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回风》——诗人心灵的自祭
《悲回风》是继《惜往日》之后，屈子绝命之辞的第二篇，约写于顷襄王二年（前297年）的秋天。如果说《惜往日》着重从屈骚精神基点的社会一面出发，是诗人临近生命极限之时对已往所投注的社会进行的重新审视，是对自己政治经历的一种反思，那么继此之后而作的《悲回风》则是从屈骚精神基点的自我一面出发，对“佳人”即诗人自己的处境与未来的一种忧思，是诗人心灵的自祭。
在屈子的诗作中，较少对外在客观环境作具体真实的描绘，而此篇开篇所云“悲回风之摇蕙兮”，确实启宋玉“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秋描写。回风摇蕙，万物凋零，睹一叶而知秋，秋季的肃杀与诗人悲凉的心境相合，故虽仅此一句，也足以烘托渲染出诗人此时此刻“心冤结而内伤”的心境。“物有微而陨性兮，声有隐而先倡”，这两句是对“回风摇蕙”的具体感慨。所谓物微陨性，是指蕙草等物遇秋逐渐变衰以至凋零的过程；所谓声隐先倡，是说回风看似无形，却能兴肃杀之声。屈赋中多以香草自喻，因而“回风摇蕙”的自然之景无疑会触发诗人多愁之心，并与诗人被逐的处境及走向生命终点的心境联系起来。“陨性”一词，可见诗人把蕙草看做是生命，一个生命的完结，将要给走向生命终结的诗人以多大的刺激！这似乎也预示了本篇所抒发情感的特征是着重于自我个体生命的思考。当诗人有感于回风摇蕙而对瞬息万变的个体生命有所思考之时，首先出现在诗人脑中的是先贤彭咸。
林云铭说：“《思美人》、《抽思》两篇皆一言彭咸，《离骚》两言彭咸，惟此篇三言彭咸，自当以彭咸为主脑。”[10]应该说，彭咸在屈赋中含义，应随上下文的不同含义各有所指。按照王逸所说，彭咸为殷之大夫，谏君不听，投水而死。屈原对彭咸的效法，不仅仅在于他外在的水死方式上，更多的还是对这位先贤的精神上的继承。因而，本篇中三次出现彭咸，这里第一次出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万变其情岂可盖兮，孰虚伪之可长！鸟兽鸣以号群兮，草苴比而不芳。鱼葺鳞以自别兮，蛟龙隐其文章。故荼荠不同亩兮，兰茞幽而独芳。”联系上下文来看，很难说诗人就是以彭咸的水死为榜样。从紧接着的一系列的比喻来看，彭咸无疑是作为诗人一生恪守己志的一种榜样与象征。因为在诗人看来，情志多变，虚伪不能久长。诗人要在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现实中，特立独行，虽如兰茞幽处却能独有芬芳。诗人在这种对比中，形象地说明了为何对彭咸志有独钟的重要原因，这也是诗人自许、自期、自守之所在：“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统世而自贶。眇远志之所及兮，怜浮云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窃赋诗之所明。”[11]“佳人”是诗人自喻，诗人想到唯有佳人经历万世，永远美丽姣好，自己志向高远，堪谓“青云之志”，这种远大的志向可感动后人，就像自己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可见，诗人身处幽僻，虽有感于回风摇蕙，对生命的陨落，虽悲从中来，但是当诗人转而对自我个体生命进行思考时，诗人从自我设立的志向中，从古先贤的身上却找到了无限的自豪与自信。这与《涉江》开头高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所表达的情感是一致的，只不过因本篇有“悲回风”之悲音，使得《涉江》中的“高吟”在此处略显低沉，但这正说明了诗人不管处于何时何境，其对自我精神的坚守是始终不变的。
但是“佳人永都”不是为了孤芳自赏，屈骚精神对自我与社会双重固持，这种自我与社会的不可分离性，决定了诗人虽正向生命的终点走去，虽对楚王及楚国黑暗的政治产生了绝望，虽对自我的“远志”恪守终生，但是诗人不能容忍的却是“佳人自处”。因而“佳人永都”与“佳人自处”对立，是诗人当下的品性与处境，但对诗人来说又很难将二者结合起来，安然度过余生：
惟佳人之独怀兮，折若椒以自处。曾歔欷之嗟嗟兮，独隐伏而思虑。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以至曙。终长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从容以周流兮，聊逍遥以自恃。伤太息之愍怜兮，气于邑而不可止。纠思心以为纕兮，编愁苦以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随飘风之所仍。存仿佛而不见兮，心踊跃其若汤。抚佩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岁曶曶其若颓兮，时亦冉冉而将至。薠蘅槁而节离兮，芳以歇而不比。怜思心之不可惩兮，证此言之不可聊。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泪兮，放子出而不还。孰能思而不隐兮，照彭咸之所闻。
这可以说是再现了诗人不能安然自处的隐痛了。诗人叹息思虑，长夜漫漫，涕泣不眠，愁苦填胸。而尤其让诗人感到焦虑的是，自己的生命也如同蕙草一般，任回风摆弄，行将陨落。《离骚》中“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的忧患意识在本篇中又以另外一种形式再次得到展示，但更多了一层老死芳歇、终不比合的意味。俗语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是诗人回头想想此言却并不可靠。在《抽思》、《哀郢》篇中所表现的诗人那种对故国的眷念，此篇中似已荡然无存。面对迁逐不归的境遇，诗人再次想到了彭咸：照彭咸之所闻[12]，即《离骚》篇中“愿依彭咸之遗则”之义。这是本篇第二次提到彭咸，从开篇的作为一种人格与精神的典范，至此则转为一种形式上的效仿，以水死的方式来实现宁死不屈的志节与对自我精神的承诺。
逐臣的处境给屈子带来的精神上的矛盾与冲撞，在屈子对他所投注的社会产生绝望之际，而对自我的固持又不能完全支撑起他的精神架构，解脱不了他的精神困境，诗人以死的方式来证得他精神的存在与理想的价值，这也就是诗人唯一可走之路，尽管诗人走向这一道路时态度是如此的坚决而又如此的不忍。以下诗人登高远望的描写就是诗人这种心境绝好地表白：
登石峦以远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响之无应兮，闻省想而不可得。愁郁郁之无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羁而不开兮[13]，气缭转而自缔。穆眇眇之无垠兮，莽芒芒之无仪。声有隐而相感兮，物有纯而不可为。藐蔓蔓之不可量兮，缥绵绵之不可纡。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https://www.daowen.com)
诗人在这里凸现的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幽寂氛围，故王夫之云：“此以下述被迁以后，不可忍而誓死之情。”[14]一般注家均认为，诗人这里的登高望远，其所望的是故国郢都。王逸云：“升彼高山，瞰楚国也。郢道辽远，居僻陋也。”王夫之曰：“登高山而回瞻故国，省想其声容，不可得而见闻，君臣之恩已绝，宗国之安危不可知，是以郁戚愈不能堪，如下文所云。”[15]蒋骥言：“欲死而未忍忘君，故登高以望之，而熟视不睹其影，静想不闻其声，则愁思转增矣。”[16]以屈子对宗国狐死首丘的眷眷之心，作如上解释未尝不可，但是诗人在这里凸现的是一种毫无生气的幽寂氛围，所以我们倒不必执著于诗人的爱国情怀。从本节最后一句“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来看，这种幽寂的氛围，是诗人决心效法彭咸一死以实现自己的精神承诺之后，环顾四周而产生的对这个世界的感受——一种近乎绝望的感受，我们作这种理解似更接近于屈子此时此刻不忍死而誓死的心态。说其不忍死，是因屈骚精神的实践的社会品性，决定了他必将自我的理想与精神投注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说其誓死，是因他所投注的社会又是那么毫无感情地拒绝他的情感与精神的投注。这种情感的张力，使得屈子走向死亡的路上绝不显得洒脱甚或悲壮，这样诗中出现这种幽寂的氛围与下文所描写的无所适从的心态也就是很自然的了：
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蜺之标颠。据青冥而摅虹兮，遂倏忽而扪天。吸湛露之浮源兮，漱凝霜之氛氛。依风穴以自息兮，忽倾寤以婵媛。冯昆仑以瞰雾兮，隐岷山以清江。惮涌湍之磕磕兮，听波声之汹汹。纷容容之无经兮，罔芒芒之无纪。轧洋洋之无从兮，驰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右。泛潏潏其前后兮，伴张驰之信期。观炎气之相仍兮，窥烟液之所积。悲霜雪之俱下兮，听潮水之相击。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见伯夷之放迹。心调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无适。
正如前人早已指出的，这段是继上文“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而来，描写的是诗人魂游水死之路。蒋骥言：“此下皆预设魂游之境，此言由水而登天也。”[17]钱澄之曰：“此篇凡累言‘从彭咸之所居’，盖决志自沉矣。此下则言自沉后魂之登天入地，无所不之。”[18]但诗人效彭咸水死却先登天，颇启后人彭咸非水死之说，如汪瑗《楚辞集解》说：“《楚辞》中言彭咸者凡七见。《离骚》曰‘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又曰‘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抽思》曰‘望三五以为像兮，指彭咸以为仪’，《思美人》曰‘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悲回风》曰‘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又曰‘孰能思而不隐兮，昭彭咸之所闻’，又曰‘凌大波而流风兮，托彭咸之所居’。详玩此数语，亦未见彭咸为投水之人。其所谓‘凌大波而流风’，犹《哀郢》‘凌阳侯之泛滥’、‘顺风波而流从’之意耳。”[19]清俞樾更加明确地说：“然其下即曰：上高岩之峭岸兮，处雌蜕之标颠。既思投水，何又思登山乎？盖登山涉水皆是从彭咸之所居。于水言彭咸，而于山则举雌蜕以俪之，此古人文法之不拘。”[20]闻一多先生亦言：“考《离骚》‘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与此‘托彭咸之所居’语同。彼言彭咸所居，实指昆仑上层之天庭，则此言彭咸所居，亦当指下文‘高岩之峭岸’、‘雌霓之标颠’云云，而后文摅虹、扪天、吸露、漱霜、依风穴、冯昆仑，皆既至彭咸所居后之所从事。然则所谓‘凌大波而流风’者，乃造彭咸之过程，非谓彭咸所居即在水中也。”[21]
屈原设想死后魂游之路，即上天入地——升天浮江之路，与古人对死后魂魄的看法密切相关。《左传》昭公七年：“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生魂。”《说文》谓：“魄，阴神也”，“魂，阳气也”[22]。《礼记·郊特牲》也说：“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23]这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屈子“托彭咸之所居”时为什么要先升天后浮江。诗人升天之路比浮江之路显得轻松自如，诗人登岩上天，抚摸苍天彩虹，吮吸露水繁霜，在昆仑的风穴山上自在休息。诗人魂游天界虽得逍遥自适，但也许是魄无所归依，所以“忽倾寤以婵媛”，显得诗人自适自得的短暂，诗人转而追求魄的归宿，这才转入魄往水域的描写。这种描写，乃是屈子想象中之想象之笔，并不是亲身经历。诗人只是身居昆仑往下界水面凝视而已。对水域的描写，有两个特色，一是三字状语，即一形容词加双声叠韵词的运用，如“愁郁郁”、“穆眇眇”、“罔芒芒”、“轧洋洋”、“邈漫漫”、“缥绵绵”等，这一方面烘托出了江水横流、江面迷茫的景象，另一方面又可看出诗人对魄归水域的疑虑，这种疑虑若结合一些否定词语如“无经”、“无纪”、“无从”、“焉止”以及表示不定方位的词语如“上下”、“左右”、“前后”来看，就更显得诗人魄归水域的茫然无适。由此我们再反观这段升天与浮江的描写，就可以看出魂游与魄归的差异。魂游的短暂而自适，魄归的艰难与无从，两相对照，从魂魄的分裂中我们又似乎感受到了，诗人并不是简单地作一次魂归水域的行程描写，而是借助魂魄的异游，再次展现诗人精神与现实的分裂：当魂离魄去，精神自可逍遥片刻；而一旦想到魄归水域，则又不免显得茫然无适。
诗人于水域中经过暑往寒来，尽管诗人已走向生命的临界上，诗人生命流逝的焦灼意识仍然侵袭诗人的灵魂，所以诗人要借神木黄棘做成的神鞭[24]，驱驰神光电影，往来于古今之间，去访求介子推、伯夷的遗迹。《惜往日》中已出现介子推，他与伍子胥共同起到的是一种说明死后也难为“贞臣”的含义。本篇中再次出现，与伯夷一起，其含义起到一种怀抱清德离世而去的隐者喻义。诗人决心托居彭咸，而这里又生介子、伯夷之思，这应是魄归水域而无所适从的最好说明，所以诗人又最后表白：“心调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无适。”王逸注此句云：“无适，言己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克心遵乐，志无所复适也。”后人对“弗去”、“无适”之解大都从王说。其实，我们若从魂升于天、魄游于水的变化，从托彭咸之所居到求伯夷之放迹的心志辗转，这些都表明了诗人决意一死而又在生死之间动摇不定的心态。这种心态的产生与诗人临绝之时对自我生命进行思考的维度密切相关。诗人既以“佳人永都”自立于世、自期自许，又以“佳人自处”而伤怀叹息，这种情感的对立，折射出诗人精神基点双重固持的品性。《惜往日》业已表现出了屈骚精神基点中社会基点失去其支撑的作用，而要继续保持对自我与社会的双重固持，则唯有效法彭咸了，而屈子实践精神的品性又使得诗人效死之志易生而效死之行难从。
这种矛盾心态在“乱词”中表现更加明显：“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来者之愁愁。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重任石之何益。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诗人既怨往惜又悼来者，“怨往惜”的含义已充分表现在《惜往日》中。其所怨者，是对一生志向与理想错置庸君之手的怨愤，这种“怨”是一种深深的绝望。现实中社会支点的失去，故诗人虽有“佳人永都”的自期，但还是不免有一种前途何在、来者愁愁之悲。一往一悼，往昔与来者都深刻地揭示出诗人精神基点以及这一精神基点在现世无可超越与解脱的矛盾。从乱辞诗人对子胥、申徒狄的情感评价中，我们似能更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层含义。洪兴祖补注云：“《越绝书》曰：子胥死，王使捐于大江，乃发愤驰腾，气若奔马，乃归神大海。”又曰：“《庄子》云：申徒狄谏而不听，负石自投于河。《淮南》注云：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见纣乱，自沉于渊。”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对于子胥与申徒狄，诗人不应有不同的情感取向，诗人愿从子胥自适，却悲申徒狄之抗迹，这里的一从一悲，从修辞角度而言，可以看做是互文手法的运用，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决意一死的矛盾心态。诗人可以一死如子胥一样神化而归大海，这是着重从诗人自我角度而言，但是如果把自我仍置于社会的观照中，诗人誓死的想法转而为现实的举动，其间必然受阻，这里涉及了价值对等的问题。因为从社会角度而言，子胥与申徒狄之死，于君于国何益呢？这与《惜往日》中反复表白的“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的情感一样，这种对选择死亡的价值怀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诗人对君王、现实的失望，也可以看出诗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思考角度还未脱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