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命运动
楚艺术十分重视表现生命运动之美。这在《楚辞》中也有很清楚的表现：
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离骚》）
凤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离骚》）
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离骚》）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湘君》）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湘夫人》）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大司命》）
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悲回风》）
叛陆离其上下兮，游惊雾之流波。（《远游》）(https://www.daowen.com)
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蟉虬而蜲蛇。
雌蜺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远游》）
如果我们再把楚辞中的这些描绘同楚地的造型艺术结合起来看，就会看到同一倾向的十分鲜明强烈的表现。楚造型艺术总是力求要化静为动，虽静犹动，蕴含着一种活泼、热烈的生命力。就结构的形式法则来看，它常常大胆地打破那种呆板的平衡对称，而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的平衡，很类似于中国后世的草书。
这种对生命运动的力之美的重视，又同上述“流观”意识分不开。因为在这种意识中，自然、整个宇宙是由阴阳二气的交互作用而不断变化运动着的。楚辞明显继承了古代阴阳观念。《天问》中说：“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涉江》中说：“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和阴阳相关的“气”、“变化”、“变易”的观念也屡见于楚辞。《大司命》中说：“高飞兮安翔，乘云气兮御阴阳。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一阴一阳兮，众莫知余所为。”这里更为清楚地说明宇宙中充满阴阳二气的运动变化，远游高举，周游上下，是由于“乘云气兮御阴阳”。灵衣被被（不绝飘动貌），玉佩陆离（五光十色，闪烁不定），也同阴阳二气的运行相关。而这种源于阴阳二气的不绝的运动、起伏、翻飞、翱翔，在楚人看来是十分美丽的。楚辞及楚地的造型艺术以至舞蹈、音乐，都在竭力地捕捉、描绘、表现这种美。这是楚艺术的一个十分显著、重要的特征。如前引《离骚》中的话，“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用以形容楚地丝绸图案之美，也是极为贴切的。又如前引《远游》中的话，“玄螭虫象并出进兮，形蟉虬而蜲蛇。雌蜕便娟以增挠兮，鸾鸟轩翥而翔飞”，这本是形容舞蹈之美的话，但用以形容楚工艺美术的图案设计、造型意象的美，同样极为贴切。
楚艺术以源于阴阳的生命运动为美的观念，很自然地会使我们想到出自《周易》，并贯穿在中国古代艺术与美学中的重要观念，即“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确，两者有明显相通之处，楚辞的阴阳观念也无疑与《易经》相关。但是，在《周易》中，被视为“天地之大德”的“生”，是与儒家政治伦理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天地万物都被比附于儒家的伦理，涂上了浓厚的伦理色彩，打上了等级制度的烙印。在楚辞、楚艺术中无疑也有着儒家伦理观念的表现和影响，但楚辞、楚艺术对自然生命的运动之美的表现，并不是处处为了说明儒家的某种伦理观念，而主要是同前述的“流观”意识，对大自然的永恒、无限的赞美，对一种超出人世污浊、黑暗、痛苦的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相联系的。因此，在表现形式上，它比北方周秦的艺术要大胆、自由得多，更富于自然流露的、强烈的情感色彩。这只要把商周古鼎上的装饰纹样同楚地流行的纹样一加比较就可明白。同样是表现云、水的纹样，前者是严格地规范化了的，后者却十分活泼而自由，不完全是图案式的。
无疑，在北方商周艺术中也有对生命运动的力之美的表现。但其基本特征是《周易》一再阐明的“刚健”，常有一种肃穆威严的崇高感。而楚艺术中的表现，既是有力的，同时又是轻盈、婉转、流动的。这是一种柔中之刚，同尚柔的道家思想对楚地的影响密切相关。当然，楚人也尚武，楚辞中也表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如《国殇》就是。但在楚艺术中，这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东西。而且，即令是《国殇》表现的阳刚之美，也不同于北方高渐离为荆轲送行时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高歌，仍然显得有一种委婉细腻的深情在。我并不想否认北国艺术的特有的、同样是伟大的成就，但我以为还要充分注意楚地艺术的那种微妙的魅力，那种活泼自由的灵气，那种曲折婉转的情感表达。它很少有北方儒家那种束缚个性的严格规范和北方艺术常失之直露的缺点。
一种轻盈、婉转、流动而又不流于委靡、软弱、柔媚，并且提到了宇宙意识高度的生命运动之美，鲜明地表现在楚艺术中。这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加以研究、继承、发扬的。我曾多次说过，西方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Susanne K·Langer）认为艺术是“生命的形式”，这与中国古代美学很有相通之处。但西方对生命的理解与中国古代的理解又有很大差别。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大问题，此处无法详论。很粗略地说，西方常局限于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去理解生命，近现代以来生命问题获得了重要的哲学意义，但又有不少人把生命问题的解决引向了非理性以致反理性的道路上去。中国古代则不然。它很早就把“生”提到了“天地之大德”的地位，充分确认生命的保持和发展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生存的根本，存在与生命不可分。而自然生命的运动变化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又是合目的而合规律的（儒道两家均同），因此在自然中没有什么非理性的东西，自然本身就是合乎理性的，并且应当为人所效法。这就从根本上堵塞了通向非理性、反理性的道路，但却又不因此否认生命是自然的感性的存在，不但不提倡，而且反对禁欲主义，反对毁弃生命。理性的要求与自然生命欲望的满足两者的统一，始终是中国哲学、美学的一个根本思想。从表现于楚辞及楚艺术中的思想来看，屈原的《天问》正是为了要对自然和人类的存在求得一种合乎理性的解释（不是如历来不少注家所说仅仅是为了讽谏），表现了屈原对自古相传的神话的疑惑，充分说明屈原不认为自然是非理性的。屈原的自杀也绝不是非理性的冲动的结果，也不是对生命的意义、价值的否定。相反，自杀是屈原经过反复痛苦的思考后所做出的决定，而且正是屈原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的实现高度执著和热爱的表现。我们甚至可以说，屈原的自杀不是由于厌弃生命，而恰好是因为他太热爱、珍惜生命。如果屈原接受女媭、渔父的劝告，像道家那样对人世的是非、曲直、荣辱采取一种和光同尘、与世推移的态度，那他是不会去自杀的。屈原的自杀，以及那些等于是他自杀的遗书的作品之所以被千古传诵，主要并不是由于表现了他的“忠君”，更重要的是由于表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意义、价值的高度执著和热爱，充满着对生命、故土的深情眷恋。所以，屈原的自杀变成了对生命的崇高礼赞，根本不同于历代那种基于愚忠愚孝的自杀。正是在楚辞和楚艺术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对生命的热爱的十分鲜明强烈的表现，并且还带有我们民族童年时期那种异常真纯的光辉。老子赞美儿童，说“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楚地的艺术，也正好有一种儿童的稚气、天真。如《虎座飞鸟》中的虎，并无狰狞可怕的样子，有如为儿童制作的玩具。在我们今天的条件下，努力继承发扬楚艺术中那种热爱生命的精神，是不是比一味地追随西方现代的美学和艺术，去做作而空洞地表现一种非理性主义的神秘冲动要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