（或说指令尹子兰）无实而不可恃，纵容长而无用；委芳美以从俗众，则不配厕身于花丛。这是从反面做文章，证明着内美与外修统一而兼重之必要。
那么所谓“修能”或“修态”又是什么呢？是修姱，是佳丽，包括容貌、身材、风度之美，也包含冠戴、服装、装饰之丽。还是让我们看看诗人的自我肖像描写吧，这充分表现他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修养、文化水平。
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离骚》）
就好像呼应这一段的描写似的，《涉江》回叙和抒发道：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https://www.daowen.com)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
被明月兮佩宝璐……
这是形式美，又不仅是形式美。形式表现内容，内容充实形式。内美外修，相得益彰；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高冠表华贵，佩饰示尊崇，奇服状高傲，长剑显勇武。这峨冠佩剑、崇高而傲岸、雄伟而奇异的形象倒是男性的、壮美的，令人想起《国殇》的“带长剑兮挟秦弓”，《东君》的“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后稷）
勋（阍）阖梦生，少离散亡；
何壮武厉，能流厥严？（《天问》）
作为一个渴望捐躯报国、要求富国强兵的政治家诗人，他追求的首先是男性的崇高的壮伟的美（参见“修姱”节）。即令是那相对枯索、自太阳神升格而为“天帝”的东皇太一也“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高贵而又勇武，而在肃穆庄严之中又带着华彩芬香：“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他的审美观是多么健全，他的艺术趣味又何等高尚。
他笔下的女性或女神，既有云中君轩辕星神“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的光洁芬芳，又有从山魈、旱魃之类变化而来的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的妩媚俏丽。袅袅秋风，洞庭木叶，他的湘江燕子女神“美要眇兮宜修”，盈盈欲语，脉脉含情，“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则又显得何等婉约秀美；甚至只是云影波光般偶尔闪烁一下的“下女”形象（“女婵媛兮为余太息”）也显得十分温柔蕴藉。而他那“荷衣兮蕙带，倏而来兮忽而逝”的春天、爱情和生命女神少司命句芒，秋兰青青，绿叶紫茎，在柔媚之中焕发着英俊；而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则又在秀丽之中透出壮美。“拥幼艾”是母性的温柔，“竦长剑”则英雄之勇武，在这个复杂而丰满的爱情兼命运女神的典型形象中，对立统一着优美和壮美、内美和外修、秀丽与崇高！[5]请看，我们的诗人的审美趣味是多么健全而又精致、高尚而又独特，他的艺术创造又何等深刻而又细腻、浪漫而又成功！
这就是体现在诗人所创造的典型形象里的“内美”与“外修”相反相成、互补互促的审美观。汉刘安《离骚传》曰：“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见《史记·屈原列传》）是很抓住了一些屈赋的特点的。汉王逸《楚辞章句序》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说：“《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如果批判地理解，那也许会有助于我们对屈原所谓“内美”、“修能”客观意义的阐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