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历史的发端期与世界上许多民族相似，都笼罩着一层浓密的神话烟雾。神话传说中不排除埋伏着某些历史线索，早期的历史记载中又难免带有一些神话传说的缘饰，这是王国维等人的上古史研究实践早已证明了的。《天问》既然借天设问，它首先质疑的自然是历史中所掺杂的神话成分；当然它也关注王朝兴衰存亡之道，这就是借天设问之所谓“借”。
上古史的第一疑案，莫过于夏禹变尧、舜禅让为传子，从而在政治体制上把公天下变为家天下。夏禹是半属神话、半属历史的人物，《天问》对他继鲧治水，备极颂扬；对他传位于启，不无微词。也就是说它不像后世儒者那样认为贤者纯贤，而具有两重性。它对夏禹勤力献功、视察四方之时，匆匆忙忙地得到涂山女，与之通于台桑，不惜使用了“得”字、“通”字，颇带有一点嘲讽意味。禹之子启和助禹治水有功的伯益之间的王权之争，乃是禅让转为家天下的疑案之关键。这段历史已为正史和儒家典籍所掩饰，唯《战国策·燕策》透露了一点消息：“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天问》所质疑者，乃是禅让变为传子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它问：夏后启取代伯益为君，猝然遭到囚禁的灾祸，他又是怎样逢凶化吉，从拘禁中脱身？都说行事曲尽勤谨，就不会害及身家性命，为何伯益被革除了，大禹却播种下自己的种子？据说夏后启急忙访问天帝，得到天乐《九辩》和《九歌》，为何这样受天帝厚爱的人在出生之时，要屠母而出，使化成石头的母亲碎裂满地？这是对家天下政治变局的至为义正词严的质疑。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中，神话传说中不是隐含着西方人所说的“恋母情结”，反而出现了某种屠母求嗣的偏执。《天问》对这种偏执是不以为然的。它甚至怀疑这种屠母而生者之得天下、得天乐，是否符合天意。
在审视以天下为私物的政治形态之时，也许投入了诗人政治生涯的体验，《天问》尤其关注政治与女人的命题。夏后启传太康、中康以后，王朝政治糜烂，动乱连绵，出现了夷羿弑夏后相以自立的政治变局。占妻与谋夫，成了政治变局中荒唐与阴谋的象征。《天问》道：寒浞娶羿之妻纯狐，他曾经媚惑纯狐而施展阴谋，为何羿拥有贯穿厚甲的射力，却被阴谋勾结所吞灭？羿的堕落与霸占洛嫔相联系，羿的覆灭又起因于重臣和内室的合谋，可见以天下为私器的政治体制，是如何刺激着君臣家庭间的贪欲、腐败和阴谋。夏前期的启、益之变和羿、浞之变，成了《天问》质疑和解剖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政治疑案的极好材料。
以上对夏前期政治的质疑，从禹、益、启、羿、浞顺势而下，是按时顺序依次提问的。通过剖析典型事件而把握家天下的政治实质，把握它助长贪欲、阴谋和社会动乱的历史效应之后，《天问》便以这种实质和效应作为思维的出发点，错乱时空，从而形成某种寓意结构。在借天代言的这个“天”面前，似乎寓意才有恒久的价值，而熙来攘往的政治现象的时间顺序反而居于次要地位，不必过分认真了。它心神恍惚地倒转时序，问起夷羿从鉏地西征到穷石，那么高的山岩是如何跨越的，为何连自己家门槛都跨不过了？夏的先祖鲧死后化为黄熊，巫师是如何使他复活的，却不能使自己后裔出现复活的奇迹？都在那里播种各样黍子和蒲荻，颇有点良莠并投，为何对鲧的疾恨更为满盈？在无序联想中，诗篇又出入于种种怪异现象之间：雨师蓱翳是如何呼号降雨？神鹿软弱的身躯如何承受得了八足两头？大龟负载仙山击手而舞，如何能够安定？它们假若离开水而在山陵上行走，又如何能搬得动仙山？这里列举异闻，足资人们广泛地寻味它们的隐义：是否以降雨隐喻事态的偶然性，是否以鹿体隐喻弱君难以驾驭强臣，是否以大龟负山隐喻安定并非来自得意忘形，举措还须依凭具体条件。总之，它以紊乱的联想强化了诗行的隐喻性，在颠三倒四中寻找着某种深刻的意义。
随之提出的问题为夏少康中兴，时间顺序是上承夷羿杀夏后相，以及寒浞杀夷羿的。《天问》便是在这种有序与无序中，形成独特的审美张力。值得注意的是，写夏少康中兴之事，却从寒浞之子浇乱伦丧生的角度发问。究其答案，并非少康有何特殊本事，都是由于浇乱伦废政，败由自取。
同样的荒唐，少康可以乘之而复国，他的后裔夏桀却重复之而亡国。《天问》说：夏桀讨伐蒙山，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美人？妹喜是何等放荡，成汤又怎样扑灭他们？诗篇以女色与政治的命题，考察了有夏一代的动乱和衰敝，认识到在以天下为私器的政治体制中，可以供当权者荒淫的另一私物女色的分量，足以成为衡量一朝一代政治的清明或腐朽的特殊尺度。
关于禅让到传子的政治体制变迁，以及政治与女色的命题之探讨，《天问》所用材料以夏代为多。而反省历史中更为关切的问题，即君臣遇合，所用材料便以商、周两朝为多了。上古史中贤明的君臣遇合而对一个朝代进行革命，第一大盛事当是夏商之际的成汤得贤臣伊尹。《天问》如此提出成汤、伊尹之遇合：伊尹用饰玉之鼎烹好鹄羹，进献给成汤去品尝，为何这就商量好谋取夏桀的计策，终于灭亡了夏王朝？君臣合谋出以烹饪进食的形态，似乎有点难登大雅之堂，但它创造了极能概括古中国政治术的一个成语：调和鼎鼐。不仅此也，《天问》还进一步追问伊尹比一般的士还要低贱的身份：成汤下观民情，在下层遇到伊尹，为何如此出身卑微者的计谋，竟能把贵为君王的夏桀驱逐到鸣条之地受罚，而黎民百姓都欢欣鼓舞？这种发问，通过伊尹遇成汤的传奇色彩，揭示了贤士政治的难以估量的历史潜力。
时间顺序的操作在这里又发挥了意义深刻的功能。在追溯了伊尹的寒微出身之后，《天问》进行了幅度更大的时间倒溯，倒溯至“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契”以降的商先公先王的历史。在诗人眼中，殷先世并没有积累多少值得夸耀的德行和事业，这就在时序异常中寓有深意，等于说明了成汤开国的显赫事业应该归功于伊尹的才略，而并非依恃殷人的血统高贵和先辈遗泽。《天问》在时间倒溯中作了一番有序和无序的发挥之后，重新回到成汤与伊尹之遇合上，足以体现它对这番遇合的历史意义的格外推重。
成汤自从得到伊尹辅佐之后，诸侯多叛夏而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其时风扫残云之势，颇与周武王伐纣之役类似。因此《天问》的时间顺序实行了大跨度的跳跃，跃至武王伐纣战役。从夏商之际到商周之际的这次大跨度的时间跳跃，实在意味深长，而且是浓郁的反讽意味。它从商朝开国跳到商朝亡国，充满着令人低回不已的历史兴亡感。(https://www.daowen.com)
在商、周二王朝兴亡史的互参互补之间，对商王朝重在讲其开国前史，而成汤以后列王的史迹较少涉及，因而重点是揭示弱可变强的历史辩证法，变的关键在于任贤。对周王朝却大量讲其开国后史，对武王以后列王的史迹多所述及，因而重点是揭示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那么，衰变的关键何在？《天问》指出就在于像周昭王、周穆王这种享受型君王的出现。昭王以为迎接白雉，是迎接国泰民安，在一种阿谀性骗术中送掉性命；穆王把巡游天下的游戏性排场，作为张扬国威的举措，在贪大喜功、得意忘形中耗费青春。与其说这是父子相传的政治体制的变态，不如说是它的常态。谁能改变这些驾驭天下者的精神方式呢？也许《天问》作者未能清晰地了解这一点，但他借天代言，天已经给他暗示了这一点。
这种委靡不振的享受型精神方式发展到极致，就是信谗忌贤，以谣言作为立国的根据，以“枕边政治”来毁坏整个王朝。这就是《天问》所问：“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褒姒得宠于幽王，只是政治变得荒唐的一个标志，杀幽王的真正罪魁祸首是谁呢？正是寻根究底的这一问，重新引导出《天问》错乱时空的寓意结构，竟然借天而问起天命：“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竟至于连作为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也逃不开佞臣与五公子树党争立，饥渴自尽而不葬，直至尸虫出户的可悲下场。这种以商周事互相映衬，以春秋五霸事作结的寓意结构，于有序、无序之间超越了一般的历史叙事，而升华出诗化了的历史哲学。它探询着父子相传的政治、贤士政治与枕边政治等五花八门的政治体制，在借天以问天命的悖论中，浸透着历史兴废无常的悲凉感。
走出神话以后的《天问》，审视的焦点在于历史哲学。因而不惜反复申述之，从正反诸层面剖析之，借夏、商、周三代历史转折点和关键点参差质询之。前面初探历史哲学，是从成汤与伊尹之间贤明君臣遇合谈起的；到了重审历史哲学之时，它换了另一个视角，从商纣王暴君弃贤谈起，着重剖析政治品德问题。上古三代，暴君弃贤的最大惨案发生在商纣王年间。《天问》道：“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比干、箕子、梅伯都有“圣人”之德，可惜他们都不能以自己的德行去辅佐朝廷，却要变换着处世方法去避祸，最终落得个受极刑或佯狂的命运。这种对政治品德不得其用的提问的反讽意味，也够浓的了。
《天问》的时间跳跃，有同类跳跃，也有反类跳跃。为恶的商纣王为从善的周部族的崛起制造了时机，因而下面的时间跳跃，是由恶政转换到善政的反类跳跃。谈论周继商而兴起，不按照时序从与商纣王有瓜葛的周文王、武王说起，偏要错乱时序从稷说起，其间别有深意存焉。它看重的似乎并不是“稷维元子”，因为帝喾并没有传位给他，反而嫌恶他。它看重的是稷能够在不利的环境中成长成材，这和那些一生下来就命中注定地要继位为王，不知创业艰辛，只知享受和残暴的君王，是具有本质区别的。
对于后稷到太王这段跨越夏、商两朝的周人世系，《天问》不做过多纠缠，却以巨大的时间跳跃，直趋文、武开国。即便对于周朝开国史，它也不拘泥于时序，而是在周太王、文王、武王和商纣王，即商、周二敌国以及周之四代三王之间，往返穿梭，错综用墨。其笔势如云间游龙，文脉跌宕，使人物事件和意象在有序无序之间撞击，迸发出令人心摇目眩的思想火花。
如果对政治道德关乎种族荣衰的历史哲学思考还不明白，那么在随之而出现的错乱时空的寓意结构中，这一点就暗示得更为强烈。对《天问》寓意结构的解读，不是要简单地提供某些史实，而是要进入更深的层面，读取这些问题共同指涉的某种内在的意义。太王迁岐，殷纣王有惑妇，这都是商周之际的历史常识，《天问》在此故作疑惑，要人们领悟的乃是它们从正反两方面指涉的政治道德之得民心，或失民心。《尚书·康诰》总结商周朝代更迭的教训，提出“用康保民”的思想，《召诰》在谈论“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之时，提出“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的告诫。《天问》参差错落地问姬昌、太王、殷纣事，其所暗示的历史哲学与这种敬德保民思想有相通之处。
无论是神话还是历史，《天问》都存在一些不可尽作解读之处，甚至存在一些众注家异说纷纭的千古之谜。这是《天问》的遗憾，也是《天问》的吸引力所在。比如随之提出的问题：“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抑坠，夫谁畏惧？”伯林是一个人，还是一片树林，就由于行文过简和典籍失考，而难有确论。王逸说伯林即长君，也就是晋献公太子申生；清人俞樾“疑伯林乃申生之字”，但史籍无征。早一些的清人徐文靖《管城硕记》则认为伯林是北林，上吊的不是申生，而是管叔。如果王逸章句之说能够成立，那么骊姬以告枕头状和投毒于祭肉的方式，谗杀申生，逼使重耳诸公子出逃，这一事件是与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之事联系在一起的，前面研究《天问》初探历史哲学，采用的寓意结构是在商周事互相映衬之后，突然跳跃到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这里重审历史哲学，采用的寓意结构是在商周事互相映衬之后，突然跳跃到春秋五霸之次晋文公之长兄申生。这两处的寓意结构，是存在着某种内在的默契的。当然二者审视的角度是不同的，前者写齐桓公之死，他重用佞臣而招致杀身之祸；后者写晋文公逃生的背景，女色所败坏的政治道德逼使他到原野上寻找了。
与齐桓公死之前，采取借天而问“天命反侧”的悖论方法相呼应，在这里申生雉经之后，《天问》再次借天问天命：“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皇天集禄命与君王，这是不足以长治久安的，还须君王审慎戒惧，敬德保民，不然就有新的能够敬德保民者取而代之。其间对天命的怀疑主义，导致对历史哲学的更深层面的思考，并以此来櫽括夏、商、周三代兴废更替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