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征：魂反帝丘的死亡飞行
屈原“从彭咸之所居”的死亡旅途分明在水中，为什么他在“思旧故之想象”（《远游》）中却总是发轫苍梧、夕登县圃、走“上征”飞行之路呢？不但《离骚》如此，《悲回风》紧接于“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二句之后，也是极写一路“上征”高攀以至飞行的途程：“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霓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凝霜之氛氛。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有学者据此说“彭咸所居”本不在水府，而在天国，甚至对彭咸水死的古训、屈原投水汨罗的本事也发生怀疑。这是庸人自扰。从表面看，“上征”飞行与水死是一对不可理喻的矛盾，二者很难得到统一。这似乎又是《离骚》一个“难读”的问题。如果把它放到楚人“太一生水”、“太一藏于水”宇宙生成哲学观和对死亡形态的认识的民俗文化的背景上审视，那么这一矛盾也就涣然冰释了。
在南楚的死亡意识里，尽管有地下“幽都”的名称，可是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印度佛教的“地狱”根本不同。“地狱”是与“天堂”相对的，基督教、佛教都认为，好人死后升“天堂”，恶人下“地狱”。楚人没有此等善恶的区别，而有贵贱高下的区别。在楚人，不论贵贱、善恶与否，人死后统统“反本”、“复命”于始祖帝高阳的“故居”去。帝高阳以及老僮、祝融、吴回等楚人的列祖列宗的“故居”莫不在昆仑之上，其裔孙“反本”、“复命”就非得登升“上征”不可。“上天，犹上山也”（《论衡·纪妖篇》）。鄂西土家族的葬俗也称出殡埋棺做“上天”或者“上山”。可是在神话传说中，地下的“幽都”似乎在天上或者山上。如，《山海经·北山经》：“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海内经》：“北海之内，有山，名曰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玄鸟、玄蛇、玄豹、玄虎、玄狐蓬尾。”而《淮南子·地形训》说“幽都”是登不周山的天门，实际上在昆仑之墟的西北隅。所以，“下幽都”，既要涉水，又要“上征”登山。1949年出土于长沙陈家大山战国楚墓的《人物龙凤帛画》，正中画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广袖宽裾，合掌祈祷，足蹈一个残存的半月形的舟船，而舟船若在水上行驶状。[40]1973年出土于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墓的《人物御龙图》，正中画一男子，侧立，危冠束发，博袍佩剑，手持缰绳，御一龙，而龙似“乙”字形的龙舟状，人立在龙脊上，也若在水上行走。[41]这两幅帛画都是“上征”飞天图，表现各自的男、女墓主人乘舟作水中飞升的情状。涉水和登山在两幅帛画里得到了非常和谐的统一。这是对“太一生水”和“太一藏于水”哲学见解的最好的图像说明。因而，《离骚》下半篇“耿吾既得此中正”之后，铺写屈原先后三次惊心动魄的“上征”飞行，也是“驷玉虬以乘鹥”，既御舟渡水，而又把登昆仑之山当做升天“反本”的阶梯。这三次“上征”飞行，实质上就是屈原对死亡的出神遐想，是先后三个“反本”祖先“故居”的死亡幻梦。那幽暗、冰冷、僵硬、恐怖的死亡自然形态完全为芳香菲菲、繁饰缤纷的宗教仪式和凤皇、飞龙、飘风、云霓等这样一些光彩照人的神话形式所掩盖，古朴、辉煌的南国文化为屈原从容投水之思注入了奇崛多彩、浪漫丰富的原始宗教的辉煌图景，因而，死亡被诗化为求帝、三求女与期约西海，登遐天国的赫戏而热烈的神游之乐：
邅吾道夫昆仑兮，路修远以周流。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与。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
路修远以多艰兮，腾众车使径待。路不周以左转兮，指西海以为期。(https://www.daowen.com)
这真是一曲探索死亡历程的千古绝唱！屈原神游的终极之所是“西海”，那是一个荡漾于昆仑之上的神秘之海，它与日阳所浴的汤谷、咸池或许是出于同一神话原型，是帝高阳、少昊、祝融等远古的楚人先祖的“故居”。清刘献庭说：“西游者，欲死也。”[42]这是极有眼光的。在屈原，登升“西海”与投水自杀之间有着不可喻于理的神秘互渗的关系，换言之，投水自杀意味着他的灵魂遨游日浴之海、“反本”于帝高阳的空桑“故居”，所以，“吾从彭咸之所居”，非得“上征”飞行不可。通往“西海”之路逶逶迤迤，修远而多艰阻，说要越过千里流沙，蹚过浩瀚赤水，穿过数不尽的关隘和梁津。死亡似乎也不那么容易，要经受种种难以忍受的折磨和考验。这固然一方面是屈原在内心展开的生与死的剧烈斗争的延宕，也是《离骚》所表现的生与死的主旋律所在，说明屈原选择自杀，“非一时忿怼而自沉也”。[43]另一方面，“反本”先祖的历程常常象征着其氏族迁徙历史的线路。据云南永宁纳西族的葬俗的送魂仪式，人死后要返回到先祖居住过的地方，要请巫师念诵《开路经》以导路。《开路经》除劝说亡灵前往先祖所由来的北方之外，还详细描述了所谓送魂线路，即其氏族迁徙的历史及迁入永宁的经过，亡人的灵魂要顺着这条线路回到其先祖的居住地去。[44]楚人建国的历史非常悠久，在殷商已有文字记载，如武丁期的卜骨有“舞于楚京”、“于楚又雨”之辞，陈梦家考证说，楚京，即是《卫风·定之方中》“升彼虚兮，以望楚兮，望楚与堂，景山与京”的楚与京，在卫地。[45]其说是也。楚族先人从卫地的楚丘南迁，经汉水的“附禺之山”往南发展；至西周初，其“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山山林，以事天子”，[46]备尝开创期的艰辛。然后历春秋至战国中期，开拓疆土，富国强兵，崛起于南方，已是能与中原强国抗衡的诸侯之雄。这实在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神魂归返西海，当是循着楚族先人南迁于楚的路程飞行的，所以走的也是一条跋山涉水、“修远以多艰”的道路。
屈原如何才能使灵魂到达彼岸的“西海”？龙舟、龙车为其超渡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但光有此还是不够的，最要紧的是必须借助于高阳大神的精灵凤皇的导引、带路。第一次飞行叩阍求帝，但见“凤鸟之飞腾兮，继之以日夜”；第二次飞行求宓妃，以“蹇修”为媒。蹇修，即嵩周之音转，子规鸟也[47]。求有娀佚女、二姚，以鸩、雄鸠、凤皇为使；第三次归西海，浮游求女，玉鸾啾啾、凤皇承旂。这些描写决非只是为了渲染行游场面的宏大、壮观而作随心所欲的润笔点缀，而都是有深刻的、特定的民俗宗教意义的。“魂兮归来，凤皇翔只。（《大招》）”凤鸟与呼魂归来联系到一起，是耐人寻味的。作为高阳精灵的凤皇，本是楚人的图腾祖先，其地位至高无上。从西周到战国，不论何种出土文物，以凤皇为花纹的图案，中原地区日益少见，在楚国却愈来愈多，始终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如，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的一件绣罗单衣，绣以一凤斗二龙一虎的图案，凤皇舒张双翼，其一翼击中龙脊，龙做痛苦挣扎状；另一翅击中虎背，虎做逃窜状。[48]江陵望山一号楚墓、天星观楚墓、雨台山楚墓、包山楚墓、河南信阳楚墓都先后出土过凤架虎座的鼓架，左右相对的两只翘首长鸣的凤皇，气宇昂扬地立于两只俯伏其下的虎背之上。出土于地下的大量文物都表明了楚人有尊凤、贱龙虎的习俗和心理特征。在楚人的丧葬礼俗中，凤皇则是充当了导引亡魂登升“反本”的天使，习惯于把魂魄与鸟融为一体。如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八十一引《古今注》（今本无此引文）说：“楚魂鸟，一曰亡魂；或云楚怀王与秦昭王会于武关，为秦所执，囚咸阳不得归，卒死于秦，后于寒食月夜，入见于楚，化而为鸟，名楚魂。”楚怀王的亡魂也终于靠神鸟的帮助，才回达了先祖之居，招魂的巫祝用“秦篝”的鸟笼子作为“招具”，恐怕也是出于凤图腾崇拜的习俗。出土于长沙的两幅帛画都有此类导引死者亡魂归宗的“楚魂鸟”，且都画在左上部，凤鸟的体态硕大，振翅飞翔，在人物的前方做导引状。江陵包山楚墓是楚怀王时期的左尹邵佗墓，棺盖及棺板两侧都绘以龙凤图案，凤压在龙上。龙，是左尹“上征”所乘之龙舟；凤，是超渡左尹“反本”先祖之居的引魂天使。在楚人，亡魂“反本”于祖先，必须有凤皇做先导，靠它引路才能到达彼岸的先祖“故居”，否则，亡魂会迷路，成为无所依归的游魂；即使侥幸地到达天国，也将遭到把守天关的虎豹的伤害，遭到帝阍的阻拦。屈原“诏西皇使涉予”，“西皇”与上句“蛟龙”为对文，蛟龙是渡航的工具，而西皇是指象征帝少昊的精灵凤鸟。屈原正是以“西皇”为引魂鸟才走完了通向西海的征程。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陟升，是并列的复合词，二字同义，犹说登。皇，通作遐。“陟皇”，即登遐的意思。[49]登遐，是古代表示死亡的忌讳语。《礼记·曲礼》：“天王崩，告丧，曰：‘天王登遐。’”郑注：“登遐，若仙去云耳。”《墨子·节葬篇》：“秦之西有义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谓之登遐。”或作登霞，《远游》“载营魄而登霞”是也。说当屈原登遐天国之际，龙腾千乘，宾从如云，奏响了那《九歌》悦耳动听的旋律，变幻着那《九韶》奇妙多姿的舞列，屈原神采飞扬，高驰邈邈，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放怀畅快地“愉乐”起来。《远游》“泛容与而遐举兮”以下一段，古今许多学者指出它是《离骚》“陟升皇之赫戏兮”一段的续篇，它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屈原入帝宫、天国的经历和宏大场面。这是甚有见地的。屈原教祝融先戒，使鸾皇迎刍妃，在咸池奏演《承云》之曲，娥皇、女英唱着原始的《九歌》，跳着古老的巫舞，“音乐博衍无终极兮，焉乃逝以徘徊”。死亡，在屈原笔下犹如一曲优美动听的赞歌，犹如温馨甜蜜的梦。屈原经营上下、周流六合，到过天边的“列缺”、海底的“大壑”，一直进入“下峥嵘而无地兮，上寥廓而无天”的“太初”，终于“从颛顼乎增冰”，达到了“太一生水”、“太一藏于水”的最高哲学意境，完成了生命的彻底回归。在这里，没有悲伤、哭泣，不存在“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陶潜《挽歌》）那种生命灭寂后的萧条、苍凉的氛围，嵯峨的高坟仿佛就是一座令人神往、留连忘返的瑰丽无比的殿堂。当他从出神的死亡梦幻中猛然苏醒过来时，但见“旧乡”的尘海滚滚，黑暗、溷浊、荒谬、恐怖变本加厉，愈演愈烈，“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生命的存在不再有任何的价值意义，神秘的“本初”世界诱使他毅然奔帝颛顼的水府，拥抱那销魂夺魄的一瞬间。
《离骚》以及《涉江》、《悲回风》、《远游》等诗作的超现实的“上征”飞行、遨游昆仑的神话，都是屈原“反本”于始祖“故居”的死亡梦幻（或者是祭祀的形式），他对死亡形态的认识和内心体验是充斥了原始感性的神秘而亘古的历史回响的。尽管如此，基于这样的生命哲学观念的沉湘自杀，毕竟还有屈原人格精神的另一层面——“伏清白以死直”的理性的生命价值观的积极参与。屈原既有儒家舍生取义的生命价值的取向，又为道家“涉青云以泛滥游”（《远游》）的精神飞翔。屈原选择自杀是以求得他个体感性生命返归其本而达到永恒为宗旨，让受创伤的灵魂在为他绝对尊崇的楚族始祖的“故居”中继续追求崇高的人格理想，完成在他生存的情况下无法实现祖先赋予了他的人格使命，所以，仅仅用“理性的觉醒”或者“情感的冲动”来诠释屈原的自杀行为，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