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从“遂古之初”到“堵敖不长”，《天问》经历了复杂曲折的大怀疑的心灵历程，始于无限而终于有限，始于永恒而终于短暂。当然，无限须在有限中获得它的形象，永恒须在短暂中证明它的价值。这就是《天问》为何问完宇宙起源之后，还要问夏商周三代；一般地问及夏商周三代还不满足，还要特别地问及楚国的历史。自诗歌产生以来，罕见哪一篇能够像《天问》一样拥有如此广阔浩渺的思维空间。在这个其大无比的思维空间中，蕴含着异常珍贵、也相当独特的“屈子哲学”。这种哲学出以质疑的形态，浸透着忧患的感情。与《离骚》、《九歌》相比，《天问》多用四言句式，辞采略逊，但它以独特的结构方式、时空操作和哲理思考，弥补了这种欠缺。

只要认识到《天问》中的“屈子哲学”是出以质疑形态、浸透忧患感情，就不能把这种哲学局限于文字的表面，而必须体悟于文字之外，从它提出疑问的角度和语气，以及不同问题的相互组合中，探寻其隐含的意义。它的哲学层面非常丰富，包括神话哲学、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讨论过天命与人事、失败与成功、兴邦与得贤、政治与女色等广泛的命题，几乎都不曾以逻辑语言去直说，而是控制在诗歌语言的隐显之间。隐之于神话、历史的片断，显之于质疑探询的语气，成之于不同问题之间的参照和联想。比如，女色与政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包含着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命题，但《天问》对它不是一处说完、一语点透，而是通过多次提问，造成相互参照的综合效应。商纣惑于女色而制造剖醢贤臣的惨案，成汤喜得吉妃而逢合贤臣，舜娶帝尧二女而避免顽傲之弟的谋害，桀得放肆的妹喜却招致怨恨的臣子的讨伐。在君王一人的喜怒左右着整个政权行为的专制主义政治体制中，女色的作用不可忽视，它既是政治腐败或清明的一个特殊标志，又可以成为君臣相得的纽带或君臣反目的祸根。此外，如寒浞的炫妻谋夫，浇的宿嫂丧生，以及斗伯比的野合生下贤子，都可以成为政治与女色命题的正反远近、或偶然或必然的例证。《天问》如此反反复复地涉及这个命题，折射着诗人由现实政治遭遇造成的精神创伤或思维情结，同时也揭示了专制体制中存在着君、臣、女色之间三角形的张力，能否妥善处理，会产生不同的力量导向，甚至导致王朝政治的盛衰和君臣个人的荣辱。《天问》不时地关注它，表明在一定程度上已视之为政治运转的某种模式。

《天问》是楚人神思与中原学养相融合的产物。战国之岁，楚地巫风甚于中原，《吕氏春秋·侈乐篇》以风俗观政治命运，称“楚之衰也，作为巫音”。《汉书·地理志》比较各地风俗的特征，结论是“楚地……信巫鬼，重淫祀”。《天问》有如此多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片断，可以和古今语怪之祖《山海经》相参证，说明《山海经》成书与战国楚巫有着深刻的关系。《天问》无疑汲取了与《山海经》同源的一些神话传说材料，甚至汲取了《山海经》式的原始宗教思维方式。这番汲取对于拓展《天问》奇诡幽丽、不受传统模式束缚的思维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天问》又是以一系列的对神话传说的质疑方式写成的，它在走出神话的同时也走出了巫风。它属于突破巫风笼罩的文人诗歌的里程碑。

这种突破巫风的努力，是得到中原学问的支援的。中原史学的发达，以及逐渐罕语怪力乱神、转而探究宇宙结构模式和历史兴衰规律的学术思潮，提升了诗人的学问层次，并转移了他的文化趣味，使他对乡邦的巫风思维产生了怀疑。可以说，《天问》乃是以诗与哲学相交融的方式，进行了一次楚人与中原的大规模的对话。其中有解不开的疑惑，有说不完的话题。比如，中原传闻是共工与颛顼争帝位，怒而触断天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楚人却偏要说这是康回所为，这就有点像古罗马人把古希腊主神宙斯改为尤皮特，战神阿瑞斯改为玛尔斯，爱神埃罗斯改为丘比特一样，名字的变换中包含着不同神话系统或支脉的对话。又比如，鲧治水失败，在中原被视为不可饶恕，乃至《尚书·舜典》把他归入“四凶”之列：“流共工于幽州，放讙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但是《天问》却对“鲧疾修盈”与四凶并投的理由提出质疑。它并不隐瞒鲧治水失败，却认为尧、舜二帝负有领导责任，而且又允许失败，认为大禹治水是子承父业，变化策略，“遂成考功”。对鲧禹治水神话的不同解释，体现了不同神话系统的对话，也包含着对中原神话历史化过程的怀疑精神。至于《天问》中的夏、商、周三代史料，诸如禹、启家传，汤、武革命，桀、纣淫暴之类，多为中原典籍所述，而由此引发的一连串质疑，却充满着楚国诗人与中原文化对话时的特异感觉和批判锋芒。

在楚国诗人与中原文化的大对话中，《天问》以宏大无比的思维空间和奇异无侔的表现方式，从根本上把固有的诗学法则打破了，甚至在两千年间成为“绝响”。这种绝响性诗学法则的突破，如天书惊世，引起历代注释者和解读者的困惑不安，名之曰“错简”。谁也不否认可能有若干错简，问题在于错简概率有多大。何以把《离骚》、《九歌》等作品的错简看得那么微不足道，唯独把《天问》的错简断为一塌糊涂？应该看到，成功的文体变式中存在着天才，抹杀了变式，就等于抹杀了天才。《天问》不是给你讲一个完整的古老的故事，而是在故事的片断、缝隙之中和投影之外，讲一种独特的哲学。如果按照平常的表述方式，把《天问》诗行分门别类地归纳为天文、地理、神话、夏商周三代历史以及楚史、乱辞诸门类，那它只不过是一部没有多少文采的平平之作。它在诗歌史上不可代替的真正价值和贡献，正在于它破天荒地创造了高度错乱时空顺序以深化哲学联想的诗歌表现形态，创造了以时空漫无头绪的对撞以激发语义活力的奇迹。(https://www.daowen.com)

且看这种奇迹般的“对撞效应”。时间顺序的中断和跳跃，刺激着阅读心理由惊异进入深思。才关注到成汤起用贤臣伊尹而消灭夏桀，时间却急遽倒转，跳跃到成汤的远祖，追问起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王亥牧牛羊而遇害，这就不能不引起读者的怪异，思考如此组合的意义何在。成汤的崛起是得益于祖宗的阴德，还是祖德不可续，全凭人力续之兴之？进一步深思还可以解读出，这里暗示的历史哲学属于天命论，还是人力论？如果不用时空错乱的手法而只是平铺直叙，那是无法产生如此的思维效应的。时空错乱和连接的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有远接与近接、顺接与逆接、正接与反接等种种不同。而且连接并不是那么榫卯相对，而是存在着可供多种解释的“有意味的错位”。比如才提到“荆勋作师”，也就是楚国有作为的先王们艰苦奋斗、开疆拓土的漫长的光荣历程，便跳跃到“吴光争国”，也就是吴王阖庐几乎颠覆楚国的屈辱史，这就构成了时间上的远接和文意上的逆接。远接兼逆接，撇开了楚国历史上的许多细枝末节，大刀阔斧地选择了正反两个典型事件组合起来，让读者在出乎意料之中思考其间深刻的情理，从而感慨不已地寻味着弱可变强、祸也伏福的历史辩证法。《天问》以貌似错简的时空错乱之技，蕴藏着和表达着它借天以问神话、问历史人事的大怀疑大忧患之道，它似乎在乱翻“三坟五典”、奇书信史，使人们在有序无序之间惊异于某种事件何其相似，似乎历史在循环；又困惑于事态变动何其巨大，似乎天命无常。正是在一乱翻、二惊异、三困惑中，它言而未尽言、未尽言而已言地展现出屈子哲学。而且在这些哲学之外还有它的艺术哲学：在浩瀚无垠的天之所问面前，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又何妨作一些别有意味的错乱？

杨义（1946—），广东电白人。担任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院学位委员、文学研究所学术委员。在海内外出版著作三十余种，主要有《鲁迅小说综论》、《鲁迅小说会心录》、《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历朝小说与文化》、《京派与海派比较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比较文学批评史纲》、《中国叙事学》、《李杜诗学》等。本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