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时间”之诞生——《离骚》欣赏与分析

九　“诗的时间”之诞生——《离骚》欣赏与分析

〔美〕陈世骧　著　周发祥　译

屈原为了人类，也为了自己，以全然诉诸感情的主观主义对待时间。在迷惘和绝望之中，执著、热烈地追求着，无畏无惧地探寻着，从而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并且，由于他极力肯定自己所察觉的人类纯洁本质的价值，也提高了人类自身在新发现的“忽其不淹”的岁月面前的尊严。

将近公元前4世纪末，在中国出现了一种新视野、新声音，这就是屈原的诗歌，一种勇敢地以“遭逢忧患”为天职的诗歌。他的杰作《离骚》的题旨正含此意，司马迁——诗人最早的评论家——也看出了这一点。《离骚》展示着极其丰富的感情，倾吐着人类最深刻的焦虑，细心地思考着在日月轮转中人的存在和自我的身份，于是，“诗的时间”便诞生了。所谓“诗的时间”是指经受过洗礼而纯化了的时间，其特征已被铸造成诗中的意象。

那个时代，在思想方面的酝酿以及关于人生根本问题的新认识，为“诗的时间”的诞生提供了温床。公元前4世纪，适值七国争雄。风云变幻，中国的知识分子，保守的也好，激进的也好，均多方探索人生的根本问题。譬如孟子，一面提倡乌托邦式的社会秩序，一面怀疑传统的等级制度，提出了“民为贵，君为轻”[1]的主张。他还追溯古代商、周的建立，以说明暴力革命的正确。庄子则提出了颇为根本的存在问题。不过，我们必须注意，虽然他的学说若以西方术语表达，也许显得特别抽象，其着眼点和整个寓言文字却集中在人类身心的实际存在上。孟子的历史主义和庄子的本体观点，在探索这些新颖而基本的问题时，必然萌生并助长关于时间概念的新觉识。但是，正因为碍于他们的人道主义和人类中心说（这一般地代表着中国思想），时间概念在他们手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比不上西方哲学和宗教里的那样精细。已如上述，孟子只把时间视做偶发性人生或历史时期的支离而又模糊的标志，而庄子也在完整地把握了这一概念之后，重又放弃，以解放人们的思想：这都是受了中国一般思想限制的缘故。我们也许可作如下概括：西方传统的时间概念，起源于希腊的“理念世界”，在中世纪基督教的上帝和永恒的世界里得以发展，因此，西方哲学与宗教里有关时间的理论和解说是很丰富的；中国的情况却不同，时间概念维系着人类社会，因此，它升华为显示人类特点的炽热的诗之想象，并非是使其逢机生发的哲学推想和宗教式思考。

屈原在诗歌中对待时间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举凡涉及天地万物、世俗人生，或者自我因置身于凶险万分、难以救助的岁月而产生危机意识时，诗人总寄之以强烈的主观、疑虑、迷惘甚至绝望。这显然使屈原的看法，可与欧洲17世纪的知识分子引为同调。如果说公元前4世纪初的先行者如孟子、庄子等，在历史事件、个人生平以至哲学思辨（尽管这方面还很粗略）上关乎时间的觉识，为屈原诗的时间观的充分发展奠定了些许基础的话，那么，比较而言，前二者对时间的态度却是客观的。他们把时间与事件、时间与事物以及时间与人类作为整体而一并考虑。在情感态度上，尽管孟子表现出实证主义的镇定、庄子表现出超凡绝俗的安然，两者却从未产生过遭逢感和罹险感。他们觉得时间至少是安全可靠的。屈原为了人类，也为了自己，以全然诉诸感情的主观主义对待时间。在迷惘和绝望之中，执著、热烈地追求着，无畏无惧地探寻着，从而拓展了人类的视野。并且，由于他极力肯定自己所察觉的人类纯洁本质的价值，他提高了人类自身在新发现的“忽其不淹”的岁月面前的尊严。

屈原的《天问》诗句“明明暗暗，维时何为”，即是询问关于创造、存在与变化的全部含义：“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接下来便是激烈的质疑，它们涉及无从索解的宇宙多变结构的秘密，令人迷惑的天体运转、四时更替等等现象。这一连串广涉鸿蒙初辟以来天地万象的宇宙之谜，从开始就为诗歌笼罩上一种沉思时间久暂与流动的压倒性的情味。其次探问纠缠不清的神话、传说，以及人世间荒诞不经和难以置信的历史事件。全诗一共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学者们常常怀疑《天问》中有讹文和错简发生，但现存版本的不完善，并不能为忽视这首诗价值的现象提供口实。本世纪初的中国学者以及更晚近的某些西方学者正是持这一态度，他们都没有注意到作者语调与动机中的严肃性。即使现存的版本，也有一个井然的次序：起初是日期不明，时无始终，一片混浊暗昧，继之时间肇始，孕育了神话和传说，然后则按人类的编年史延续下来。《天问》只是一味地发问，问道德，问历史，问宗教，事涉重大问题，却没有像彼拉多（Pilate）（即本丢·彼拉多。据《新约圣经》载，耶稣是由他判决而钉死于十字架的。——译者注）那样“停下来等待回答”。这一事实，就其渊源和中西对比而言，一直是一个惹人思索而又无法解决的文学形式问题。但从诗歌内部着眼，这样的形式正是很好地配合着这一伟大诗作的意图，如果我们注意到时间的始终勾画了全诗骨架的话。如此说来，那些重大、惹人的问题很可能就不要回答了——时间流逝而去，平息了所有的疑问。万象无一不是短暂的兴衰隆替，其不相协谐正如其变幻无常。在不停的逝川里，整个宇宙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无论从精神方面考虑还是按照自然法则推想，均无例外。然而，诗人却根本不是以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接受这一事实的。因为他那热情、急促、连续的发问，就其语调和内容来看，未曾经过客观的思考或冷静的、理智的推断。适得其反，他发问时代表着整个人类，这是摆脱不掉困惑而又十分敏感的生命短促的人类，他们的心情完全处于极度的焦虑不安之中。因此，诗人处理时间不可能是纯概念化的，也不可能是客观界定的，那样时间只能对哲学推想和科学思维有所助益。诗人的时间全部是感性的，那强烈的主观性时间与宇宙及自我之情的表达，在他的抒情诗里如水乳之交融。这首诗发现了时间，也与时间有机地结合起来；有识于此，便会帮助我们确定该诗的作者。——司马迁以降，一直有人认为《天问》、《离骚》出于同一手笔，因为由时间和存在所引发的悲哀也笼罩着整个伟大的抒情诗《离骚》。

屈原的杰作——《离骚》[2]，两千年来，以它几乎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情澎湃的呐喊，打动着中国的读者。这是一首长达三百七十四行的巨制，从创作意图上看，属于自传体；它的表达方式，包括对于时间的处理，自然比《天问》更带有个人的特点。那激情的呐喊有着直接的感染力，读者越接近他的时代就越容易受到感染。贾谊（前201—前169）和司马迁（？—前117）对它真情实意的反响[3]，刘安（前179—前122）于汉武帝宫廷上对它热情的褒奖，均可作为证明。此后的赞扬者代不乏人。但由于它指涉广泛，用典繁富，如神话、传说、已近泯没的历史事件、难以考查的个人事迹等等，后人所作的解释或者倾向于道德说教或意识形态，或者离开诗歌探索外在的细枝末节或寻求人类学方面的趣味；当今的学术研究尤以后者为鹄的。我希望我们的注意力直接投射在这篇巨作的内在结构上，以恢复它作为有机统一体的某种意义；这才是全部动人力量之所本，也是整个结构发展动因能被理解之所在。

欲揭示这首诗的有机统一性和内在的动因，欲说明屈原何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创新者，一个重要的契机即是他关于时间的运用。——我们已经观察过他如何在诗歌中独出心裁地去架构时间。而这一点在《离骚》中比在其他任何诗作中更为明显。在该诗中，时间的重新安排完全与个人保持一致。下文将说明，时间每被提及，诗人一概关涉时间与我、时间与我之所为、时间与我之为何以及时间与我之将为何。这是在屈原之前未曾出现过的。诗中的主角即为诗人自己，而这首诗即是为了理想的善和美而作英雄般追索的记叙；诗中的“吾”燃烧着为公众利益而抗争的热情之火，自然是占据着诗歌全部前景的傲岸人物。然而，这一人物显然一开始就投身于时光之流，或与之沉浮，或受其冲激，或逆之而争进，独自拼死地维护着人的德操、人的本质以及人的存在。正像所有伟大的悲剧作品的结局那样，他在最后的挫折中，在一个悲剧性的宁静时刻，向时光屈服了。他的时间意识是一种为存在而焦虑、失望的意识，特别在神游天国以寻求理想而永久的美与善的荣耀之时。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基督教的传统里，屈原的寻求也就是上帝的寻求了。我们只要细读全诗，并对内在的有机统一性有所警觉，便可发现这样的时间意识在措词造句、布局谋篇方面是无所不在的。

韦利（韦利，Arthur Waley，英国著名汉学家。——译者注）为《离骚》那种感人的力量所摇撼，借用龚古尔（龚古尔兄弟，法国自然主义作家。——译者注）的术语说，这首诗是诗人“自我过敏气质”（propre nérvo sité）的流露。他虽然不无道理，但中国传统的学术倒是看到了全诗结构发展的逻辑性，清代约有七个著名学者曾经试图通过分析，来说明这首诗的脉络、条理。他们的意见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其中最晚近的学者吴汝纶（1840—1903）根据前人的看法，为全诗梳理出一个顺序：总共分为八段，另有篇末结语“乱曰”[4]。时间在诗中屡有出现，细心的读者自然不会忽略。不过，传统的历史主义研究，对于时间的运用看法一直十分狭隘，认为它仅仅是可供推想的传记资料而已；这毋宁说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确凿的文献而使然。有人即使已经看出，时间之词频繁出现，且具强烈的暗示，从而产生了感人的力量，他也没有予以解释，并加以证明。我们在此将依据现成的段落，对上述论点作一说明，这样，在以新观点进行欣赏与分析的同时，提出全诗的纲要。

不难看出，全诗贯穿着极其高尚的语调，充盈着富于象征的词语。主角开头即以美言妙语介绍自己的诞辰，这不是淡而无味的资料报导，而是诗的、热情洋溢的陈述，叙说着一个生命的降临，正如他所咏唱的那样：他在天体的运行之中，进入了时间之流。第一段共有十二个联句，其中敏锐的时间感明显地占据着统治地位。主角即为诗人自己，他在时间中诞生后，又在短暂的世界里获得了生命的存在、人的本质；然而，他一方面为滚滚不息的时间之流所挟带，或与之赛跑，逆而抗争，一方面不得不艰苦地维护、培育他那人的本质。这是第一段基本的感情内容。它引发并控制了全诗。在这一段里，他一再深深地悲叹一去不返的岁月，焦急地思虑着培养、发展并维持自己的“德操”，以抵御时间的践踏。其语言直接，兼具象征性，值得重作评论。诗人唱道：

汩余若将不及兮，

恐年岁之不吾与。

朝搴阰之木兰兮，

夕揽洲之宿莽。

日月忽其不淹兮，

春与秋其代序。

惟草木之零落兮，

恐美人之迟暮。

就这样《离骚》以壮观的时间队列开篇了。朝夕日月、四时年华在欺人的、恐怖的运命之程上匆匆逝去。伴随而来的是诗人长久的恐惧和忧虑，他渴求理想的德与美，那种心情也就变得益发剧烈。他之拼命地培育德与美，是为了在转瞬即逝的岁月里认识人类存在的高贵价值。

构成全诗象征语言的意象取自大自然和人世，它们带有易变和短促的特点。我们当然知道，花草的神圣意义起源于古代楚地的巫术，因为它们与祭祀仪式中的神灵有着密切的关联。屈原精心结撰的《九歌》就清晰地保留着这一传统的痕迹，不过，顺便地说，我以为把《九歌》当做原始巫术的颂歌，则是十分错误的。在《离骚》中，香花芳草比比皆是。而栽培、搜集并佩戴芳菲是保持、维护高风亮节的象征性举动，这一事实由于有神圣的、宗教的起源，就容易为屈原的同代人所理解，也同样容易为后代人所接受、所欣赏。虽然花草是公众的象征之物，但凭借诗歌的主观性质，它们变得个性化，浸透着人类对时光短暂的伤感。花草之被取为象征，不单单因为它们可爱。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纯洁——据说它们采自遥远的丘峦和洲渚。但最为重要的，还是因为人们想到它们必然会因时光消磨而枯萎、而凋零。在短暂的人生中，美、德、善也逃不脱这一命运。正因为岁月消逝如白驹过隙，人们才极力地去培植、撷取、保存并制作自然界最美好的东西。犹如人们在同样极其不利的条件下坚持人的本质一样，人的本质是最能实现美德和善行、最能将短暂的岁月变成全然有价值的现实的。如此的矢志不移即为《离骚》通篇的主旨。这首长诗从人世、自然界以及超自然界，尽其可能地采摘来栩栩如生的意象，以建立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宇宙体系，从而证明绝望蕴含在人类悲剧的荣耀之中。

诗中那些取自大自然和人世间的意象，突现着短促和易变的意味。于是，在第三段诗人于远游之前，仿佛为做心理准备，种植了“九畹”、“百亩”花草，象征性地代表着道德的培养。但他心里明白，嘴上也说得明白：“愿竢时乎吾将刈”仅为愿望而已。因为到了一定的节气，它们就会凋落了。这里的“时”（诗中共出现六次）作为一种实在，只能给人以人生如寄之感。从象征意义上看，人类在其间的努力只能如珍爱和区别花草那样，珍爱德操，区别善恶。这一段丰富的自然意象里，间有诗人对人间贰心、坠落以及荒唐行径的揭露。他寄身天地间，是这样一种情况：“吾独穷困乎此时也”。这就是他自我决断的姿态，他“正视失望的勇气”的姿态。这也还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Heidegger，1889—1976，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译者注）那句话：他坚持“存在于世界中”（in-der-welt-sein）。时间也许真的能改变一切，涤荡一切。人们也许会借束手就范或随波逐流而得到安慰，那只有当他置身于时间和世界之外或忘身于时空之中时，方能如此。不同时代、不同脾性的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而屈原的选择是坚持“存在于世界中”，世界愈坠落，时代愈荒秽，其志向愈坚定。他于是上路了，开始了他那痛苦的、急切的追索。在他的胸怀里，除了强化的道德感之外，一无他念。这使人类于时空中宝贵而又脆弱的本质益发变得直觉直察，益发形成与世界的对抗，益发显露百年之匆促。如此看来，屈原自定目标的追求已超越了一般道德行为的界限。他的行为，特别是他诗篇中那深度的悲伤，很难用改革家的政治热情或者传统的伦理道德去解释。如果说诗中确有道德——所有伟大的诗篇必定如此——那么，这是更加基本的一种，它关涉到人在短暂、难熬的世界里存在的真实性问题。正因为问题带有基本的性质，所以，诗中才有人类最根本、最普通的本能——爱情与死亡出场；它们以维系万物命运的时光之流为背景，而戏剧般地表演着、展示着。

第三段篇幅颇长，里面完全是俗世的意象：有时开时谢的花卉，也有贪婪、愚昧的男子以及心地狭窄的美妇。诗中所有主要的母题，诸如善恶之象征、政治爱情情意结、对“老冉冉其将至”的恐惧、日月轮转带来的失望以及热切的宁死之愿，都在具体细腻的描写中得以强化，为全诗情节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从这一段人间情事的描写，诗歌过渡到稍短的第四段。相比之下，这一段的表现是孤寂凄凉、言语不多的，集中叙说孤独的苦痛，并混杂着一点儿歧路迷途的悔恨——也许他同浊世有过一点儿妥协。然而，仿佛就在考验之后，他益加坚定了自择、自主的信念。这个曾是一物不饰的自我，这时穿上了象征性的服装：“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于是更显得“余情”“信芳”、“昭质”“未亏”。他的躯体自然要遭受短暂的人世的蹂躏，但“未变”之“吾”却坚信真实的存在，并且恒常地葆其操守。他就是这样无限增大人的精神在时空中的高度的。他进而勇敢地将自己抛向难卜的未来，抛向莫测的地方：“将往观乎四荒。”

但他并没有立刻冒险到远方去。在第五段，他遇到了久别的亲人——姊妹或者妻妾——女媭。她前来并非为了依依惜别而是来作激情的劝说，问他是否应该坚持那些不妥协的抗争。这情景着实令人心碎，他似乎挨了决定性的一击，从此就要变成人世间孤单无依的人了。女媭劝他：“夫何茕独而不予听？”这是来自人间的最后的劝告，但他听不进去。就这样，他最终挣脱了人间的羁绊；如果说那羁绊意味着妥协，意味着放弃自己培育起来并在似水流年、凶险世事中不断坚持的人格，那么，他就不能不那样做。接着有一大段文字，写诗人追溯历史，树立往昔贤良和奸佞的“活的形象”，宛若凭借这样的“动情的回忆”，来查清人类本质在历史上到底有无持久性。他在自己的时代虽孑然无侣，而在历史上却可以找到同调。这一段末，他悲叹说“哀朕时之不当”，近似于哈姆雷特所说的“时间逸出了常规”，只不过屈原对须臾时光更有觉识。从上下文看，这句话还蕴含着对个人化了的主观性时间的视觉，一个空前的、更加开阔的视觉。

由此引出了全诗的高潮——第六段。现在诗人就要到“四荒”——天国仙境去探索了。在前一段，他说尽人类史上邪不压正的事例，大大拓展了观察时间的视野，从而坚信“人的本质”天长地久：这些想法武装了他，他简直像一个遗世独立、自足自信的英雄，怀抱着追求百代流芳的热望。这仅仅是涉足远游天国仙乡的开始。他离开人们，似乎就完全驾驭了时间，掌握了“缩地术”。一天之内，他竟然从世界一端飞到另一端，而升入神秘的国度：

朝发轫于苍梧兮，

夕余至乎县圃。

然而，只有当诗人纯然地迅疾飞升时，似乎才控制了时间；他一旦“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甚至在仙境，忽忽时光也还是超过了他。在中国文学传统里，神苑仙宫原本是不完美的人间的复制，经屈原在此渲染之后才有了另一副模样。这位诗人苦心培育的自我，并非要在仙境寻求天恩的拯救，而是试图在意气风发以及荣演悲剧之时，维护并实现所有的自我的价值。

匆逝的时光赶过了他。他历尽人间的冲突之后，永葆着高洁的品质，飞升到天国里。在此诗人作为一个人，无疑扮演了英雄的形象，前后有着仙禽、神灵簇拥，益加显得壮丽非凡。他有能力命令羲和“弭节”，有能力使望舒、飞廉为扈从，雷神也来做他的差役，凤鸟则带着他“日夜”不停地飞向前方。但此时此刻他仍未能摆脱流光似水的深巨悲哀。他必然继续追索，不断前进。他一旦感到接近了目标，无论如何可以驻足逗留时，那时光之流就忽忽地逝去。他所追逐的目标永远达不到，因为从定义上看，它永远在将来，人为了保持其短促的生命必然鞭策自己奔赴这将来。而那个值得追逐的目标，自然应看做引人前进的善与美的典范。但接近它时，你若停下脚步，你就会被抛弃，被抛弃在不毛之地，目标就必定远远地退走。你就会在怅然若失的心情下更加深切地感到：龌龊的常境之中，存在令人难以忍受的丑恶。

屈原来到了天宫的门口。他觉得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那政治、爱情双重追逐的对象，“美”与“善”的化身，即合为一体的“玉女”和君王[5]，就在这座天宫里。诗人停下来，命令那个看似凡庸的守门人打开大门。而守门人只是——

倚阊阖而望予。

每一个读者读到这里，都会突然感到一阵喜剧式的宽解。霍克思（霍克思，David Hawkes，英国汉学家。——译者注）译得好，把“帝阍”解作天国里的“粗汉子”。但这喜剧性的宽解打了个哑谜：他是懒惰、冷漠、傲慢呢？还是要在天国门前像俗语说的沾一点油水呢？或者，几种态度他都兼而有之吧？——那就是说，在这儿与在下面的尘世已没有区别了。突然，人间的龌龊之物重又浮现在诗人心头，那里充斥着这些粗俗之辈的丑与恶。与此同时，曾驱使他陷于失望的人生如寄之感，现在又极其强烈地催促他上路追索。因为紧接着便是一句富于灵感的诗句：

时暧暧其将罢兮……

诗文那种铿锵的语调，夕照那种怪异、苍白的样子，诗人在时光中的那种疲惫与失望的象征性融合，都无法迻译成其他文字。不过很凑巧，罗伯特·彭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1759—1796，苏格兰农民诗人。——译者注）有一句写落月的诗，其表现方法与屈原近似：

白月沉落白浪后，

时光与我共流逝。哦！(https://www.daowen.com)

叶芝（叶芝，W·B·Yeats，1865—1939，爱尔兰戏剧家、诗人。他下面的话出自他的《诗歌的象征主义》。——译者注）说：“没有诗句能比彭斯这句诗更富于忧郁的美了。”对于我们来说，屈原的那一句诗使他圆满地完成了“诗的时间”的创始。只有屈原，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因为他对时间和存在有着如此强烈而热情的主观识见，正如以上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那诗句居于高潮段落的顶点，在结构上也成了转折的明显标志。

它带回了世间所有的牵挂与失望，即使在天国也难以逃脱。他从此要反顾人间了。无论在何方，流年的匆促感都紧紧地攫住了他。他又要开始行动了，以证明他有正视失望的勇气。但在高潮之后，则是主角思想矛盾和情意结的逐渐解决。从此之后，宁死之愿消失了，前面几乎每一段都强烈地表示死犹未悔，现在绝口不提了。这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笔者深信，《离骚》并未流露出自杀的情调，我同意一些中国学者最近的看法[6]。高潮之后，政治爱情情意结释然而解了。现在诗人更加了解自己，他在政治上的关注暂时向爱情的冲动让步。他编结的媒草“幽兰”。却因叩阍未通，传不到“玉女”[7]和天帝的手里。现在他就要返回人间去了，他折下琼枝，希望赠给人间的“下女”。归程之上，他所寻求的无不是爱情的对象——美女，其中包括山水女神和传说中的知名的公主。但他不是发现她们虽美而无德，如常人的爱情之不专，就是觉得自己来迟了一步，误了幽会的佳期。在这一段末尾，他显然承认了这一现实：

闺中既以邃远兮，

哲王又不寤。[8]

女性与君王意象相提并论，这是最后一次。政治爱情情意结从此解开了。然而，生命和时间仍在继续，他满怀的热情也没有冷漠；鉴于前头还有时日，他为了实现“存在于世界之中”的夙愿，就决不能木然地生活。因此：

怀朕情而不发兮，

余焉能忍与此终古！

情结消除、死愿平息之后，他提高了对生活和世界观察的能力，眼光更明亮了，尽管他仍然为疑问和绝望所困扰，而且实现在世间活得有价值的决心也因此而经受着考验。第七段写到占卜之事，他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神谕，他所信赖的是自己的心智。他对世界的看法将要清醒，他最后新的寻求将是理想的情侣，而不是政治抱负。占卜进行了两次，因为第一次见到灵氛吉卜，曾“心犹豫而狐疑”。这两次使他将信将疑的神谕，都分说起两桩心事：钟于爱情和忠于帝王，显然政治爱情情意结不复存在了。卜师与莎剧《麦克佩斯》里的女巫不同，女巫从开场就暗示性地控制着主角的思想，决定他必遭厄运。《离骚》结尾处的卜师反而提供给诗人以可能的选择，它们检验着他的思想是否坚定。他似是持半取半舍的态度，听了灵氛的一些劝告，为自我实现理想、为保障行动自由而去追寻完美的爱情；他从巫咸的话里也得到些宽慰：

及年岁之未宴兮，

时亦其犹未央。

“时”字用得讲究，富于诗味，是值得注意的范例。它在字义上当指一般的时间概念无疑，而且是一个流动不止的意象，因为它与“年岁”并置，显出自己不是如年、季、月、日等那种固定、有限的“时间”。它是神灵做谕示时所说的“时间”，这谕示感发他而产生了新的实现理想的决心。

这一段结尾是一总结性小节，写诗人带着新的自由感，专意去作新的寻求；自由感虽不无限制，但这时却是无所羁勒、高昂奋发的：

和调度以自娱兮，

聊浮游而求女。

及余饰之方壮兮，

周流观乎上下。

只有经过所有痛苦的挣扎，而获得了清楚的、现实的世界观之后，才会感到这种自由。他遍游了天国、人间，对于无所不在的运命攸关的似水流年，比以前认识得更清楚、表达得更明确了。新的洞见给了他一个克制情感的方法。但是，当他两次以奇异的意象说——

时缤纷其变易兮，

又何可以淹留。

仍然存在着“我”以及“我的存在”应如何与时光共处的问题。因为他以主观、绝望的眼光看待时间，所以，他发现其中透露着丑恶与奸诈，他只能以自择的操守和不渝的信念，在人力所及的范围内抗拒着时间。这一段里花的象征意义有了重大的变更。大自然里的花草在此之前，曾一直代表善与美，而现在——当他游历天国受挫归来，变得更加忧伤却也更加明智之时，它们被说成是丑陋、污秽之物了：“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萧艾也！”那精美优雅、芳香四射的椒、兰，在他明彻的目光之下，仿佛为人世的邪恶所污染，事实上成了奸诈绝伦、反复无常的佞臣子椒、子兰的代名词了。他不再去培育花卉，只是爱惜、信赖它们那一点珍贵的香气。他佩戴着自己亲手采编的花饰，因为“芳至今犹未沫”。人类脆弱却可坚持的本质俨似花编的饰佩，诗人认识了它，在危险中维护着它，无视匆逝的时间和悲惨、虚空的无常世界，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

他对人类自我的认识，对自由的洞彻的觉察，似乎在超出自然世界与须臾人间的意义上，终于完成了。因此，最后一段的语调不能不是英雄般的，其意象不能不是欣喜若狂的，尽管这一刹那如昙花一现。他像神灵和帝王一般，兴奋异常，我们看到他食以精制的“琼爢”，驾以“飞龙”拖拉的“瑶象”宝车。他似乎又成了时间的主宰。在这壮丽的时刻，他从东极向西飞越：“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他控制了全部空间。虽然他仍要走一些弯路，旅途却畅通无阻。这次不再去神国仙乡了。他似乎在某个方面完全是自由自在的，沿着壮丽的旅程，他可以随意逗留。同样地，他在此时此刻，也完全掌握了自己的意愿：“抑志而弭节兮，神高驰之邈邈。”“邈邈”一词是夸张用语，意指无限与永恒。“无限”暗示思想的高度自由，而“永恒”，一如当今的数学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与其说是无终止的时间的长度，不如说是完美无缺的片刻。《离骚》的主角就得到了这样的片刻，他于是说他要以《九歌》和《韶》舞来庆祝此事。然而，他心智是清醒的，目光是明彻的，他现实地说，这一片刻不过是时间的一部分，“聊假日以媮乐”而已。这是接近尾声时的极其安宁而又极其昂扬的时刻，这时主角完全占有自我了。于此也投出了悲剧结局的影子。这一片刻毕竟是“借来的时间”。那不可抵挡的时间洪流突然向他袭来，幻觉遂泯于乌有。最后这一刻终于被击碎了。往昔的关乎尘世的记忆又浮上心头。刚才他那声势不凡的扈从，现在变成了一匹恋家的疲马和一个忧伤、困顿的男仆。他们一步也不能向前挪动，仿佛迷失在空间里。——正文就这样终结了。

接着，四句“乱曰”收束了全诗。它总结说，主角孤寂异常，怀旧无益，空有一番政治热望。他最后决定“从彭咸之所居”。彭咸乃古代贤良之士，但其身份不明。宋代以降，目光犀利的批评家认为，不管传统如何看，“从彭咸”并非意味着投水自尽。从《离骚》及其他楚辞作品中，可以看出彭咸是一个四处游荡的隐士，他人格无疵，是独处的模范，其名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9]。从明代开始，又有人相信彭咸是寓言式人物，他寿命很长，像米修则勒（米修则勒，Methuselah，《圣经》说他活了969年。——译者注），至少是部分经住了日销月蚀[10]。我们支持这些象征主义式的看法，它切合本文上述的分析。这样，我们就能很好地欣赏四句“乱曰”在全诗结构中的效用了。正文语言繁丽，意象陆离，语调高亢，相比之下，“乱曰”则语言素朴无华，语气肃穆而又庄重。现在，在诗的尾声中出现了宁静。然而，在这里仍然含着现实生活中那种辛辣刺人的悲惨因素。事实上，也许正如19世纪欧洲诗人兼思想家梅特林克（梅特林克，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剧作家。——译者注）论悲剧时所说的那样：“人生的真正的悲剧因素仅仅肇始于所谓冒险、悲哀、危急已经消失的时刻”，而且“其趣味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个人与宇宙直接的对峙上”。《离骚》的“乱曰”，向我们明白地展示了这样一个孤独的人物：他在彻底的寂寞中面对着广大的宇宙。

陈世骧（1912—1971），字子龙，号石湘。祖籍河北滦县。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赴美留学，学成后留美任教，曾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文学系系主任，主讲中国古典文学及中西比较文学。1971年5月23日心脏病发猝死于加州伯克利。本文原载《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