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骚》：生与死的交响曲

黄灵庚

本文想通过对《离骚》所叙述的内容和文本结构的具体分析，力图梳理出贯穿于全篇中心主线，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神话学、考古学、文献学以及楚国的宗教礼俗、南国风尚等，努力探究屈原所特有的生命哲学观念及其对死亡形态的认知，试对《离骚》的“义理”、内容主题以及某些“难读”的重点章节作一番深入而实际的探讨。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屈原的《离骚》是一座挺拔巍峨的丰碑，对后世文学传统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确实称得上是独步古今的中国第一奇诗！

但是，前人在尊崇《离骚》的“辞赋之宗”的地位时，不无感叹地说，在“楚辞”作品中，“其最难读者，莫如《离骚》一篇”。[1]

《离骚》之所以“难读”，从微观上说，固然是由于它文字的生僻，词义的古奥，名物的奇异，或者文句的佶屈，都将成为理解其作品大义的障碍，然而毕竟经过了历代众多楚辞学者不懈努力，属于训诂、辞章方面的“零言碎义”，似乎不会留下太多的难题了。应该说，这首诗之所以“难读”，还是在于《离骚》全篇旨义的领会、把握和概括。即是说，贯穿于《离骚》全篇的“义理”是什么？屈原在这首诗中，究竟表现了一个怎样内容的中心主题？(https://www.daowen.com)

这实在是一个研讨了二千多年、似乎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综观自两汉以来，历代的楚辞学者都围绕着这个话题展开探索。只是前代学者在概括和抽绎《离骚》的“义理”时，往往习惯于儒家的社会政治学的视角，用儒家的君臣大义作为思考和研究的出发点，其结论，在文字的表述上虽有差异，而基本内容的格调几乎千篇一律，要么字字句句落于屈原事迹的史实，说《离骚》旨在高扬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忠贞”、“忧国”的思想，表现他虽遭“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2]；要么说，屈原“依诗人之义而作《离骚》”，[3]“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4]“大夫毕生忠孝，全副精神，尽萃于此”。[5]因而，“忠君爱国”的说教和考订屈原的史实，似乎已经成为研究《离骚》的固定模式和思维定势。

毋庸置疑，《离骚》确实有表现屈原的“忠君”、“忧国”的重要内容，但这不等于就是《离骚》这首诗作的“灵魂”和中心主题的所在。在考察《离骚》这篇诗作时，固然需要遵循“知人论世”的古训，少不了要用“史”的眼光，审视一下屈原处世态度及其创作《离骚》所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社会矛盾斗争诸种因素，前人在这方面确是做出了很大成绩的。但是，这些因素只算作是研究《离骚》大义的外部参照系，何况像《离骚》这样的鸿篇巨制，毕竟不是屈原历史的机械的翻版，其内容之幽深玄远，意象之缥缈纷杂，情感之起落激荡，结构之奇幻多变，大大超越了史乘实录的范畴，解读这首奇诗，抽绎大义的真谛所在，仅仅依据儒家的政治伦理说教和历史考订，会显得多么苍白无力。譬如，“《离骚》之尤难读者，在中间‘见帝’、‘求女’两段”，[6]前代学者总在托意“男女君臣”上兜圈圈，或者落实于屈原本事，不免捉襟见肘，顾此失彼，“读之使人头闷”[7]了。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屈原的个体生命的由来、成长、存在乃至最终的归宿，始终是《离骚》关注的基本问题。解读《离骚》这篇诗作，把握其中心内容，抽绎其“义理”所在，审视的起点就必须升格到生命哲学的高度，然后紧密结合《离骚》的特有内容和文本结构，多角度、多学科、多层面加以综合考察和研究，“沉潜反覆，嗟叹咏歌，以寻其文词指意之所出”。[8]本文想通过对《离骚》所叙述的内容和文本结构的具体分析，力图梳理出贯穿于全篇中心主线，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神话学、考古学、文献学以及楚国的宗教礼俗、南国风尚等，努力探究屈原所特有的生命哲学观念及其对死亡形态的认知，试对《离骚》的“义理”、内容主题以及某些“难读”的重点章节作一番深入而实际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