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法

心理学中的调查法是指对不同群体或同一群体中感兴趣的心理学问题进行研究。关注不同文化之间差异的比较研究被称作跨文化调查法（cross-cultural survey）。而对同一群体的研究比较地理位置、种族、年龄、性别、社会地位、婚姻状况以及教育等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测验问题16的答案就是基于对工业社会中不同阶层恐惧症、孤独症以及其他心理障碍的调查得来的。调查研究通常是纯描述性的，适用于态度、观念、信仰、人格特点、心理障碍与行为模式的分布状态和普遍性程度这样的问题。这给研究设计和方法的选择带来了特殊的困难，因为只有当样本具有代表性并且回答是真实可信的情况时，调查研究才具有信度、效度。

样本的代表性取决于采用的取样方法。调查者要确保被调查的个体确实代表了所属的总体。在总体较小时，有时可以采取人口普查的方法。人口普查从定义上看，是对总体中的每一个体进行调查，因此不存在取样偏差的问题。有研究者（Hollingshead & Redlish）在对纽黑文市精神病患者进行的调查中就采用了这种方法，这一点我们在测验问题16的答案中已讨论过。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调查感兴趣的总体中小部分比例的被试才是切实可行的，这就会产生取样偏差的问题。

理想的情况下，应该选择简单随机取样（simple random sampling）的方法，调查者从总体中严格按照随机的原则选取个体。倘若样本总够大，这种技术可以确保总体中每一个体具有相同的几率被抽取到样本之中。那么在不同年龄、性别、社会阶层以及其他与母总体有关的人口学变量上，样本所包含的被试比例将与总体比例相当。换言之，就是可以在由统计方法计算出的误差范围内抽取具有真正的代表性的样本。但简单随机取样在实际中很少采用，因为将总体中所有的人名汇编成册（称作取样框架）非常困难。取样框架（sampling frame）是随机取样的基础。有时采用选民名册作为取样框架，但这会遗漏总体的某些方面，而且信息很容易过时。在英国，即使是首次发表的选民名册也有约9％的错误。由于人们经常搬家，选民名册很快就会丧失价值。有时也用电话号码簿作为廉价的取样框架。但是在英国约有10％的人家里没有电话，25％的人的电话号码没有记载于电话号码簿。电话号码簿作为取样框架会带来取样偏差：这样的取样中，几乎没有年轻人和穷人（没有电话的人），以及独自居住的女人（大部分通常都是没有记载于电话号码簿的人）。

人们已经发展出多种可供选择的其他取样方法。民意测验机构所用的是一种最为接近简单随机取样的方法，称作随机数字拨号。在每一次打电话时（通常前四个数字表示英国），剩下的数字随机拨号与被测者取得联系。这不是简单随机取样，因为没有取样框架，而且总体中每一个体被抽取的几率并不相等。但是这种方法比从电话号码簿中随机选择号码的方法要好得多，因为可以包括进那些没有记载于电话号码簿的人。对年轻人、较穷的人的取样偏差少得多。另一种流行的技术是分层随机取样（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在总体的不同层面上分别运用简单随机取样以确保每个层面的代表比例适当。比如，可以克服年轻人与穷人代表名额不足的问题。有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没有个体的取样框架，但是可以找到组的取样框架，这时可以采用分群取样（cluster sampling）。例如，如果一项调查需要全国所有的中小学生，因为没有学生的名册不能运用简单随机取样法；但是有可能得到全国所有学校的名单，从中随机抽取学校（组），然后从每一个被选中的学校中随机或者非随机地选取学生。这就是分群取样技术。

实际上，简单随机取样、分层随机取样、分群取样以及其他随机取样技术的成本都很高，存在实施困难以及其他令人不满意的地方。这些方法很少产生真正随机的、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因为某些类型的人与其他人相比，更有可能拒绝参加研究；或是由于其他原因在取样中被遗漏。所以，这些方法通常是不切合实际的。为了克服上述问题，心理学研究者、民意测验与市场调查机构常采用一种叫做比额取样（quota sampling）的技术，以“碰巧的”的方式选取个体。通常做法是在大街上拦住人们，或是多少带点偶然性地敲门，直至样本容量达到预定的比额大小。并且在不同的人口学变量，如年龄、性别与社会阶层上能反映总体的已知比例。调查研究者发现在实践中，比额取样法的信度几乎与随机取样法一样，而且通常成本更低，易于实施。

但是，只有在总体人口学变量上的比例数据正确时，比额取样法才可靠。应用这种技术的一次失败经历很著名，发生在1948年美国总统大选前期，由盖洛普民意测验机构发布。盖洛普机构根据194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相关比例，选取了美国选民的比额样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工业的繁荣发展与战后回国的军人使总体的人口学变量发生显著的改变。结果盖洛普机构的比额样本出现严重偏差。盖洛普机构预测杜威将以绝对优势胜过杜鲁门（49％比44％）。结果似乎非常确定，因此《芝加哥每日论坛报》甚至提前印刷了题为“杜威战胜杜鲁门”的版本，但哈里·杜鲁门最终以50％比45％之优势赢得了1948年的大选。

选好样本，调查者面临的下一个任务是从回答者的结果中提取需要的数据。调查的信度和效度取决于回答者答题的正确性与真实性。最常用的数据来源是访谈与问卷，这样的数据容易受到一些微妙的偏差影响。问卷在措词上很小的、看上去不明显的变化，或是访谈者传达出的非言语信号都会对回答产生显著的改变。调查研究者从痛苦的经历中学到，人们对某些类型问题的回答是不能仅从表面意义来考虑的。例如，在一项关于有组织的宗教生活的态度调查中，当被直截了当地问到“你是否喜欢有组织的宗教生活”，个体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回答“是的”——因为非常喜欢有组织的宗教生活；或者有一点喜欢有组织的宗教生活；或者相信肯定回答比否定回答可以使访谈者产生更好的印象；或者因为一种称作默认反应定势（acquiescence response set）的趋势，使一些人对大多数问题都回答“是的”，而不考虑问题的内容；抑或因为相信访谈者可能更喜欢肯定的回答，等等。

对于人们会如何作答，现在已经所知甚多。访谈法产生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通过使用纸—笔问卷而克服或减少。一份恰当建构的问卷是一个客观的测量工具，其效度可以通过问卷是否成功地将效标组（criterion group）区分开来，或者其他的方法来检验。例如，检验关于有组织宗教活动的态度调查问卷的效度，可以对定期去教堂的标准组与非宗教的或人本主义的群体成员进行比较。许多可资利用的巧妙技术可用于建构问卷，使之具有较高区分度或其他期望的特点。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默认反应定势的问题：问卷一半项目的措辞使回答“是的”代表赞成的态度，就像前面提到的问题那样；而另一半项目肯定的回答表示否定的态度（例如，有组织的宗教活动是否带来更多的坏处）。这叫做平衡，确保默认反应定势不会使测验总分在方向上产生偏差。

总体上，人们对调查问题的回答比想象中的更诚实。但对于敏感的问题，比如性、毒品或犯罪行为等，说谎或半真半假的回答会歪曲结果。对于特别敏感的问题，通常采用一种叫做随机化反应（randomized response）的巧妙技术，保证反应者回答的机密性以减少回避反应偏差（evasive response bias）的影响。随机化可以隐藏个体的回答，同时又能得到调查者需要的群体数据。比如，一项调查试图估计在总体中，曾经接受过艾滋病测试的人所占比例是多少。调查者让被试投硬币，其他人都看不到硬币的朝向。然后，如果硬币的头像朝上，或者曾经接受过艾滋病测试，被试就回答“是的”。从调查的结果不可能推测哪一个被试曾接受过测试，但是依然可以估计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曾经接受过测试。如果总体中没有人接受过测试，那么回答“是的”所占比例应该是50％，误差范围可由统计方法确定。假设有55％回答“是的”，倘若样本容量足够大而且回答是真实的，这就意味着总体中大约有10％的人曾接受过艾滋病测试。有证据表明这种技术确实可以增加真实反应。