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帮闲”到“文坛圭臬”：建国以来对宋玉地位的重新确立

建国以后，人们对宋玉的评品并没有因时世的变化而改变，相反，宋玉的地位在五十至七十年代更加低下。郭沫若以四十年代在历史剧《屈原》中的观点在学术上对宋玉进行批判，在他的《关于宋玉》[11]一文中说，宋玉不敢直谏，“不外乎是怕死或怕丢官”；《九辩》的创作只不过是因为他官做得不大而发牢骚；其作品“绝大部分是依阿取容的帮闲文字”，体现出他没有人民性的“妄自尊大”；认为历史上将“屈宋”并称，“那是出于封建文人的一种偏见”。对郭沫若的观点，学术界也有着反对的意见，如郑振铎说宋玉“不愧是屈原的好弟子”[12]。陆侃如与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稿》说宋玉的“骨头和屈原的是同样的硬”。程仁卿也认为宋玉“是一个有骨气的人物”[13]。但尽管如此，都很难消除郭沫若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学术界在批评宋玉人品的同时，对其文学作品继续持否定的态度，除《九辩》之外，宋玉的其他作品都在被怀疑之列。虽然胡念贻等人坚持宋玉的部分赋作是真实的，但没有引起学术界的注意，更没有被大多数人所认可。

从八十年代开始，随着文学研究的逐渐深入，宋玉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局面。首先是对其作品的研究，因为对宋玉作品真实性的认定是确立宋玉文学地位的前提，但仅凭历史记载很难动摇二十年代以来的陈说。有幸的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发掘的西汉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发现了首次面世的唐勒赋残简，这一发现把研究者带入到柳暗花明的境地之中，同时也使宋玉“起死回生”。因为唐勒与宋玉是同时代人，通过研究唐勒赋可以认定宋玉赋的真伪。学者们通过比较现存的宋玉赋和出土的唐勒赋，终于得出了人们期盼已久的满意的结论。汤漳平先后撰写了《“古文苑”中宋玉赋真伪辨》[14]和《宋玉作品真伪辨》[15]等两篇力作，借助出土的唐勒赋残简，从赋体形式、语言与句式特点、出场的人物等三个方面证实了宋玉赋的真实性，得出结论说，除《舞赋》之外，今存的宋玉赋都不能断定是伪作。同时廖名春也发表《从唐勒赋的出土论宋玉散体赋的真伪》[16]一文，证明除《舞赋》和《笛赋》之外，宋玉的其他赋作都是真实的。于是，今存的宋玉赋中的绝大多数应为宋玉所作，在今天已被学术界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宋玉赋的真伪问题解决之后，对宋玉其他方面的研究立即活跃起来，学者们希望抛开历史的陈见，从具体作品出发，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对宋玉进行重新评价和定位，并且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也出现了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的成果，使宋玉在被冷落和被嘲讽了上千年之后，终于又以全新的形象出现在当代。这些成果以确立宋玉《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对楚王问》和《讽赋》、《钓赋》等思想和艺术成就及其学术价值为基础，进而肯定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以前学术界所否定的言情之作进行再认识，从而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褚斌杰先生认为：其《神女赋》是中国后世言情之作的开端，“《高唐赋》无疑是一篇描写山川胜景的美文。同时，也是我国最早出现的一篇以大自然为独立审美对象的山水文学”[17]。毛庆先生说：“宋玉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极大的精力大胆全面描写女性并取得很大成功的文人。他在前代基础上发展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艺术手法，足为文坛圭臬，对文学史产生了很大影响。”[18](https://www.daowen.com)

在新时期，经过学者们三十年的努力，拨乱反正，以充分有力的证据归还了本应属于宋玉的著作权，肯定了他在散体赋的产生与发展史中的地位和在山水作品、女性作品创作方面的开创性，及对中国文学创作手法和艺术成就方面的贡献。这不仅恢复了南北朝时期业已确立的宋玉作为辞赋宗师的地位，同时又发现了他在文学创作领域内的诸多拓荒之功。更为重要的是，学者们已经开始把他与屈原区分开来，以肯定他独立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