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沙》——对自我与社会双重的精神回归

《怀沙》应是屈子的绝笔，作于顷襄王三年（前296年），孟夏四月。如果从对死亡的选择与态度上来看，《惜往日》与《悲回风》均没有《怀沙》来得坚决与彻底。

如果说《惜往日》是诗人在临近生命的界点上以对死亡的选择以及对死亡价值的怀疑，表现了诗人对楚王及楚国现实的绝望之情，从而更深层地显示出屈骚精神的社会基点支撑作用在现实中的危机，《悲回风》仍然是诗人在临近生命的界点上以对死亡的选择及对死亡价值的怀疑，侧重表现了失去社会支点的自我的茫然无适，是诗人心灵的自祭，二者共同构成了屈骚精神的现实疏离性，那么作为绝笔的《怀沙》，则是因现实的疏离性而实现了诗人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的精神回归。

孟夏四月，草木苍莽，江水滔滔，诗人长哀不已，踽踽南行。诗人走在放逐的路上，更是向生命的终点走去。带着对现实的绝望与疏离，诗人耳之所听与目之所见，静寂无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静幽默。郁结纡轸兮，离慜而长鞠。抚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黄文焕曰：“眴兮杳杳者，目数视而不得所可见之处也。失意失神之中，见日月而皆若无光，顾河山而尽成冥途也。……无象可觌之谓幽，无声可闻之谓默，声象交废之谓孔静。目既不见，耳亦不闻，如此景况，如此心情，竟入于鬼界矣。”“是篇为毕命之辞，易于用惨。”[25]但是诗人只是对他所投注的现实产生如此的绝离之情，而对自己曾怀抱的志向却仍然是弥加珍惜，为此志向的不能实现而郁结伤怀、冤屈自抑。与一般临近生命终点之人不同的是，诗人对现实的漠然并未淹没他对自我志向的坚守，对自我本志的改变：“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内厚质正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应与“章画志墨兮，前图未改”联系起来看。《周礼》言：“圆者中规，方者中矩。”[26]那么“刓方以为圜”是说把方形变成圆形，其中有一定的规矩可循，这种规矩是不可变易的，这就是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墨绘画，先前的蓝图应记于心，不应改变。诗人以“刓方为圜”、“章画志墨”为喻，表明自己对本志的坚守与保持自己心志的耿介正直。

与屈赋其他篇明显不同的是，诗人所持之情、所效之志，更多的是回归于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其所用之词如“常度”、“初本迪”、“前图”、“内厚质正”等，都反映了诗人临绝之际其所考虑的是对“本志”一种精神上的回归的思考。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离骚》开篇“纷吾既有其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的精神寓意以及少冠励志之诗《橘颂》中所表现的“独立不迁”、“深固难徙”的“幼志”。因而这里“君子”、“大人”所推崇的人格理想与人生准则所折射出的仍是对自我精神基点的固持。这一精神基点既决定了诗人积极入世，也决定了诗人的绝世抗争。“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这一比喻起到一种绾合上下的作用。“巧倕”是尧帝时的能工巧匠，紧接上文“刓方为圜、章画志墨”。诗人以“巧倕不斲”为喻，是说“巧倕”如果不斲，谁也不能识其为巧。其所暗含的喻义是诗人怀抱君子之德、大人之志，但是不为世用，其德其志也就难为世人所察。蒋骥曰：“言守其画墨，而内自厚其质直正大之情，此大人所盛美也。然贤而不试，则譬有巧匠而不使之斲，亦安知其度物之正哉？此本上抚情效志而言，以起人莫能知之意。”[27]因而，这句话固然有对黑暗现实的批判，但从这句诗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屈骚精神“九死不悔”的实践品性。接下来诗人所举的一系列的比喻则是“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的进步揭示：“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深色花纹处于幽暗处，明眼人也会像蒙瞍一样无视它的文彩；能视见百步之外、秋毫之末的离娄眯起眼睛，人们却像瞎子一样认为离娄无明而看不清他洞察秋毫的目力。这种变白为黑、倒上为下的现实，或如凤凰与鸡鸭的错处，或如真假不分玉石般的杂糅。这一系列的比喻继“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而来，很形象地进一步提示了“巧倕不斲”的现实原因。而这一切喻中之喻，都是为了说明诗人生存的困境：

夫惟党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邑犬之群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杰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

这无疑是说明诗人具有巧倕之工巧、离娄之目力、凤凰之姿质、美玉之坚贞，但是“变白为黑、倒上为下”的现实，无视诗人的一切，所谓“羌不知余之所臧”、“众不知余之异采”、“莫知余之所有”。另一方面，却是“非俊疑杰”如群犬狂吠，使得诗人“陷滞不济”、“文质疏内”、“材朴委积”，即使诗人“怀瑾握瑜”也不知所示。这种处境无异于凤凰在笯、玄文处幽与巧倕不斲。

这种对黑白颠倒的黑暗现实的揭露，是屈赋中时常出现的主题，但是由于诗人对自我生命的体验及对现实的态度不同，其所表达的情感取向各有不同。《涉江》乱辞曰：“鸾鸟凤皇，日以远兮。燕雀乌鹊，巢堂坛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并御，芳不得薄兮。阴阳易位，时不当兮。怀信侘傺，忽乎吾将行兮！”在措辞上与此篇几乎相同，但是《涉江》尚不是临绝之音，故其对黑白颠倒的现实观照，更多的还是为了抒发其对“时不当兮”、“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的怨愤之情。而临绝之音的《怀沙》，与“易初本迪，君子所鄙”的主体精神的形而上思辨相联系，在对黑暗现实揭露的同时，还揭示了屈骚精神的实践品性以及这一实践品性在社会受阻无法实现的深刻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一段的比喻描写与《庄子》有关批判社会的言论进行比较，就更能深切地体会到屈骚精神的实质。庄子带着对社会的不满彻底走向“绝圣弃智”回归自然的道路，如言“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义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28]，可见庄子对社会的批判来自于对社会文明的弃绝。屈子这里虽然是以“玄文处幽”、“离娄不明”、“巧倕不斲”来比喻说明诗人“怀瑾握瑜”却“陷滞不济”的生存处境，但是屈子并未因社会的黑暗、现实的不公而产生对“本志”的改变与弃绝，因而屈子对现实的批判无疑更多的是来自于对自我本志与精神的观照以及对自我精神实践品性受阻的一种现实的又是形而上的思考。

诗人是有一重华情结的。在《涉江》中，诗人带着“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的精神追求，继续他济沅湘的放逐之行；《怀沙》中，诗人则带着对现实的观照与形而上的思考，再次出现了重华的身影：

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之不可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何故？汤禹久远兮，邈而不可慕。惩连改忿兮，抑心而自强。离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

“重华之不可兮，孰知余之从容”与“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拨正”句的喻义相应，经过了对现实和形而上思辨之后，诗人对现实的处境与感受似更理智了。诗人没有像《涉江》那样，以“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的精神之游来抗拒现实的处境，而是清醒地认识到世无重华，并在“汤禹久远”、“古有不并”的历史中来解释这种重华不遇的精神与现实对立的人生困境。在“抑心”与“自强”、“离慜”与“不迁”的情感对峙中，诗人继续南行北次，带着孔子式的“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见周公”的人生感喟，朝着人生的极限走去。屈骚精神的基点——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决定了诗人自我与社会的不可分割性，也决定了诗人精神与现实的不可分离性。而当诗人与现实决绝时，诗人固可以有一种完美的精神世界，但是这种完美失去了现实的支撑，势必导致它的短暂性，也就势必导致由《涉江》对社会的决绝的创作主题向《怀沙》以死的方式来实现自我与社会双重精神回归创作主题的转化。

这一主题在乱辞中又得到集中的表现：

乱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怀质抱情，独无匹兮。伯乐既没，骥焉程兮？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余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浊莫吾知，人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屈赋中多次提到效法彭咸，虽然诗人提到彭咸时因各篇情感取向不同而其寓指各异，但彭咸水死抗志的方式必将给诗人在死亡方式的选择上以影响。作为绝笔的《怀沙》正文对诗人的死亡方式并未直接交待，但“怀沙”这一篇名却向我们透露出了诗人的死亡方式。东方朔《七谏·沉江》云：“怀沙砾而自沉兮，不忍见君之蔽壅。”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全文录载《怀沙》之后，紧接着便说“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朱熹《楚辞集注》也取此义云：“言怀抱沙石以自沉也。”可见宋以前都将“怀沙”与“自沉”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具体的死亡方式来看的。明汪瑗却认为：“世传屈原自投汨罗而死，汨罗在今长沙府。此云怀沙者，盖原迁至长沙，因土地之沮洳，草木之幽蔽，有感于怀，而作此篇，故题之曰《怀沙》。怀者，感也。沙，指长沙。题《怀沙》云者，犹《哀郢》之类也。”[29]后蒋骥又加申发云：“按李陈玉云：怀沙，寓怀长沙也。其说特创而甚可玩。或疑长沙之名，自秦始建，且专以沙名，未可为训。不知《山海经》云：舜葬长沙零陵界。战国《楚策》：长沙之难。《史记》：齐威王说越王曰：长沙，楚之粟也。《湘川记》：秦分黔中以南长沙乡为郡。则长沙之由来久矣。”又谓：“《史记》：周封熊绎居丹阳。而《方舆胜览》云：长沙郡治内有熊湘阁，以楚子熊绎始封之地而名。唐张正言《长沙风土碑》曰：昔熊绎始在此地。盖是时楚地跨江南北，或有前后迁徙，或两都并建，俱未可知。”[30]这种把“怀沙”与“哀郢”及楚之先祖联系起来的说法，其意盖为说明屈子临终之时的“狐死首丘”之义。但是《怀沙》从整篇看，并未流露出如《哀郢》篇对故国的思念。因此，按汉人的说法，把“怀沙”理解为“怀石自沉”，以具体的死亡方式名篇也正可以见出诗人“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的死亡选择，而诗人之所以选择水死的方式，因为从彭咸、申徒狄等人身上已见出一种精神上的永恒价值。这样“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远忽兮”四句既是照应了开篇“滔滔孟夏，草木莽莽”、诗人南行北次的现实环境，而这浩浩汤汤、流荡不息的沅湘之水又启诗人“逝者如斯”的生命之悲，促发诗人水死抗志的可能，并与“怀沙”篇名相应，进一步印证了诗人“怀石自沉”的死亡选择。“怀质抱情”与“世无伯乐”的情感希冀与悖离，再次展示了诗人对生命困境的体味以及屈骚精神本身所无法超越的对立与碰撞。诗人把自己的质情与心志放在“万民之生，各有所错兮”中加以抒发，这如同《离骚》中“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的情感抒发一样，是一种受自有命、对自己本志的坚守与表白。所以诗人“定心广志”，也就毫无畏惧，知道人固将有一死也就不会爱惜余生，可见诗人是将死亡选择与自我的精神本志联系起来，在“怀沙自沉”的结束生命的具体方式中，诗人体悟到的是一种精神的永恒。

在《惜往日》、《悲回风》中，诗人也屡言及死，但是又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死亡价值的怀疑。“不毕辞而赴渊兮，恐祸殃之有再”、“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等，有人认为这些语言不类屈子口吻而视作品为伪作。我们在《惜往日》、《悲回风》两篇中业已论及的，两篇中表现出的对死亡价值的怀疑，是伴随着对君王的绝望，所以，与其说表现了诗人对死亡的怀疑，毋宁说是诗人从死亡与谏君的价值悖离中，表现了诗人对君王的决绝的态度与对现实的极度的失望。而《怀沙》中所表现的“愿勿爱兮”的坚定的死亡意识，是与“定心广志”联系起来的，是与“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精神承继联系起来的。在死亡的选择中，诗人意识到的是本志与精神的长存，因而表现出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意志，实现了诗人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的精神回归。我们这样把屈子的死与谏君、悟君区别开来，这既是尊重作品固有的内涵，同时我们认为这种区分并无损于屈子的爱国情怀。屈子忠实于自我对精神的承诺，而他的精神又是与楚国密不可分的，正因如此，屈子的死其所表达的悲剧力度远甚于谏君与悟君。人们不仅从死亡中确实感受到一种自我结束生命的悲伤，更可以从死亡的悲哀中感受到屈子精神的长存，从死亡中体悟到的是人的生命价值的永恒。“屈平辞赋悬日月”，屈骚精神将永远激励人类的精神追求，彪炳乾坤！

王德华（1965—），安徽滁州人。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秘书长、中国辞赋学会理事。代表著作和论文有《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屈骚精神与儒家理想人格冲突融合的历史考察》、《东汉前期赋颂二体的互渗与散体大赋的走向》、《日本金泽文库骚类残卷离骚经小序解辨》、《东晋文学的主题变迁与地域分布》等。本文原载《屈骚精神及其文化背景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