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流才子”到“无耻文人”：晚唐至现代宋玉形象的渐变

到晚唐、五代之际，在一批忧国忧民的士人激愤嗟叹之时，出现了以温庭筠、冯延巳、韦庄等为代表的一批词人，他们在现实面前感到无能为力，于是便想逃避宽广而严酷的外部世界，去构建心灵的避风港，在花前月下、闺房深院里寻找那醉人的柔情，从而企想得到一种安宁和温馨。他们自己在香绮之中，也没有忘记去寻找知己，借往古才人名士以装点门面、附会风雅，于是恃才不俗、能辞善辩的宋玉就成了他们的首选人物。就这样，在大多数唐代诗人心目中愁怨伤悲的宋玉在晚唐五代词人笔下就被装扮成了烟花丛中的多情才郎，又经过后代词、曲、小说的丰富、发展，而逐渐定型；一些风流文人也以宋玉自比，充当多情的角色；与此同时，宋玉作品中的故事变成了真实的宋玉的经历，以典故的形式写进诗词和小说、戏曲作品之中；至明清时代，出现了以描写宋玉爱情故事为主线的才子佳人剧，代表作品有杂剧《高唐记》和传奇《春芜记》等。于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人物画廊中又出现了迥异于现实的另一个宋玉——风流多情的才子。

如韦庄的《天仙子》：“怅望前回梦里期，看花不语苦寻思。露桃花里小腰肢。眉眼细，鬓云垂，唯有多情宋玉知。”在这首词里，宋玉是一个典型的善解人意的风流种子；而由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演化出来的典故“宋玉东墙”，给宋玉又加上了一点偷香窃玉、非礼勾引的“才干”；出自宋玉《高唐赋》和《神女赋》中的“巫山云雨”一词被广泛地运用于词曲之中，让人觉得宋玉天生就是一个善于拨雨撩云的言情圣手；而宋玉的“悲秋”更是成为抒写男女主人公相思之苦和阻隔之恨的常用语。

如此，宋玉忧国忧民的愁怨被缠绵的男女情思庸俗化了，其悲秋主题已不复存在；宋玉的微辞讽谏之文成了人们杜撰其风流韵事的原始材料，宋玉成了一个美貌令才、多愁善感、轻薄无行的放荡文人。基于此，曾一度与屈原并称的宋玉便彻底地丧失了与屈原平起平坐的资格，渐渐地拉开了与屈原的距离，出现了大的反差。元人邓玉宾的散曲套数《粉蝶儿·满庭芳》道：“一个阳台上襄王睡着，一个巫山下宋玉神交。休道你向渔父行告，遮莫论天写来，谁肯问《离骚》。”宋玉与襄王成了狼狈为奸的一路货色。这一切都直接导致了近、现代民间和学术界对宋玉的评价。

时至现代，对宋玉的评品尤为苛刻，特别是阶级分析方法被运用到文学批评中之后，唐宋以后文人笔下风流多情、惯使闲愁的宋玉首先为人们所不能容忍。闻一多说宋玉“不过是陪着君王说说笑笑，玩玩耍耍的一个面目姣好，服饰华丽的小伙子，态度并不很庄重”。这无疑是受了宋元以来文学作品的影响。在现代，郭沫若是对宋玉批评最彻底的一个，他以屈原来比照宋玉，按照要求屈原的标准来要求宋玉，说宋玉是一个地道的没有骨气、投降变节的文人，并于1942年创作了一部历史剧《屈原》，在对屈原的精神和气节大加赞扬的同时，对宋玉的贬谪、讽刺和挖苦可谓不遗余力。曾两次借剧中人物婵娟之口，大骂宋玉是屈原的“叛徒”，并说他是一个“没有骨气的无耻文人”。于是，宋玉不仅不是屈原的同俦，而且更是与屈原对立的人物，宋玉的形象在这里发生了质的变化。虽然这只是一部文学作品，但对宋玉的这种评价也是郭沫若在楚辞研究中所一贯坚持的观点。(https://www.daowen.com)

在对宋玉的人格进行彻底的毁灭性的贬谪的同时，对宋玉的作品也给予了几乎是全面的否定。最有代表性的是刘大白的观点，刘大白在他1927年所发表的《宋玉赋辨伪》一文中，举出十多条证据，来否定宋玉所有赋作的真实性。归纳起来，主要证据是：其一，赋中多称“楚王”或“楚襄王”，宋玉为楚人，称自己的国君不应冠以“楚”字，且宋玉为襄王时代人，不应预称其谥号，可见宋玉之赋显系后人追叙之词；其二，宋玉赋不合先秦古韵，可见非先秦时人所作；其三，如把所有赋作都算成是宋玉之作，那么就不合《汉书》所记的十六篇之数，因仅《九辩》就有九篇；其四，宋玉时代不太可能出现这样的赋作；其五，宋玉赋中多有“宋玉”二字，可见非宋玉本人所作。刘先生的话也颇有些道理，再加上当时疑古思潮正盛，所以就赢得了不少拥护者。尽管有学者持不同意见，但不是主流，所以对宋玉赋全部或绝大多数属于伪作的说法在当时几乎成了定论。

经过晚唐以来一千多年的演变，宋玉不仅成了一个无德无能的浪荡才子，甚至连他赖以成名的赋作的著作权也被剥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