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离骚》中神界的漫游

一、关于《离骚》中神界的漫游

一首《离骚》绝大篇幅是写屈原在神国漫游和求女。屈原向舜(重华)陈词之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从苍梧(舜所居)出发,预计傍晚赶到县圃[2]驻脚。[3]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不容许他耽搁,故他虽是很留恋苍梧的神境,却又恐怕太阳老爷忽忽将暮。为了把事情办得从容不迫,他先派人通知羲和慢慢地赶着太阳车子,不要望着崦嵫山匆匆地奔去,因为路程极长。他又要到处搜访。离开苍梧的第一站,他到了东方的旸谷,[4]在那里的咸池饮马,然后把马拴在扶桑树上,作一暂短的休憩。等到从旸谷出发时,大概是因为将要到达昆仑,[5]朝见尊贵的上帝了罢,他重新整顿一番仪仗队伍,才浩浩荡荡地奔向前去。但此次出师很不利,本是急待启程,雷师却回禀说准备工作尚欠停当,而在途中偏又遇到大风和云霓的阻挠。这些不祥的兆头,引出的结果是上帝的阍者不给他开门,拒绝接纳他这不速之客。他只好手持幽兰的花束,无聊地徘徊在宫门之外,眼看那将沉的太阳渐渐地暗淡下去,大概是熬过了痛苦的一夜吧,第二天早晨他渡过白水,登上阆风。[6]阆风本来是距昆仑主丘很近的一座神山,屈原在碰了钉子之后,可能还有些恋恋不舍的心情,所以他虽是走开,却走得很近。果然,当他登上阆风,回顾那巍峨的昆仑高峰,不禁流下了悲伤的眼泪,哀叹那高丘无女可求。

以后他又路过东方青帝之宫,在那里重新整饬一番,准备去追求下方的女子。[7]这次他不再直接出面了,通过蹇修、鸩等媒人去向宓妃、有娥之佚女、有虞之二姚致送聘礼。结果全没成功。求女的失败,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十分惋惜那些闺中的女子与他隔绝得很远,又悲叹楚王的不醒寤。他的失望使他痛苦,怀疑也无法开释,于是跑去请灵氛、巫咸给他占卜。最后,他听从卜筮的指示,抛开楚国到天国去遨游。[8]先经过昆仑、天津、流沙、赤水、不周,最后到达西海。可能从西海的某地就可以登天吧,待到他真的升到光明的天国时,却是难以打发那些怀恋故乡的缱绻之情了。

通过上面一段叙述,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来讨论:

首先,屈原为什么会想到人(具体说就是他自己)能够到天国去漫游?我认为这是由于屈原得到了巫术的启示,所以有必要先来研究一下古代的巫术。巫术发源于原始社会的宗教。那时人们相信有神的存在,在祈求丰收、禳除灾异,以至举行一次重大的活动(生产的或社会的)之前,都要向神祷告,求神的保佑并指给方向。人们在祈祷时朗诵着自己创作的祭歌、咒语,举行着一定的歌舞仪式。[9]这就是巫术的最早形态。但是,这时并没有专职的巫祝,生产者每个人都能兼做后来巫祝所做的事情。大概这时神离人们也并不很远,或者就混杂在人世中间。后来由于社会关系逐渐出现了等级,神离开人们愈来愈远了,有些尊贵的大神简直升到高高的天上,要祀神也不很容易了;再者由于生产的发展,人们所要做的事情多起来了,无暇经常去进行祈祷。这样就慢慢地产生了专职的巫祝。《吕氏春秋·勿躬》和《世本·作篇》都说:“巫咸作巫。”《说文》也说:“古者巫咸初作巫。”可见专职巫祝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相当阶段的事情。[10]关于专职巫祝的产生,历史上有一桩相当重要的事件,应该特别提出来谈一谈,这就是颛顼的“绝地天通”。《周书·吕刑》始记载这桩事情,春秋时楚昭王看到《周书》的记载,不明白它的意思,问大夫观射父说:“《周书》所说:(颛顼命令)重和黎二人隔绝天和地的通路,是什么意思呀?如果不这样做,是不是老百姓都能够登天呢?”从观射父的回答当中,看出他并不理解《周书》所记载这桩事件的真正意义。他说:“古者民神不杂”,后来始“民神杂糅”,恰恰把事情弄倒了头,事实上“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才是上古社会历史的实情。倒是那楚昭王的问,却无意中接触到问题的真相。[11]是的,在原始社会人们确认可以登天,这是有很多史料可资证实的(详后)。后来,这位颛顼出来做上帝(在古代上帝都兼人王),看到神可以随便从天上降到人间,人可以随便由人间升到天上,人神接触频繁,神向人们乱发指示,造成社会上思想的混乱,给他的管理工作带来许多麻烦。于是就命令重和黎二人隔断了天地的交通,让重专门管理天界的众神,让黎专门管理地上的百姓。从此,神和人各安其居,去过太平日子。但无奈老百姓仍是相信神的,同时把集中的神意传达给老百姓知道,让他们的行动有所遵循,对他的管理工作仍然十分有益。所以他又只让少数的人,来从事这种沟通神人关系的工作,给他们以登天的权利。古文献所载关于“作巫”的事,当在这以后。

这里引出的登天问题,因与本文关系密切,有必要详细地谈一谈。古代人想象登天还是比较单纯的。据说只要通过一种所谓“天梯”,就能够一步步地攀登上去。据古文献记载,“天梯”共有两种:一种是神木,另一种是神山。前者,例如《山海经》和《淮南子》记载一种叫做“建木”的大树,缘着它就能上天。[12]因与本文关系不大,不去详细谈它。至于缘着就能登天的神山,古文献中多有记载。例如《山海经·大荒西经》所载:“巫咸国……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又载:“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丰沮玉门,日月所入。有灵山,巫咸……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海内经》所载:“华山青水之东,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高,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等等。这里所谓“上下”、“升降”都指上天下地而言(郭璞以为是上下山往来采药,颇谬)。可见登葆山、灵山、肇山都具有“天梯”的性质。此外,还有昆仑山、不周山[13]等,也都可上达天庭。特别令人感到兴趣的是《淮南子·坠形训》还有一段关于登天的具体描写:“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至此,古人关于登天传说的大致轮廓就比较清楚了。登天既然这么轻而易举,无怪乎人们要来经常地攀登。在这种情况下,颛顼出来加以干涉,命令重和黎“绝地天通”,至于怎么个“绝”法,史无明文记载。据我揣测,可能在那些“天梯”的周围,设置一些人为的障碍,给人们的攀登造成困难,例如昆仑山和建木,就有一些神兽把守,[14]这些神兽都很凶恶,能吃人。人们犯不上因登天被它们吃掉,所以后来也就不去问津了。此外,一些天然的障碍也起了相当的隔绝作用,如昆仑山的周围“鸿毛不能起”的“弱水”和“投物辄燃”的“炎火之山”;[15]《离骚》说屈原涉赤水时,连蛟龙尚不能独自胜任,不得不求助于西皇等等。[16]

把以上有关巫术登天的一些情况,与前面关于《离骚》漫游天国的叙述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两者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而后者正是脱胎于前者的。当然,也可以从另外角度提出问题,比如说《离骚》所描写的漫游场面,也可能从神话中得到启示,而与巫术无关。这牵涉到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我以为:第一,古代神话大都是通过宗教的媒介保存下来的,而楚国民间神话的保存,更与巫风有关。于此,只要举《天问》和《九歌》的例子就足够说明。《天问》据王逸说是屈原“呵壁”之作,目前大家也都承认;而把一些神话传说涂绘在庙宇的墙壁上是什么意思呢?它的本身不就说明着这些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吗?《九歌》就更明显了,其中的神话材料都是直接为巫术服务的。第二,古代神话与宗教虽彼此结合,互相渗透,然二者在本质上有所不同。神话基本上属于艺术的范畴。屈原虽然在思想上受神话影响,但在创作的艺术手法上则更多地受了宗教巫术的启示。因为神话本身大都是讲述关于某神的故事,而《离骚》所描写的,却偏偏不在于这些故事。除去舜前陈述的一段言词(这只是屈原在抽象地讲道理,在形象上不与屈原发生关系)外,几乎全未讲到神话故事本身,一些神话中的人物,只是随时拉来为其漫游服务。这样的漫游手法,很难说是从纯粹的神话中得到启示,但它与巫术中神与巫的交通却极相像,可以说是直接受到巫术的影响。第三,前面所引《淮南子·坠形训》由昆仑上登天的材料,我以为不是纯粹的神话的材料,而是有关巫术的材料。因为那是写人登上昆仑可以不死,乃至有灵或者成神。纯粹神话的材料,不会如此。它与《离骚》的漫游场面极相仿佛。由此可见,《离骚》中的神国漫游场面,实际是脱胎于巫术,具体说是脱胎于巫术传说中巫和神之间交通的登天。

其次,关于神界漫游的地理,屈原漫游神国的经历已如前述,归纳起来:第一次漫游的路线,大致是先南方(苍梧),次东方(咸池、扶桑),后西方(昆仑、县圃。也是此次漫游的目的地),最后又折回东方(春宫);第二次漫游就全在西方了。《离骚》中所提供的如上的地理环境,大致与《山海经·五藏三经》的记载是合拍的。这证明对祖国的分布,屈原与《山经》有着大致一样的看法,下面提出两个例子略加说明。

一是关于西方的境界,这是屈原两次漫游的中心点。见于《离骚》中的地名的散布,据《西次三经》记载如次:(《西次三经》的地理途程计算以崇吾山为首)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按距崇吾山670里)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距崇吾2010里)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赤水出焉。(距崇吾2410里)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乐游之山,桃水出焉。

……西行四百里曰流沙。(距崇吾3180里)

文中的不周山、平圃(郭璞注:“平圃即元圃。”按即“玄圃”或“县圃”)、昆仑、赤水、流沙都见于《离骚》,它们的位置也都在西方。可见两者大致是不差的。

二是关于县圃的位置。其说有三:一以为在昆仑之上,《淮南子》、《楚辞章句》、《十州记》、《水经注》等均持此说。一以为即舂山之泽,《穆天子传》记载如此。据《山海经·北山经》,单孤之山以北2670里有边春之山。郭璞注云:“或作舂山。”毕沅补云:“疑此即……《穆天子传》所谓舂山也。”是县圃又在北方。一以为在槐江山上。《山海经·西山经》载:“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实惟帝之平圃。……南望昆仑。”又载:“西南(指平圃之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县圃又不在昆仑山上。这些都是时人对神界的传说:其实现实中本无所谓神界。此类传言均属虚构,因此要确定地指出它的地点是很困难的,但据《离骚》地理散布多与《山经》相近,县圃一项不甚违谬,[17]故仍以遵《山经》的记载为宜。(https://www.daowen.com)

《山经》是先秦产生于巴、蜀一带的一部地理书。其中关于神国的记载与宗教祭祀有关,或者就是巫祭的指南。《离骚》漫游神国地理与此大致合拍,亦见出它对宗教传说的采择与运用。

再次,屈原在神国漫游,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他驱遣着一支盛大的仪仗队。《离骚》中有两处具体地描绘了仪仗队的阵容:一处是他向舜陈词之后,到达了东方的旸谷,及至从旸谷出发时他写道:

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鸾皇为余先戒兮,雷师告余以未具;吾令凤鸟飞腾兮,继之以日夜。

另处是他听从了灵氛和巫咸的“吉占”,决心离开楚国,到神国去遨游,他写道:

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麾蛟龙使梁津兮,诏西皇使涉予。……屯余车其千乘兮,齐玉軑而并驰。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

屈原所以对他的漫游加以如此渲染,并不难理解。首先,因为他是在神国漫游,从描写技巧上说,就必须处处与此漫游相称。其次,从屈原的心理上说,他在人世间感到极大的孤独,他的内心极力想摆脱这种孤独感,但在现实中很难做到,所以在幻想中他把自己描写成并非孤独者。这些道理都很浅显,不必去详细谈它。这里要谈的是关于仪仗队的描写与巫术有什么关系。许多人往往引《淮南子·俶真训》的一段话,来说明《离骚》的仪仗队:

若夫真人,则动溶于至虚,而游于灭亡之野,骑蜚廉而从敦圄,驰于方外,休乎宇内,烛十日而使风雨,臣雷公,役夸父,妾宓妃,妻织女。天地之间何足以留其志。

从字句表面看来,《离骚》所写与此不无相似之处。其实《淮南子》这段话,骨子里充满道家的出世思想,与《庄子》的《逍遥游》、《大宗师》极相近,而与屈原的思想毫不相干。不过它却与《离骚》在手法上同一出源。它们同是运用了巫术的材料,《淮南子》向道家跨出了一步,而《离骚》却保留着巫术的最初面貌。《韩非子·十过》有一段记载,极近《离骚》:

昔者黄帝俣鬼神于泰山之上。驾象车而六蛟龙,毕方并鎋,蚩尤居前,风伯进扫,雨师洒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后,腾蛇伏地,凤凰覄上,大合鬼神,作为清角。

这个故事据说是出自师旷回答晋平公的问,当在《离骚》之前,同样有相当浓重的巫术色彩,而两者当同源于巫术。要证明此点,并不困难,只要翻一翻《山海经》即可迎刃而解。《山海经》里有许多关于神的仪仗队的记载。如四方之神祝融、蓐收,禺疆、勾芒,就各乘两龙。[18]又如《海内北经》载:“冰夸,人面,乘两龙。”郭璞注云:“画(指《山海经》今佚)四面各乘灵车,驾二龙。”不但乘龙,还有龙驾的车子。《大荒西经》还载:夏后开(即启)乘着两条龙登天,三次做上帝的宾客。[19]此外,《山海经》还有关于西王母役使三青鸟。[20]关于凤凰和鸾鸟、[21]关于蚩尤请风伯雨师[22]等记载。《山海经》的记载比《离骚》等在材料上似更为古远,所以后者很可能是在前者的基础上逐渐综合起来的。

除此之外,还可用《九歌》来加以印证。《九歌》原是巫歌,虽经屈原加工,仍保存巫歌的基本面貌。那里面的云中君、大司命、东君、河伯便都乘龙,[23]而大司命、少司命又能呼风唤雨。[24]

综合以上论述,说《离骚》中关于仪仗队的描绘,是受了巫术的影响,当无问题。

最后,关于《离骚》中的求女。对此问题,学者早就注意予以探索。闻一多先生认为《离骚》中多以“美人自拟”,是因屈原本为楚王的“文学弄臣”。[25]游国恩先生则认为屈原身为臣子,而“臣子的地位与妻妾相同”,“所以他把楚王比作‘丈夫’,而自己比作弃妇”,[26]这些说法虽举出一些理由,但都似嫌牵强。如从整体观念出发,而不是寻章摘句,就会看出《离骚》中诗人并没把自己刻画成一位女人的形象,尤其是诗人自己或通过媒理去求帝女、宓妃、有娀佚女、有虞二姚,很明显是一个男人的作为,实无法说他是个女人。

至于《离骚》中的求女,我认为也是受到巫术影响而采取的手法。在原始社会里,宗教原与男女性爱关系极密,祭祀神祇往往成为发展爱情的良机。这样的习俗,大概维持很久,一直到《诗经》的时代仍然有迹可寻。《陈风》的《宛丘》与《东门之枌》中两位婆娑起舞的少女(正在祀神的巫女),就曾引起两位少年的钟情,特作歌表示爱慕;《郑风》的《溱洧》据韩诗说“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似亦为一种祭祀活动,而诗中说“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借祭祀以发展爱情,极为明显。屈原当时的楚国巫风盛行,楚国民间青年男女的爱情虽不必待巫祀时去发展,但巫祀仍不失为一个良机;同时巫祀用以娱神的歌舞,必首先起到娱人的作用。女巫迎合观众心理,造为情歌,亦为理所当然。我们看经屈原所加工过的楚民间祭歌的《九歌》,大都写神与神或神与人之间的恋爱,就是这个道理。既然祀神歌辞可以大谈特谈男女爱情,可以想象得到,受过宗教巫风影响的诗人屈原,用“求女”作为创作上的一种比喻手法,是极为自然的。试用《九歌》中描写男神女鬼的恋爱,与《离骚》求女思慕之情加以对照,就可看出它们之间是何等的相像!以上论述还只是从外部从侧面加以印证,如进一步看看《离骚》本身,则问题将更加明显。《离骚》所描写的神国漫游,原为一种求神的举动,表面上是巫者求神的形象。其仪仗队、衣饰服器(详后)均为巫者所具有。因此说“求女”即巫者的求神,如说女巫求男神,则男巫自当求女神。而在求女中对女方致以爱慕,也正是楚国巫歌的一般特点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